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0年初，袁瑞良正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任职，突然接到人事局长李保顺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叶飞副委员长办公室担任秘书。
袁瑞良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已有两年，日常接触的只是处长级别的领导。这次要去见一位将军，他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更让他不安的是，将军一见面就问他：“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严厉？”
【“叶飞将军的脾气上来，先爆发了再说”】
叶飞将军为人正直清廉，对身边工作人员同样要求严格。袁瑞良曾因个人失误连累将军夫人受到批评，这件事让他记忆深刻。
袁瑞良因身体不适，急需购置一台吸痰器。经过多方询问，他了解到这种设备只有在香港才能买到。为此，他联系了叶飞将军在香港的老同学，请其帮忙代购一台。袁瑞良承诺，一旦收到货物，会立即支付货款。
货物很快就送到了。但袁瑞良还没付钱，叶将军的那位同学就通过别人传话，说这东西就当是“送的”。叶将军知道这事后，火冒三丈。他先找夫人王于畊了解情况。王于畊担心秘书受责，就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了下来。
袁瑞良向王阿姨道谢时，心里琢磨着，叶将军应该不会对自己的妻子发火吧。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叶将军不仅严厉批评了，还专门召集家人开会，明确规定：今后谁也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去托人办事。
袁瑞良对此事深受震撼，这为他日后的行事作风树立了一个明确的警示。
叶飞将军在廉政方面对自己和家人都有着极高的标准。他明确规定，无论是谁送来的礼物或提出的诱惑，都必须坚决拒绝，绝不接受。
1992年春天，一位香港商人来北京谈生意，叶飞将军亲自接待了他。临走前，这位商人写了一封信，表示为了感谢叶将军的款待，打算送他一辆奔驰600轿车。
叶飞将军作为高级将领，使用高档车辆出行本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一名资深共产党员，他始终坚持“勤俭节约”这一优良传统。因此，当袁瑞良将相关信件递交给叶将军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绝，语气坚定且果断：“不必了！”
另一次，一位杂志社记者直接邀请叶飞将军前往深圳为一家企业的开业仪式剪彩，并承诺活动结束后将赠送他一把价值五万元的纯金剪刀。叶飞将军听后立即表示不满，他坚定地回应：“别说五万，就算五十万，我也不会去。”
叶飞将军转身面对袁瑞良，语气坚决地说道：“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再找我处理了。”袁瑞良听后，迅速点头表示明白。
袁瑞良在组织叶将军的社会活动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不参与任何带有商业性质或盈利目的的活动。对于这一做法，叶飞将军给予了秘书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袁瑞良回忆，叶飞将军对不公之事深恶痛绝。他印象最深的是，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中，叶飞将军曾大发雷霆。
1990年3月，在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万里委员长强调了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这一话题触动了叶飞将军的内心，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直接打断了万里的发言，随后发表了一番关于反腐败的激情演讲。
当时，担任人大办公厅秘书局长的脱若男，考虑到叶飞将军的身体状况，上前劝他别太激动。叶飞不仅没接受，反而当场训斥她：“少管闲事！”这个场面让脱若男非常难堪，也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会议结束后，袁瑞良默默跟在叶飞将军后面，连大气都不敢出。这一幕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多年后他回忆道：“将军一发火，根本不会多想，直接就把情绪释放出来了。”但最让袁瑞良难忘的，是叶飞将军对脱局长态度的转变。
次日清晨，叶飞召来袁瑞良，对他说道：“你去人民大会堂找脱若男同志，替我说声对不起。昨天开会时，我情绪失控了，让她别往心里去。我明白她是为我着想。”
袁瑞良立刻把叶将军的原话完整地转达给了脱局长。听完后，脱局长笑了笑，说：“这没什么，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按照惯例，叶首长在台上发言时，是不能随意打断的。不过，考虑到他之前心脏问题严重，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所以才去提醒他。”
袁瑞良点了点头。脱若男接着说道：“我了解将军的为人，他嘴上说说，心里不会记恨，所以我才敢去劝他。你回去转告首长，我一切都好，让他多注意身体。”
