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境下的民谣指的是赋予民族色彩的歌曲，民谣的历史极其悠远，广泛的在民间流传，其作者多不知名。

民谣的内容极其丰富，包含宗教、战争、祭奠等多个方面，民谣朗朗上口，情感丰富，包含着一个民族的风俗和审美偏好。

在古代，民谣又被称之为谣谚和风谣，民谣在内容上“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能够切实的表达底层人民的情感、政治倾向，诚如《吕氏春秋》所言“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

民谣作为一种口头诗歌，在两汉时期尤为流行，两汉的民谣切实的反映了百姓的生活情况和舆论导向，不论是统治者、地方官府还是百姓，都对这种民声巷议非常重视，《史记》和《汉书》等正统史料书籍当中也随处可见民谣的身影。

东汉政府不仅将民谣纳入了行政考核体系，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举谣言制度，民谣既关乎着官员的考绩凭据，也是中国古代行政监督史上的一大创举，那汉代的民谣为何会如此重要？民谣在社会广泛传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吕氏春秋》

民谣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中国诗歌总集《诗经》当中的“国风”便指的是民谣。

班固在《汉书》当中说：“古有采诗者，击铎乡间，采风而献之，以正听”就讲述了朝廷官员专门深入基层，到乡间采集民谣，并将其整理成书带回去上报上级的行为。

民谣是统治者了解民意，体察民情的一种重要方式，两汉时期，民谣兴盛，既表达出了百姓的个人情感，议政心愿，也对官员执政做出了很好的监督作用，两汉时期的民谣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能够很好的补充史料的不足，还原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例如民谣当中所说的“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就表现了百姓对于灌夫仗势欺人，奢靡放纵的愤怒。

而“前有召女，后有杜母”则表现了百姓对于清官的感激与喜爱，百姓贴切地将清官比喻为父母，言简意赅的表达了地方百姓对官吏政绩的高度评价。

《汉书》

西汉末年，民间传出了一首《五侯歌》，《五侯歌》中记录的“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竟外杜。

土山渐台，象西白虎”就很好的反映了时事，讲述了外戚擅权，穷奢极欲的社会情况。

这首民谣在民间的传唱度极高，在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但是依旧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注意，这表明百姓想将民意传递给有决策权的官员，仍旧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民谣对官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直接关乎到政府对于官吏的选拔，汉朝时期的官府选拔制度尤其注重官员的名声。

征辟制度和察举制度常常以乡党评议为基础，是否受当地人所喜爱，是否能够得到周遭百姓的支持是成为士大夫出仕的基础条件。

士大夫

不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政府，对公众舆论都非常重视，西汉时期收集民意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皇帝派遣信任的人去官员身边进行监督，衡量他的政绩；

第二是派刺史亲自去到民间微服，体察民情；

第三是直接将民谣撰写成文，呈报上级，例如西汉的萧何和曹参相在实行政令的时候，就会特意去民间收集民谣，考察百姓对于政策的接受和认可程度。

但是由于汉朝时期交通不便，官官相护的情况常常出现，因此监察人员和民谣也很难真正的反映民意，到了西汉后期，收集民意的方式也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效用。

官员

西汉灭亡后，东汉登上了历史舞台，史书记载：“初，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于是广求民瘼,广纳风谣，由此可见，东汉比西汉更加关注百姓民声，光武帝历经坎坷，在基层生活过多年，他本人格外重视民声，因此他为了更好的听到百姓的声音，设立了举谣言制度。

光武帝将民谣正式纳入了行政体系，用民谣的好坏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迁和罢黜。

他的这一壮举不仅使得中国古代的监督制度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而且还给民谣赋予了新的价值与意义。

光武帝

在光武帝的关注与政策的要求下，民谣在东汉时期又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巅峰，东汉民谣监察制度日益成熟，举谣言制度实现了从民谣产生、传播到收集、影响决策、舆论监督过程，官员针对民谣较好的做出了改善，体现了民谣传播的价值。

两汉时期，除了有涉及政治的民谣之外，还有许多与地方人杰相关的民谣，例如“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就表现了民间百姓对地方人杰进行评议的行为。

汉朝时期，儒学发展迅速，教育制度日益完善，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掌握了极高的话语权。

儒生和知识分子不仅是未来官僚集团的候选人，也是民间舆论的制造者，两汉时期流行的民谣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儒生之口。

儒生

东汉私学繁荣，儒学门徒众多，学生人数激增，有人能够进入仕途当官，有人却惨遭落选，抑郁不得志。

那些没有进入行政体系的学子们便会在生活交友的过程中，用写民谣、说民谣的方式，表达个人对政治的评判。

由于他们并不在行政体系之内，不受控制，因此他们的言语大多都较为尖锐，表达更为激荡，传播力度也较广。

这些儒生在创作民谣的过程中，将个人意志与个人的行为模式融入在民谣之中，连接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帮助社会建立了一套行为规范，为民间百姓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创作

民谣之所以会在两汉时期广为流传，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统治者的需求息息相关，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民谣的本质符合了儒家所倡导的民本思想的需要，与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理念相一致。

汉朝之时，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列为了正统思想，其地位不可撼动，儒家的礼乐思想与民本思想皆为民谣的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

儒家认为百姓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百姓对一个国家的兴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五子之歌》当中就曾说过“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儒家学子认为，唯有关注民意，得到百姓认可，才能够绵延国祚，不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非常关注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关系。

孔子

汉朝礼乐文化盛行，歌咏作为表达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歌谣、民谣的传播范围极广，感染力极强，能够直接改变或影响百姓的偏好和选择。

因此民谣才会在汉朝经久不衰，值得一提的是，汉朝甚至还出现了地方官员利用民谣为自己造势的情况。

其二，汉朝的人群聚居方式为民谣提供了传播环境，文化政治的发展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汉朝时期，民间存在着大量的闾，百姓们的生产生活和交流尤为密切，很容易在交往的过程中，共同参与到某一话题的讨论当中，从而使该话题迅速蔓延传播。

百姓

汉朝时期，百姓与官员所住的地方相距不远，基本连接在一起，他们能够轻易的与统治阶层构成某种互动关系，只要官员有心，便能够探听到百姓的舆论偏向。

由此可见，地域的远近是统治阶级与百姓，交流的重要因素。

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建立于紫禁城之中，内外层层把守，皇帝除非微服私访，否则是不可能真正与百姓接触的，京城官员也因为地域的原因很难关注到边缘城市和边远城市的民声民意。

其三，统治者危机也为民谣的传播制造了一种心理动因，研究发现，人们在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时候，会迫切的寻求某种方式来进行发泄，否则便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例如当代人在失恋之时会找自己的朋友诉苦一样，如果百姓不及时发泄，那便会破坏社会治安，而吟唱民谣便是他们发现心中不满，讽刺批判统治者的一种方式。

民意

民谣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压力排解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汉强盛之时，民谣的数量远不如经历过战乱的东汉那么多。

两汉时期之所以会频繁出现民谣，一是因为统治者的支持，二是因为地域环境和独特的社会背景。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的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确实为民谣的出现创造了诸多条件，民谣不仅在反映民意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行政监督和文化整合，也会当代人了解汉朝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内容，其文本形式也一直为后世所借鉴。

其实在每个朝代都出现过类似于民谣的产物，它所代表的只是一种情感和诉求。

论两汉民谣在社会传播的深层原因.刘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