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64年贺龙元帅建议撤销军衔制，毛主席：好，我早就想搞掉它了！
引言：
世人皆知1955年授予十大元帅军衔时的辉煌场面，却鲜有人知道，在短短十年后，这个让无数将士为之自豪的军衔制度却被取消了。更令人意外的是，提出取消建议的，正是其中一位元帅。1964年的一个夏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贺龙元帅说了一句看似随意的话，却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军制变革。毛主席为何会对贺龙的建议如此赞同？那些肩扛金星的将帅们，又为何会支持取消自己来之不易的军衔？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军衔制实施的历史背景与过程
1955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新中国成立仅六年，百废待兴，军队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年的春天，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一场关于军衔制实施的重要会议正在进行。
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厚厚的文件，这是经过多轮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从1953年开始，以聂荣臻为组长的军衔制研究小组就开始了艰苦的调研工作。他们走访了全国各大军区，征求了数千名军官的意见，还专门研究了苏联等国家的军衔制度。
在这之前，解放军一直沿用战争年代的职务称谓制度。连长就叫连长，团长就叫团长，没有军衔的概念。但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其他国家军队打交道时，经常会因为缺乏统一的军衔等级而造成不便。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军衔制度实施条例》。这份条例将军官军衔分为三级：将官、校官、尉官。其中将官又分为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五级；校官分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四级；尉官分为大尉、中尉、少尉三级。
9月27日，在庄严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开国元帅授衔仪式。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十位元帅身着崭新的军装，站在主席台上。当毛泽东亲自为他们佩戴肩章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的几个月里，军衔制在全军范围内迅速推开。10位大将、57位上将、177位中将、1360位少将陆续受衔。不仅是高级将领，从连级军官到士兵，都按照新的制度重新定级授衔。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军衔评定工作极为严格。以上将军衔为例，申请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之一：曾任野战军正职或相当职务；曾任军区副职或相当职务；在解放战争中建立过重大战功。即便如此，仍有不少资深将领因为条件不够而未能获得更高军衔。
军衔制的实施，在短期内确实提升了军队的正规化水平。统一的等级制度使得军队指挥更加规范，也便于与国际军事交往。但是，这个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日后成为了取消军衔制的重要原因。
二、贺龙元帅提出建议的历史背景
1964年夏季的北戴河，骄阳似火。在一栋临海的小楼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会议原本是讨论军队整编问题，但在一次茶歇时间，贺龙元帅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取消军衔制。
这个建议并非突发奇想。早在1962年，贺龙就在视察部队时发现了军衔制带来的诸多问题。在湖南某部队，一位战功赫赫的团长因为军衔较低，在与军衔高的后勤干部协调工作时常常受制。在江西，一位刚从军校毕业的中尉，仅仅因为军衔比一位老班长高，就对这位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呼来喝去。
军衔制实施后，部队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的军官过分注重军衔等级，忽视实际能力；有的人把军衔当作特权的象征，甚至出现了＂以衔压职＂的情况。更严重的是，军衔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一些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因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军衔普遍较低，他们的作战经验和建议往往得不到重视。
1963年冬天，贺龙在西北军区视察时，亲眼目睹了一件令他深思的事。一次演习中，一位少校参谋提出的战术方案被采纳，而一位军衔较低但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提出的更具实战意义的建议却被搁置。这让他想起了延安时期和解放战争年代，大家不分军衔高低，人人都能献计献策的场景。
不仅是贺龙，其他元帅也注意到了类似问题。陈毅在上海视察时发现，一些基层连队的政治工作受到了军衔等级的制约。年轻的政治指导员虽然军衔较高，但缺乏实践经验，反而影响了政治工作的开展。叶剑英在广东调研时也发现，部分军官过分注重军衔晋升，忽视了实际工作能力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军衔制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行政开支。仅1963年一年，全军用于军服、肩章、襟章等军衔标识的开支就达到了数百万元。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年代，这笔支出显得格外沉重。
此外，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军衔制作为模仿苏联军队体制的产物，也开始受到质疑。一些将领认为，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体制，而不是简单效仿他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贺龙的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表示：＂好，我早就想搞掉它了！＂随后，其他与会将领也纷纷表态支持。徐向前元帅当场表示，军衔制确实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有所不符。聂荣臻元帅虽然是当年军衔制研究小组的组长，此时也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取消军衔制是必要的。
三、军衔制取消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1964年8月，继北戴河会议后，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取消军衔制的具体方案。会议由贺龙元帅主持，参会人员包括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和军委机关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会议首先成立了军衔制改革工作小组，由叶剑英元帅任组长。工作小组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短短两个月内，工作组走访了华北、东北、西北等多个军区，召开了数百场座谈会，收集了上万份调查问卷。
在调研过程中，一些具体问题逐渐浮现。例如，如何处理现有军官的职务安排？取消军衔后，军人待遇如何保障？与外军交往时如何对接？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
1964年10月，工作组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专题研讨会。会上，来自基层部队的代表讲述了许多实例。在江苏某部队，一位曾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战士，因为没有军衔，在作战指导时常常受到轻视。而在山西某部队，一位刚从军校毕业的少尉，虽然军事理论知识丰富，但由于缺乏实战经验，指挥作战时却屡屡出现失误。
11月初，工作组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取消军衔制的建议报告》。报告中提出了＂三个保留、四个取消＂的具体方案：保留职务职级制度、保留工资等级制度、保留部队番号和建制序列；取消军衔等级、取消相应的军衔标志、取消军衔待遇差别、取消与军衔相关的各项规定。