袁瑞良回去后，把脱局长的原话一五一十地转述给了叶飞将军。听完汇报，将军的神情明显放松下来，轻轻点头说道：“这样就好。”
【“首长，这活儿该我做”】
袁瑞良初次与叶将军会面时，将军面带微笑地问他：“你听说过我脾气不好吗？”这让袁瑞良有些意外，他随即笑着回应：“没听说过。”
袁瑞良的社交圈子里都是普通人，根本没机会接触高层领导，更别说评价首长了。将军那番话，纯粹是为了缓解袁瑞良的紧张情绪。
叶飞见到袁瑞良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客套话或空泛的道理，也没提什么具体要求。他语气温和地对袁瑞良说："你来这儿工作，尽管安心。我不会在背后说你什么。"
叶飞将军在处理文件时，会根据文件的级别来决定是否让妻子参与。如果是省部级以下的文件，他会让秘书把文件拿给妻子看，或者让妻子和他一起，由袁秘书为他们朗读。然而，如果是省部级以上的文件，叶飞将军则从不允许妻子查看。这种做法体现了叶飞将军对文件保密性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工作流程的严谨态度。
王于畊和叶将军在这一点上非常相似，都表现出极强的自我约束力。对于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文件，哪怕就摆在眼前，她也绝对不会去看。这两位老党员在遵守纪律方面都做得相当到位，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
叶飞将军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参与了众多重要政策的制定工作。袁瑞良向叶飞汇报相关情况时，将军总是单独与他交流个人看法和意见，不允许家属在场旁听。叶飞的家人对此也非常理解，从未向袁瑞良打听过将军的工作内容。
1992年12月，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在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通常，叶将军在发表讲话时并不依赖事先准备的稿件，即便需要提纲，也是亲自撰写，从不交由秘书处理。袁瑞良回忆，在担任叶将军秘书的多年里，他从未替将军撰写过任何演讲稿。
凌晨一点，袁瑞良从睡梦中惊醒，察觉到叶将军的房间里传来异常声响。他首先担心的是将军的健康状况。推开门后，看到将军正站在窗边陷入沉思，他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将军提醒他：“明天的会议内容得提前准备。侨务工作中有一些涉及思想和政策的问题，还是需要在会上讨论。”
袁瑞良一听，立刻表示：“首长，这份工作本应由我来承担。”见将军沉默不语，他又补充道：“您只需概述一下主要内容，我来负责撰写！”
叶飞摆摆手说：“你去休息吧，我来处理。”说完，他继续专注地写起来。袁瑞良回到屋里，本想坐着等，结果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袁瑞良迷迷糊糊中察觉到有人进了房间。他睁开眼，发现叶将军正站在他面前。墙上的钟显示已经七点了。袁瑞良立刻起身，还没来得及说话，叶将军就把一叠文稿递给他，说道：“我写了个提纲，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遗漏或不合适的地方。”
通常情况下，秘书负责为首长起草发言稿，但这次角色却互换了。他终于领悟到毛主席为何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亲自撰写讲话稿，也明白了为何有些领导的发言显得单调乏味。
袁瑞良将发言稿递回给叶将军，平静地说道："内容已经很完整了，照此宣读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响。"他明白叶将军期待的是建设性的意见和补充建议。然而，对于这项工作，他始终认为自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个秘书啥都好，就是不会下围棋”】
叶将军阅读《中国老年报》并非由于自身年纪大，而是另有缘由。那时候，北京有两份针对老年人的报纸，一份是《中国老年报》，另一份是《中华老年报》，这两份报纸都是由一些退休的老记者创办的。
中华老年报和中国老年报分别由邓小平和彭真题写报名。前者隶属于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后者则归口于中宣部系统。聂荣臻元帅担任中华老年报的名誉职务，而中国老年报曾邀请叶飞将军出任董事长。叶飞将军对此未作过多考虑，随即应允了这一请求。
袁瑞良告诉叶飞，中华老年报原本计划与另一份报纸合并，但聂帅听说叶将军在中国老年报担任名誉职务后，便决定让两份报纸各自独立运营。叶飞听完后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答应挂名了。”
尽管如此，身为董事长的他只能继续坚持，每期报纸都不得不翻阅。
叶飞不仅热衷于阅读报纸，还对鲁迅的作品情有独钟。据袁瑞良回忆，叶将军的家中珍藏着一套16册的鲁迅选集，采用传统的线装版式，字体较大，便于阅读。
谈到叶飞的兴趣，除了读书，围棋也是他的一大爱好。这种爱好始于他在新四军时期，而陈毅元帅对此有着重要影响。据袁瑞良回忆，战争时期，叶飞常在战斗间隙与士兵们在树荫下对弈。到了晚年，他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有时与妻子或子女下棋，有时则由他曾经的秘书陪同。围棋不仅是他放松的方式，也是他与他人交流的桥梁。
