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诗说的就是大明的猛人于谦写的，于谦用一生去践行这首诗实现自己的理想，于谦这一辈子最崇拜的就是文天祥。
于谦生于1398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小时候很聪明，性格坚强。年仅24岁就中了进士，可见其天赋，蒲松龄考了一辈子，考官看他可怜才给了他一个秀才，范进54岁中举，从这可以看出于谦的天赋。
早年于谦最出名的事，就是在他28岁时，明宣宗的叔叔汉王朱高熙叛乱，明宣宗平叛，朱高熙投降，宣宗派了于谦去斥责朱高熙的罪状，把朱高熙骂的服服帖帖不敢应声，而句句在理，很得宣德皇帝的赏识，由此被提江西巡按，在江西发现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
于谦由于工作能力强在宣德五年（1430）年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巡抚河南、山西两省。明朝制度，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北京和南京为中心的中央直辖地区）以外，地方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每个布政使司（通称为省）设有布政使管民政赋税，按察使管刑名司法（相当于今天省最高检察院），此外还有都指挥使管军政（相当于之前军区），号称三司，是地方上三个最高长官，职权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辖。
布政使是从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挥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虽只是正三品官，却因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驻地方的最高官员，职权就在三司之上了。于谦做河南山西巡抚，前后一共十九年（1430—1448），可见朝廷对于谦的重视。
于谦在任期间地方治理很好，开荒扩地，兴修水利，使得百姓安居乐业，于谦也是有着很多人的赏识与支持，宣德和正统初年的三杨内阁，十分重视于谦的意见，往往早上奏折送到晚上就批准，由于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为兵部左侍郎。
但是随着三杨去世，明朝的权力渐渐掌握到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之手，明太祖虽然立了牌子，内臣不管专政，但是内臣毕竟是皇帝的贴身之人，而皇帝的对手就是大臣，由此到了永乐时期太监逐渐掌握大权，用来平衡大臣的权力
宣德时期更是教太监读书，由此导致了太监的专权，而王振本是一位读书人，后来明朝颁布有家室的也可入宫当内臣，屡次科举不中的王振于是自宫入宫，因他饱读诗书很快在众内臣中脱颖而出，被宣德皇帝看重，被选入东宫侍奉太子朱祁镇，王振很会迎合小太子，深得朱祁镇的尊重，朱祁镇不称其名，而叫他王先生，随着宣德皇帝的去世，年仅十岁的朱祁镇即位，此时朝中有三杨三位重臣辅助，内廷有朱祁镇的奶奶张太皇太后主持，张太皇太后数次想要杀死王振，此时的王振很会伪装自己，十分尊重三杨，对如何大臣都刻意讨好，还讨好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因此张太皇太后才饶了王振，王振也慢慢积蓄力量，结交外臣，到了正统五年以后，太皇太后去世，三杨死的死，病的病，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再也没有人能管王振便开始权倾朝野，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勋贵叫他作翁父，专权纳贿，无恶不作。
此时于谦不肯逢迎王振，正统六年三月，王振趁于谦入朝的时候，借题发挥，把于谦关在牢里，判处死刑。但由于大臣求情，也实在是战败的于谦的罪状，只好放了，降官为大理寺少卿（正四品）。于谦深得人心在正统十三年（1448）又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正统年间北方的蒙古势力再度迎来了统一，元朝自1368被明攻破大都后，在岭北行省还有着很大的势力，直到洪武二十年明朝大将蓝玉在捕鱼儿海击败北元元顺帝之子托克帖木儿，俘获男女七万余人，才暂时压制了蒙古势力，元裔（忽必烈后代）遭受重创，元朝势力退回漠北，导致元朝中央和草原势力形成竞争。
蒙古草原势力主要为，成吉思汗分封的各路诸王，他封自己的四个儿子为西道诸王，四个弟弟为东道诸王，窝阔台时期有封了阔端为凉州王，蒙古继承大汗需要参加蒙古西道诸王和东道诸王联合开的忽里台大会才能正式成为大汗，元朝的皇帝即是中原的帝王也是蒙古的大汗，由于蒙哥即位，造成汗位由窝阔台系到拖累系的转变，造成了敌对，忽必烈也和自己的弟弟争夺汗位，虽然击败了阿里不哥，但也没有剥夺他的土地，结果自己的后代托克帖木儿被阿里不哥后裔也孙迭儿击杀，北元自此开始内乱，后又回到忽必烈系，后窝阔台系（成吉思汗继承人三子窝阔台）鬼力赤杀死忽必烈系，改大元为鞑靼。
明成祖六次北征打击鞑靼，而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壮大，瓦剌源自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林中百姓，随着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北征纳入蒙古部，和蒙古时代联姻逐渐蒙古化，逐渐迁入漠西蒙古，明成祖北征打击主要是漠南蒙古，造成了瓦剌的壮大，由于草原只认可成吉思汗的后裔才可以做蒙古的大汗，瓦剌首领也先自任太师也就是三国时期的曹操，离了忽必烈后裔脱脱不花为汉，向西60次击败察合台汗国歪思汗，向南获取明朝的哈密卫，哈密卫是河西走廊通商要道，东征兀良哈部并且降服女真，草原基本统一。
瓦剌最初就想从明朝获得好处，最早朝贡不过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数给予各种物资，也先为了多得物资，逐年增加使臣到两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减少人数，也先不不肯。瓦剌的使臣往来，有时还沿途杀掠。
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还虚报名额，交换的马匹也大多驽劣，礼部按实有人数计算，对提出要求的物资也只给予五分之一，还减了马价，也先大怒，决定发兵攻打明朝。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大举入侵，脱脱不花攻辽东，阿剌知院攻宣府（明朝九边之一），也先亲自领军围大同，参将吴浩战死，羽书警报，不断送到北京。