1965年初，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份方案。随后，一场大规模的改革在全军展开。首先是各级军官将肩上的军衔标志摘除。在北京军区，十位元帅率先摘下了象征最高军衔的金色橄榄枝和四颗金星。这一举动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各部队按照统一部署，有序推进改革。军装上的军衔标志被摘除，证件、印章等物品上的军衔称谓被更改，与军衔相关的规章制度被废止。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特别注意做好相关人员的思想工作。
为了保持军队的正常运转，改革采取了过渡措施。在新的职务职级制度完全建立之前，暂时保留原有的部分管理方式。工资待遇方面，按照＂不增不减＂的原则，确保军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影响。
在对外交往方面，采取了灵活处理的办法。对外军事交流时，使用职务称谓代替军衔。如＂团长＂对应＂上校＂，＂师长＂对应＂准将＂等。这种方式既保持了与国际军事交往的通畅，又体现了中国军队的特色。
到1965年年中，取消军衔制的各项工作基本完成。部队建制改为以职务为主的管理体制，军官等级不再以军衔显示，而是根据职务高低来确定。这场改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体制变革。
四、取消军衔制后部队的新变化
1965年下半年，随着军衔制的全面取消，人民解放军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广州军区，一支由老兵组成的作战指导小组重新发挥了作用。这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兵，不再因为无军衔而受到轻视，他们的实战经验得到了充分重视。
在南京军区，一场别开生面的军事演习引起了广泛关注。演习中，指挥部特意将一些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老排长请来参与指挥决策。这些原本因军衔较低而难以进入决策层的基层军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演习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最终，这场演习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随之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成都军区，一位资深的政治指导员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在长期的部队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取消军衔制后，他的建议和方法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采纳，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更加扎实有效。
在东北某部队，一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的老战士被任命为作战参谋。此前由于没有军衔，他只能在连队担任普通职务。现在，他的战争经验得以充分发挥，为部队的战术训练带来了许多实用的经验。
基层连队的管理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兰州军区的一个步兵连，打破了原来军衔等级森严的状态，官兵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年轻军官不再仅仅依靠军衔来确立威信，而是更加注重提升自身的实际能力。
军费开支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取消军衔制后，仅军服制式的简化就为军队节省了大量经费。这些节省下来的经费被用于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和提升部队装备水平。据统计，仅1966年一年，全军就节省了数百万元的军服开支。
在军事训练方面，各部队开始更加注重实战能力的培养。原先一些过分注重军衔等级的形式主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济南军区的一次比武竞赛中，一位曾经的普通班长凭借精湛的射击技术获得了第一名，充分体现了能力至上的新风气。
对外军事交往也逐步适应了新的形势。1966年初，在一次与外国军队的联合演习中，中国军队展示了独特的指挥体系和战术打法。虽然没有军衔标识，但解放军官兵展现出的过硬军事素质和严明的组织纪律，赢得了外方的赞誉。
在军队院校的教育体系中，也体现出新的特点。原来过分强调军衔等级的课程体系进行了调整，更加注重实战经验的传授。在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一些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军官被请来担任实战教官，极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
这些变化充分证明，取消军衔制的决定是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际情况的。部队建设逐步走上了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发展要求的道路。
五、贺龙元帅建议的历史意义
这项建议的提出和实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66年春，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与会代表们回顾了取消军衔制后的变化。来自各大军区的报告显示，这项改革不仅改变了军队的外在形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方向。
在实践层面，这一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1966年3月，在河北某训练基地举行的演习中，一支由老兵和年轻军官混合组成的部队，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这支部队打破了原有的等级观念，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专长，创造性地完成了演习任务。
在军队管理体制方面，这项改革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1966年夏，西北军区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取消军衔制后，部队建立起了更加灵活有效的管理制度。职务的任免不再受军衔的制约，而是更多地根据实际能力来决定，这极大地调动了官兵的积极性。
在军队教育培训方面，这一改革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66年秋，军事科学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全军的教育工作者一致认为，取消军衔制后，军事教育更加注重实践性和实用性，摆脱了过分强调理论等级的倾向。
在军队经费开支方面，这项改革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据统计，仅1966年一年，全军在军服制作、军衔标志等方面就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些节省下来的经费被用于改善基层官兵的生活条件和提升部队的装备水平。
在国际军事交往方面，这一改革展现了中国军队的独特风格。1966年底，在一次国际军事交流活动中，外国军事观察员对中国军队不设军衔却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特点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军队建设模式。
在部队基层建设方面，这项改革促进了官兵关系的改善。在广州军区的一个步兵连，原来因军衔差异造成的隔阂逐渐消除，官兵之间形成了更加紧密的战斗集体。老兵的经验得到重视，年轻军官的才能得到发挥，部队的凝聚力明显增强。
这项改革还对军队的政治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在沈阳军区，一些基层政治工作者不再受军衔等级的约束，能够更加灵活地开展工作。政治教育更加注重实效，军队的政治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从长远来看，贺龙元帅的这个建议，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改变了军队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重实际、重能力的用人导向，为军队建设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到1967年初，这项改革的成效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体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