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7号，新中国马上要过10岁生日了，这时候，党中央突然宣布要对那些变好的“战犯”进行大赦。这事儿一传出来，台湾那边的人都惊呆了，国际上也是议论纷纷。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因为这个决定，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不过看看那些战犯管理所里的“战犯”们，听到那个消息，心里头虽然有点盼头，但谁也不敢多想。到了1956年年底，溥仪被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这种心思就更加明显了，直接就说：
没人能替代我，但我犯下的错真的很重。说到表现，我也不咋地。离特赦的标准，我还差得远呢。
所以，在12月4日那天，当他站在首批特赦战犯的大会上，从那张写着“19959年赦免第001号”的文件里，听到自己被点到名字时，心里头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比激动还要强烈得多。
显然，溥仪作为中国封建史上的末代君王，那时候的他，对自己曾三度坐上龙椅，却活成了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这段人生，已经有了相当透彻的领悟。
在战犯管理的地方，那些正在改正错误的“战犯”都被叫做“学员”，可溥仪跟他们终究不是一路人。等到他离开那儿，碰到的事儿也跟别人不同。毕竟，就算关东军被打败了，他的“皇帝”日子彻底到头，在苏联被看管的时候，他过的生活还是比一般人好多了。
一个人吃饭，啥活儿都不用干，就连屋里的苍蝇蚊子都有人帮忙搞定，这些待遇让溥仪那时候压根儿就不想回自个儿国家了。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苏联写信，说要永远留在苏联，还想加入苏联共产党。一直到1950年7月30日，人家告诉他要送他回中国了，他又赶紧跟翻译说，他还是想留在苏联。
但大家普遍认为，他急着想留在苏联，不是因为在那儿过得太舒服，而是怕一回国就得被问责。当然啦，对于这些话，溥仪自己从没正面说过啥。
说溥仪“与众不同”，主要是因为他两三岁就成了皇帝，之后两次重登皇位却又都退了位，还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直到53岁才算真正获得自由。他这一辈子大起大落，说实话，他基本没有机会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去思考咋过日子，咋生存。
周总理一辈子都在忙着为党、国家和老百姓出力，他从不因为问题只出在个别人身上就不去管那些问题。后来，溥仪从“战犯管理所”出来了，周总理立马就开始琢磨溥仪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后来，周总理挑了个好时候，摆了桌酒席请溥仪他们一家吃饭。饭桌上，周总理跟他们聊了很多话题，还特意问溥仪以后打算怎么过日子，有没有啥谋生计划。
但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没答应溥仪提出的两个工作意愿。而且，溥仪肯定做梦也没想到，1960年他琢磨的那两个职业，日后会变得超级抢手。
溥仪拿到“特赦令”后，没地方可落脚，就一直住在妹妹那儿。他心里也明白，老住在妹妹家不是个事儿。对于以后的日子，他琢磨过不少回，但真没想到，每天忙得团团转的周总理还会记着他，当时他都有点懵了。
看到周总理那么和蔼可亲，溥仪也直说了他心里的打算：要么是当个医生，或者去故宫做讲解员。他为啥这么想呢？
溥仪在两三岁的时候，就被推上了那个旧时候说的“皇上”宝座，表面上风光无限，好像啥都比别人高一头。但实际上呢，他也就是个普通人，要是比起童年快乐来，他可能还不如那些穷苦人家的小孩。
溥仪从小身体就不太好，虽然都不是啥要命的病，但小毛病不断，导致他得一直吃药。就这样，因为老生病，溥仪在一点点长大的过程中，也自己摸索了不少医学的门道。后来，他被送回了国内，关进了“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那时候，他还给医生当过帮手，时不时帮医生应对些突发状况，或者是拿拿药，看看些小毛病。
溥仪对这两样东西特别上心，总爱学，医生也挺乐意教他，时不时就给他讲讲，答答疑。这么一来二去的，他慢慢就攒下了不少医学的本事。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心里头开始琢磨，要是哪天能从“管理所”出去，他就去当个大夫。想着通过给人瞧病，减轻他们的痛苦，好给自己前半辈子做的错事弥补弥补。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否认同溥仪想“赎罪”的这个初衷，他想要去治病救人这个想法还是挺不错的。但周总理仔细琢磨后，还是没答应他当医生的打算。
救人性命这事儿确实很了不起，但医学真的是个很高深的领域。虽然历史上也有不少人因为长期生病，自己摸索成了半个医生，但这种情况毕竟少，而且他们都是先碰上病，然后才去学医的。溥仪呢，虽然也知道点药物方面的知识，但那只是皮毛，很不全面。
溥仪嘛，因为是“最后一个皇上”，身份挺特殊的，稍微出点岔子，那可能就在社会上引起大动静。所以，周总理没同意溥仪的那个想法。说到想让溥仪去故宫当讲解员这事儿，周总理也没点头，主要还是担心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想当年溥仪刚当上皇帝那会儿，他就像是老时候紫禁城里的“老大”，故宫对他来说那就是自个儿的地盘。说起来，他对故宫的了解那可不是盖的，熟透了。就凭这点，让他去当个故宫讲解员，那简直是太对口了。但话说回来，想想他以前的身份，他又成了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皇上”这个称呼，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简直是天边的云彩，摸不着也看不清。就算那时候新中国都已经成立十年了，大家对这种大人物还是充满了好奇。因此，只要溥仪的身份一曝光，肯定得闹出点动静来。
比如说，中国人对侵华日军有着刻骨的仇恨，而溥仪呢，他以前是被侵华日军控制的。从另一个角度想，在不少人眼里，他就成了“加害者”的“同伙”。因此，周总理既考虑到社会的反响，也为了溥仪的个人安危，没答应他提出的第二个工作打算。
1960年2月16日，溥仪揣着北京市民政局开的介绍信，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园。他准备在那儿开始新工作，两天后，他就正式上岗，当上了植物园的管理人员。
以前，溥仪压根儿没想过会干这份工作，但没想到他特别喜欢。就算是刚开始的第一个月，他的任务只是浇浇水、打扫卫生，他也做得特别认真。
溥仪在植物园工作了一整年，到了第二年3月，他就转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走之前，园里的同事们还特意给他办了个欢送会，这让他心里头挺暖和的，特别感激。
从那以后，他感觉自己身上的重担好像一下子卸掉了。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期间，他一边忙着日常事务，一边抽空完成了在“战犯管理所”时就已经着手的自传《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从他的角度出发，讲述了“清末”的那些事儿，既是他个人的成长记录，也包含了他深深的反省和悔悟。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为生病去世了，这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位皇帝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他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就只能留给后人去慢慢评说了。
现在回头看看，溥仪当年获得自由后，心里盘算着要当医生或者故宫的解说员，这俩职业现在可火了。医生嘛，治病救人，地位崇高；解说员呢，通过历史这个桥梁，把中国文化讲给更多人听，也挺受人尊敬的。可惜啊，那时候情况特殊，溥仪的这两个愿望都没能实现。
不过仔细琢磨琢磨，和那些一辈子都被关在紫禁城里的皇帝比起来，他后半辈子能捞着自由，估摸着心里也挺知足，没啥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