军事情况紧急，王振决策由明英宗亲御驾亲征，朝廷大臣以吏部尚书王直和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左侍郎于谦为首坚决反对，王振不听认为这个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命令英宗的弟弟北郕王留守，带领朝廷主要官员和五十万大军向大同出发。
邝埜随军到前方，于谦留在北京管理部事。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没有计划的。他根本不会打仗，却指挥着五十万大军。大同守将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为王振的亲信监军太监郭敬所制，胡乱指挥，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郭敬逃归。
明英宗的大军到了大同，连日风雨，军中夜惊，人心惶惧，王振还要向北进军，郭敬背地里告诉他敌军情况，吓的王振才决定退兵。路上又碰着大雨，王振原来打算取道紫荆关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请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去炫耀一下自己的风光，又怕大军过境，会糟蹋他家的庄稼，又下令取道宣府，这样一折腾，闹得军士晕头转向，耽误了时间。到宣府时，也先大军追上袭击，恭顺侯吴克忠拒战败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带四万人迎战，到鹞儿岭，敌军设下埋伏，又全军覆没。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厅水库附近），诸将商量进入怀来县城据守，王振要保护行李辎重，便下令就地宿营。这地方地形高，没有荫蔽，无险可守，掘地两丈还不见水，也先大军追到，把水源都占据了，军士又饥又渴，挤成一堆。
第二天，也先看到明军不动，便假装撤退，王振不知是计，立刻下令移营，阵脚一动，瓦剌骑兵便四面冲锋，明军仓皇逃命，阵势大乱，敌军冲入，明军崩溃，死伤达几十万人，明朝政府的高级官员五十多人都被敌军所杀，王振也死在乱军中。明英宗被敌军俘虏。这次不光彩的战役就叫“土木之变”。
土木败报传到北京，北京震动。这时明军的精锐都已在土木覆没了，北京空虚，形势危如累卵。在土木之变传入京城后，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对策，翰林徐珵大声说，从天文看，从历数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迁，才能免祸。这个就和当年北宋南迁一样，放弃开封，就此淮河以北被金朝占领，如果南迁瓦剌占据北方就和当年的蒙古一样再度如住中原，而大明王朝如同南宋一样就此苟延残喘直到灭亡。
此时于谦提议，敢议南迁者，斩！大臣胡濙、陈循和太监金英都赞成于谦的主张，郕王也下了坚守的决心，徐珵不敢再说话了，从此恨死了于谦。明朝政府虽然决定坚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残兵不满十万人，上上下下都胆战心惊，怕守不住。于谦建议征调各地军队到京守卫，分别部署前方要塞军事，人心才稍稍安定。
郕王十分信赖于谦，升他为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领导北京的保卫战。
当时英宗被俘，作为也先的棋子，如果不去掉他的正统性，边关很难守住，英宗的儿子很小，当时形势，没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们商量立郕王为皇帝，郕王再三推辞。于谦说，我们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了任何个人。郕王才答应。九月，郕王即位为皇帝，是为明景帝。于谦建议景帝，瓦剌得胜，一定要长驱南下。
一要命令守边诸将协力防守；
二要分道招募民兵；
三要制造兵器盔甲；
四要派遣诸将分守九门，结营城外；
五要迁城关居民入城，免遭敌军杀掠；
六要派军队自运通州存有的大量粮食作为军饷，不要被敌人利用。
又保荐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抚，军官用为将帅。景帝一一依从，并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统帅全军。也先带着明英宗，率军南下，每到一个城池，便说皇帝来了，要守将开门迎接，守将遵从于谦的指示，说我们已经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挟明朝政府不成功，很丧气。
明朝北部各个城池虽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却也因此对于谦怀恨在心。瓦剌大军突破紫荆关，直入包围北京。都督石亨主张收兵入城，坚壁拒守。于谦反对，认为怎么可以向敌人示弱，使敌人越发轻视呢。下令诸将统兵二十二万分别在九门外拒守，亲自率领石亨和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德胜门外，和也先决战。通告全军，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将士知道只有决战才有生路，都奋勇争先。
由于于谦保卫北京的主张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获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来认为北京不战可下，一见明军严阵以待，便泄气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谦等大臣出来商议等条款，都被拒绝，越发气沮。进攻德胜门，明军火器齐发，也先弟中炮死。转攻西直门，又被击退。进攻彰义门，当地的老百姓配合守军，爬上房顶呐喊，投掷砖石，又被击退。相持了五天，敌军始终没有占到便宜，听说各路援军就要到达，怕归路被截断，只好解围退兵，北京的保卫战就此胜利结束。景帝以于谦功大，加官为少保（从一品），总督军务。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将报告也先派人来讲和，于谦严令申斥守将，从此边将都坚决主战，没有一个人敢倡议讲和的。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认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为皇帝，来和明朝对抗，结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这个法宝也不灵了。俘虏到皇帝不但没有用处，还得供养，成了累赘，便另出花招，派使臣声明愿意送还皇帝，制造明朝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张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兴，说我本来不愿做皇帝，是你们要我当的。于谦说，皇位已定，不可再变。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当迎接，万一有诈，道理在我们这面。景帝一听说皇位不再更动，忙说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这个皇帝关在南宫里。
