1985年全国青运会的举重赛场上，15岁的辽宁少年才力以碾压性优势摘得110公斤以上级冠军。
这个出生时体重就达10斤的“巨婴”，在随后的八年里如同开挂般横扫国内外赛场，累计斩获60余枚金牌，其中包含40多个全国冠军和20多个亚洲冠军。
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他以破纪录成绩赢得“亚洲第一大力士”称号的瞬间，真正做到了让五星红旗扬名全亚洲!
然而谁能想到拥有如此辉煌职业生涯履历的才力，在退役后竟然过得如此萧条，在2003年5月31日孤身踏入沈阳医院时，裤兜里仅有母亲给的20元和父亲塞的100元现金。
这位曾举起数百公斤杠铃的壮汉，此刻连刚刚过千元的住院押金都无力支付，其中凄惨让人不忍细品。
最后8小时的无声告别2003年，在这个非典肆虐的凌晨，因病已经住院有些时间的才力，因呼吸暂停综合症在租住房里猛然惊醒。妻子刘成菊熟练地给他戴上呼吸机，这台价值数千元的机器是体院对他最后的情分。
当晨光穿透75平米挤着6口人的小屋时，妻子担忧病毒传染给女儿，轻声催促：“你去长白爸妈那儿吧。”——刘成菊也并非真的想打发老公离家，只不过打心底里为女儿考虑，只是没想到的是这句日常的关切，竟成了夫妻永别的开端。
到了在父母租住的简陋平房里，才力与双亲进行了五小时漫长对话，这段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要长，好似就预兆了一些不寻常事情的发生。
母亲特意买了4斤五花肉准备红烧，但对着热气腾腾的饭菜，这个曾一顿能吃10个包子的男人却毫无食欲，才力已然感知到自己的身体开始不对劲了。
下午两点半，一向懂事的才力为了不增添家人的烦恼，他独自揣着父母凑的120元打车去医院，160公斤的体重压得出租车底盘吱呀作响。
急诊室里，医生看着CT片摇头：“肺内感染引发呼吸衰竭，必须立刻住院。”但当他摸遍全身发现连基础治疗费都不够时，只能苦笑着给妻子打电话：“家里还有多少钱？”
电话那头传来压抑的啜泣：“300块...我再去借500。”才力在呼吸机面罩下挤出最后安慰：“别哭。”这位曾经的亚洲冠军，在生命终点竟然连1000块都拿不出来，要知道这还是医院通人情，只让他们象征性拿一点点钱，但这一点点钱才力也拿不出来……
深夜，当监测仪刺耳的警报声划破病房，被病魔缠身的才力，在33岁这一年，永远停在了举重台外的世界里。
才力离世后的故事而在才力离开之后，其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原来才力的日子，以及他为家庭的付出比大家看见的还要多得多，苦得多。
人们在他衣柜里发现压坏的十几辆自行车——这位月薪1200元的体院保安，每天骑行8公里上下班以省交通费。常年超过160公斤的体重，让他连弯腰穿袜子都可能导致猝死。
才力的故事无疑是悲剧的，但是造成这样悲剧的原因其实还是源于举重运动特殊的培养机制：才力小学二年级便辍学接受封闭训练，文化水平停留在识字阶段，而多年超负荷训练留下的腰椎损伤、呼吸障碍等后遗症，彻底堵死了他转型的可能。
更残酷的是经济现实。上世纪举重运动员主要依赖比赛奖金，没有商业代言机会。即便才力在1990年代巅峰期月收入过万（当时普通工人月薪约200元），但治疗运动损伤、维持惊人食量（每月伙食费超3000元）早已耗尽积蓄。当2003年他需要支付每月126元的减肥药费时，这个家庭连女儿的奶粉钱都要精打细算。
结语才力去世18年后，他的遗孀刘成菊患上乳腺癌，女儿才巾涵16岁时确诊甲状腺癌，这个“冠军家庭”不得不再次网络众筹医疗费。
这些悲剧撕开了竞技体育体系的隐痛：全国有大批退役运动员面临就业困境，重竞技项目选手伤残率也是极高的。
也许当我们为奥运健儿喝彩时，还更需建立体教融合的长效机制——避免孩子过早成为“运动机器”，完善伤残保障和职业培训。
尽管辽宁省体育局近年设立的《老运动员关怀基金》已为刘成菊提供5万元救助，但这远远不够。
才力最后的呼吸声是消散在消毒水气味里时，才力的离开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同情，他留给世界的不仅是60枚金牌，更是一面照见体制缺陷的明镜。
让运动员们退役后不必为生存挣扎，才是对“为国争光”最庄严的承诺。正如网友在其悼念页面的留言：“请不要让英雄流血又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