袁瑞良上任后，坦言自己不会下围棋，甚至自嘲天资不足，难以掌握。尽管在将军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将军从未对他提出过任何负面评价。唯一指出他缺点的，是将军的女儿。她提到，将军曾评价袁瑞良：“这个秘书各方面都很出色，唯独不会下围棋。”
【“支持教育嘛！应该去”】
1992年春天，袁瑞良接到儿子学校校长的请求，希望他能联系电视台，为学校做一次电视宣传。
那时候，能上电视可是件稀罕事儿，机会难得。可袁瑞良却有点犯难，因为他的孩子和叶将军生活管理员的孩子都在那所学校就读。考虑到这层关系，袁瑞良觉得实在没法推辞，只能答应下来。
他首先联系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位熟人，希望得到协助。对方提出，只要有一位国家级的领导参与，就能确保拍摄和播出顺利进行。
袁瑞良思索片刻，回忆起叶将军之前的教导，觉得不便直接开口。于是他找了一位关系不错的秘书朋友帮忙，邀请这位秘书的上司出席活动。那位上司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人也很平易近人。
对方迅速同意了，并安排校长亲自前往汇报。袁瑞良刚处理完所有事宜，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他接到了那位秘书朋友的电话，告知首长生病了，无法出席活动。
袁瑞良没办法，只能去找叶飞帮忙。他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叶飞后，叶飞不仅没发火，还挺高兴地说：“教育是好事，应该支持。”叶飞知道那所学校，虽然名气不大，但师资力量很强。
次日清晨，袁瑞良陪同叶飞前往当地小学。当将军抵达时，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们立刻挥舞手中的花束，齐声高呼："欢迎叶爷爷！"
叶飞在会议上发表简短讲话，他强调："从历史中我们学到，中国要想发展壮大，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年轻人只有紧跟党的步伐，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和成就。他鼓励学生们要勤奋学习，不断进步。"
【“首长，您还有什么嘱咐？”】
1995年4月，袁瑞良被任命为福建省莆田市副市长，开启了新的工作旅程。4月26日，他特意前往与叶飞将军辞行，表达了对过往共事时光的敬意与感激。
他告诉将军：“首长，我明天就要离开了。”叶飞关心地询问：“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吗？孩子的学业问题解决了吗？”
袁瑞良表示：“家务和孩子的事都交给我妻子处理了。等孩子中考结束再考虑其他。”叶飞随即补充道：“让你妻子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新来的秘书帮忙。”
将军简短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关怀，让人心头一暖。片刻之后，袁瑞良注意到将军似乎没有更多问题，便主动开口询问：“首长，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叶将军并未立即回应。他本可以长篇大论，或是提出诸多细节要求。然而，他只是简洁地说道：“无论身处何地，务必保持自律。”
袁瑞良面对将军时，简洁地回应道：“您的话我记下了，请放心。”
袁瑞良担任莆田市副市长期间，同时负责莆田市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工作。他主管的福州至泉州高速公路莆田段全长46公里，总投资超过14亿元。这一项目吸引了全国147个工程队伍参与竞标，各方目光都聚焦在袁瑞良身上。
那时候，他手握大权，项目给谁做完全由他说了算。可是，面对前来投标的施工队伍，他直接表态：“我不谈钱，不搞交易！”袁瑞良始终记得叶将军临走前对他的叮嘱，就四个字——“保持清白”。
1996年，袁瑞良因廉洁奉公被选为福建省厅级干部的模范。莆田市委专门刊登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他的先进事迹。叶飞将军阅读后，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表示：“这真是太好了。”
1999年4月18日，叶飞将军去世。袁瑞良得知这个消息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立即联系了叶将军的新任秘书，表示：“我这就赶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首长尽心了。”
在叶将军的临时灵堂中，袁瑞良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了过去。那些尘封的记忆，像潮水般涌上心头，让他不禁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每一段回忆，仿佛都带着岁月的痕迹，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叶将军的离世，不仅让袁瑞良感到悲痛，更让他重新审视了那些曾经共同经历的岁月。此刻，灵堂的肃穆与宁静，似乎为他的思绪提供了一个安静的港湾，让他能够静静地梳理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