从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所提的意见，明景帝没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征求于谦意见，于谦不避嫌怨，有意见便说，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谦，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谦的，也恨于谦，特别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托于谦的门客，想做国子祭酒（大学校长），于谦对景帝说了，景帝说，这人倡议逃亡，心术不正，怎能当这官，败坏学生风气。徐珵不知于谦已经推荐，反而以为是于谦阻挠，仇恨越发深了。改名有贞，等候机会报复。
大将石亨原先因为打了败仗削职，于谦保荐领军抗敌立了功，封侯世袭。他嫌于谦约束过严，很不乐意。保卫北京之战，于谦是主帅，功劳最大，结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里过意不去，写信给景帝，保荐于谦的儿子做官。于谦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讲不该顾私恩。石亨是大将，没有举荐一个好人，一个行伍有功的，却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讲得过去吗？而且我对军功，主张防止侥幸，绝不敢以儿子冒功。
石亨巴结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发生气。都督张打仗失败，为于谦所劾。太监曹吉祥是王振门下，也深恨于谦。这批人共同对于谦不满，便暗地里通声气，要搞倒于谦，出一口气，做升官的打算。于谦性格刚直，处在那样一个时代，遇事都有人出来反对，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时候，便拍胸叹气说：这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勋臣贵戚，语气间时常流露出来，恨他的人便越发多了。他坚决拒绝讲和，虽然明英宗是因为明朝拒和，也先无法利用才被送回来的，心里却不免有些不痛快。这样，在明景帝统治的七年间，在表面上，于谦虽然权力很大，在另一面，却上上下下都有人对他怀恨，只是不敢公开活动而已。于谦才力过人，当军务紧急，顷刻变化的时候，他指挥若定，眼睛看着报告，手头屈指计算，口授机宜，合于实际，底下的工作人员看着，不由得不衷心佩服。号令严明，不管是勋臣宿将，一有错误，便报告皇帝行文申责，几千里外的守将，一得到于谦指示，无不奉行。思虑周密开阔，当时人没有能比得上的。忧国忘身，虽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还了皇帝，却很谦虚，口不言功。生性朴素俭约，住的地方才蔽风雨，景帝给他一所西华门内的房子，几次辞谢不许才搬过去。土木之变后，索性住在办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发现他生活过于俭约，特别叫宫内替他送去菜肴。有人说皇帝宠待于谦太过了，太监兴安说，这人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儿能找得这样的人！死后抄家，除了皇帝给的东西以外，更没有别的家财。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举行祭天仪式。石亨认为景帝活不长久了，便和徐有贞、曹吉祥、张等阴谋打开南宫，迎明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和大学士（宰相）王文关在牢里。石亨等诬告于谦、王文谋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处谋逆，应处死刑。审案时，王文据理申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辩有什么用。判决书送到明英宗那里，英宗还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说于谦实在有功。徐有贞说，不然，不杀于谦，夺门这一着就说不出名堂来了。
于谦、王文同时被杀，明景帝也被绞死，这一年于谦六十岁，明景帝才三十岁。于谦死后，家属被充军到边地。
曹吉祥是于谦的死对头，可是他的部下指挥朵儿却深感于谦的忠义，到刑场祭奠痛哭，曹吉祥大为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朵儿又去刑场祭奠了。都督同知陈逵冒着危险，收拾于谦的尸首殡葬，过了一年，才归葬杭州。
明宪宗成化初年（1465），于谦的儿子于冕遇赦回家，写信给皇帝申冤，明宪宗恢复了于谦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说：“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几句话，传诵一时。于谦的名誉恢复了。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谥于谦为肃愍，并建立祠堂，号为旌功。明神宗万历时又改谥忠肃。杭州、开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广大人民永远纪念这个保卫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于谦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有《于肃愍公集》八卷，《少保于公奏议》十卷。演绎他的故事的小说有孙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
如果大家去杭州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于谦祠拜祭一下这个一心为公的民族英雄于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