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监狱，又称功德林一号，正式名称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位于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
功德林寺原是北京德胜门外的一座佛寺，清朝改为粥厂，向孤贫免费发放粥食，在清朝末年，这里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劳动改造机关（京师习艺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仍将功德林作为监狱，主要用于关押政治犯。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人士作为政治犯也被关押在这里。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北平，但尚未接管该监狱。国民党方面准备在7月底撤出北平前（具体时间为7月28日），将关押在该监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六、七百名犯人全部处置掉。
中共党组织派平西游击队袭击了功德林监狱，将监狱中的人全部营救了出来。之后，国民党再也不敢把政治犯关押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以后，该监狱移交并直属公安部管辖，改为“北京战犯管理所”，关押着上百名国民政府的省部级大员和将军级别的武官，其中包括杜聿明（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曾任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 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康泽、王陵基（上将，曾任四川省主席）、范汉杰、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陈林达、黄维（第12兵团司令）、陈长捷、文强、沈醉（军统三剑客之一）、郑庭笈（国军第200师步兵总指挥）等人。
战犯在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相较于其他监狱，战犯在这里得到了人格、生活和健康的保证，甚至拥有一定的自由，比如可以在花园庭院打太极、做操，也可以下围棋、打扑克牌、打乒乓球，逢年过节还可表演自编自导的节目。
在功德林监狱曾有这样一件趣事儿：沈醉领头，带了一大帮中将少将，还制定了个作战方案叫“围剿刘峙”。一番鸡飞狗跳之后，一大帮老头子还是没能抓到这只“猪司令”。
从1959年开始，一些改恶从善的先进分子被陆续特赦，直到1986年8月，该监狱拆除。
在功德林监狱中，曾关押8位黄埔一期名将，最终，有7人先后被特赦，只有1位被执行了枪决。
第一位：李仙洲李仙洲是首位被我军俘虏的黄埔一期生。
1947年2月，李仙洲指挥整编四十六师和七十三军从明水、淄川进攻莱芜、新泰，准备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李仙洲所率七个师6.5万余人全部损失，李仙洲本人被俘。事后王耀武怒骂道：“就算六万头猪，也不会半天全被捉去。”
1960年11月，李仙洲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
之后，李仙洲历任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省政协委员、常务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78年2月起任五、六、七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1983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顾问，后又被选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理事，任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10月22日在济南逝世，终年94岁。
第二位：范汉杰1924年5月，范汉杰入黄埔学校第一期第四队，是第一期唯一以少将军衔就读的学员，在黄埔一期中创造了两个纪录：年龄最大、曾任职位最高的学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范汉杰担任陆军副总司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1948年，范汉杰在锦州战役时被解放军俘虏，拘押于战犯管理所，1960年第二批特赦，之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第三位：黄维在黄埔军校第一期，黄维和陈赓是同班同学。
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黄维曾参与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在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所以很快得到提拔。
抗日战争时期，黄维历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第18军军长、第54军军长、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黄维担任青年军第31军军长、联合后勤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新制军官学校校长、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第12兵团司令官。
徐蚌会战中于安徽双堆集被包围，其下属第110师师长廖运周率部投共，黄维化装为小兵突围但最后被俘。
1956年，被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后移到北京秦城监狱。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特赦，亦是最后一批。
可以说，黄维是死硬份子，虽然他被特赦，但其实他并没有真正接受我党的改造。
据说，黄维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将心力投入到了永动机的研究之中，在他被释放后，仍然不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当然，最终他也没有研究出来个啥玩意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维是《毛泽东选集》里提及次数最多的人之一，高达144次。
第四位：杜聿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杜聿明在国民革命军机械化部队任职。
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百师师长、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在解放战争时期，杜聿明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与我军展开交锋。1947年，东北局势对国军很不利，杜聿明也因病离职。
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杜聿明再度回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兵团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杜聿明在河南永城县陈官庄被俘，并送至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杜聿明是唯一身兼“战犯”与战俘双重身份的人。
1959年末，杜聿明成为首批被特赦战俘。之后，杜聿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及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是杨振宁的岳父。
第五位：宋希濂宋希濂被誉为“黄埔之光”， 是蒋介石嫡系重要将领，也是一位抗日名将。
土地革命时期，宋希濂历任警卫军第二师第六团团长、警卫第一师第二旅旅长、87师副师长兼261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36师师长。1934年，他27岁，就升任陆军少将，隔年，他28岁，升任陆军中将，成为国军最年轻中将。
抗日战争时期，宋希濂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滇西抗战，历任国民革命军第36师师长、第78军军长、荣誉第一师师长、国民革命军71军军长、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71军军长、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宋希濂担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代理西北行辕主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兼第14兵团司令官、第14编练司令部司令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总揽四川、湖南、湖北三省军政实权）、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
1949年11月，宋希濂在西南战役中战败被俘。
1959年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被特赦，出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总顾问、黄埔军校同学会任副会长、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
台湾《中央日报》曾载文指其“甘为中共鹰犬”，作为回应，宋希濂将其自传定名为《鹰犬将军》，以表达其对“中国和平统一”的支持。
第六位：周振强周振强曾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侍从副官，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在抗日战争中，周振强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以及南京保卫战。
解放战争时期，周振强曾担任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官兼金华城防指挥等职。
1949年，周振强被俘虏，之后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
1959年12月，周振强被特赦。
第七位：曾扩情曾扩情虽然在名声上不及黄维、宋希濂、杜聿明等人，但他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其实一点都不弱。
曾扩情在投考黄埔军校的考试中名列第二，在军校中，曾扩情年纪较大，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又爱帮助他人，大家称他为“扩大哥”。
在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后，曾扩情担任干部委员兼秘书，对会员负有监督、考核、指导之责，在担任黄埔同学会干部委员兼书记长之后，对黄埔后期同学，提携奖掖，不遗余力。
曾扩情与张学良私交良好，对张学良的言行从不怀疑。西安事变发生之后，曾扩情还替张学良说过几句话，蒋介石骂他“无耻、背叛”，让他闭门思过。
1949年，曾扩情本来也是有机会逃到台湾的，胡宗南都给他送去了很多黄金大洋，作为盘缠零用，但是最终他却作出了“不离乡土，向共产党自首”的决定。
1959年11月，曾扩情获特赦，安排在辽宁与子女团聚。
1960年6月，任辽宁省政协文史专员，后为辽宁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11月3日病逝。
第八位：邓子超邓子超的升迁之路非常不顺，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到1934年才担任了江西保安团第三团上校团长，到1947年才被授予国军少将军衔，1949年担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参事。
虽然此人升迁不顺，但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却极为忠心，极力对抗改造，且多次组织越狱。
对待这种死硬份子，政府当然也没有惯着他，邓子超在1951年被处以枪决。
结语虽然邓子超和黄维都称得上是死硬份子，但黄维至少没有组织过越狱，也没有对抗过改造（但也是充耳不闻），所以，邓子超被执行了死刑，而黄维却只是一直被关押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有很多是在1959年、1960年释放的，而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又经历了十年浩劫时期，虽然有周总理的保护，这些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相比之下，黄维在监狱中的生活反而更好，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都能吃得上肉！要知道，毛主席当时都决定不吃肉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