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洪门的司徒美堂,曾想组建政党回国参政

浩博评过去 2024-09-14 14:52:36

1、

二十年前的中文互联网上,“司徒美堂”绝对是顶流。

初次接受信息轰炸的网友们一度认为,司徒美堂青年时飘洋过海,凭借能力成为美国的洪门大佬,中年时动员华侨捐款捐物,援助祖国的革命和抗战。功成名就以后,又先后拒绝孙中山和教员的高官厚禄,飘然隐去,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侠客风范。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历史资料公开透明,曾经的“英雄”也被迫褪去滤镜,我们得以一窥历史人物的真面貌。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司徒美堂。

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

按照陶成章的说法,郑成功在退居台湾以前,为了给大陆留下反清复明的种子,便以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号为号召,创建了洪门,数十年后,陈近南将其发扬光大。因为洪门讲究“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故而洪门也称为天地会。

这个说法到底准不准,谁也不清楚,但不可否认的是,自清朝中期开始,洪门就是广东、广西、福建的重要民间社团,和起源于运河漕工的江浙青帮、起源于地方自治社团的四川哥老会鼎足而立。

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洪门/天地会弟子就积极参战,为太平天国定鼎南京立下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美国旧金山发现金矿,全世界的淘金客纷涌而至。

位于中外交流第一线的广东,自然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大量的广东贫苦人民跑到美国淘金,仅1852年就有两万人抵达旧金山。

到了1860年代,那些容易开采的金矿石基本开采完毕,唯有工业实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继续开采。这就意味着风靡一时的淘金热结束了,普通人再无淘金致富的机会。

不过,随着横跨美国东西海岸的铁路工程开工,在美华侨嗅到工作机会,便纷纷转移到铁路工程沿线,帮助美国修铁路,赚到工资以后再寄回故乡买田、盖房或补贴家用。

尽管他们经常利用欧洲移民举行罢工、维护自身利益的时机,抢占欧洲移民的工作机会,逼得美国出台了《排华法案》,但美国远远超过清朝的工资,还是吸引了大量的广东人偷渡到美国务工。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到四十年时间,美国加州的华侨便达到三十万左右。

这些华侨在美国举目无亲,又受《排华法案》的影响,经常被欧洲移民和非洲移民针对排挤,极度缺乏人身安全保障。

为了自保,他们依照广东的习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洪门堂口,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总部设于旧金山的致公堂,成为美国洪门最大的堂口,在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等大城市都有分堂,号称“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势力之大,为各团体冠。”

司徒美堂是1882年到美国的,年仅15岁,在唐人街餐厅做厨师。

自然,他也参加了美国洪门致公堂。

和大多数沉默、避事的华侨不一样,司徒美堂的脾气火爆,有一种敢打敢拼的领袖气质,不愿意做美国的下等公民,放下尊严换取工资。

正是这点微小的差别,彻底改变了司徒美堂的命运。

1888年,司徒美堂见一个美国白人在餐厅吃饭不给钱,双方争执不下,便出手教训那个白人,结果司徒美堂的手劲太大,把白人给打死了,被当局逮捕入狱。

这件事在美国洪门致公堂引起轩然大波。

华侨到美国谋生数十年,向来都是谨小慎微,忍气吞声,遇到不平的事也压抑在心里,以求换取在美国谋生的机会。

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怨气,不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现在司徒美堂徒手打死美国白人,其他的美国华侨立即意识到,此人很能打,能保护大家的利益,能代表大家反抗美国白人的欺辱。于是他们遵照美国洪门致公堂的约定,筹集资金聘请律师,营救司徒美堂出狱。

经此一事,司徒美堂名声大噪,成了美国洪门致公堂冉冉升起的新星,一些年轻华侨逐渐围绕在司徒美堂周围,在致公堂内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小团体。

再过些年,随着司徒美堂的羽翼丰满,他便在致公堂内另开堂口,取名为安良堂,并同时兼任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重要职位,其麾下的安良堂骨干,也大多在致公堂兼职。

至此,司徒美堂通过“堂内立堂、以安良控致公”的方式,正式由洪门新星晋升为洪门大佬,众人尊称为“洪门五叔。”

我们从司徒美堂的崛起过程可以看出来,他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绝不甘于人下,但他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决定了,他渴望的出人头地方式不是在一个组织内部逐级晋升,而是另立山头,自己做大哥。

司徒美堂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做派,帮助他取得了洪门大佬的地位,却在日后数十年,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

2、

美国洪门致公堂的触角延伸到中国,和孙中山有莫大关系。

1904年,孙中山到美国檀香山宣传反清革命、筹集革命款项,但成效不大。为了顺利开展工作,兄长孙眉把孙中山介绍给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黄三德又介绍孙中山加入致公堂的分堂——国安会馆,并授予他“洪棍”的身份。

正是这次美国之行,孙中山认识了司徒美堂。

他们两人相处了五个月,期间孙中山给司徒美堂讲革命理论,司徒美堂给孙中山筹款,结下深厚的革命情谊。此后一段时间,司徒美堂为支援孙中山革命,甚至把致公堂的四栋大楼典押出去,给孙中山寄去15万美元。

但司徒美堂不是散财童子,他支援孙中山,是有政治目的的。

1911年底,武昌起义爆发,滞留美国的孙中山急于回国,却苦于没有差旅费。司徒美堂立即筹款,送孙中山回国,然后动员致公堂成员发出三百多封通电,代表海外华侨声援孙中山。

长达八年的鼎力支持,致公堂是要回报的,司徒美堂也是要回报的,这一点,孙中山非常清楚。于是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立即致电司徒美堂,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监印官。

孙中山的这份任命,相当于论功行赏,并试图通过他和司徒美堂的工作关系,巩固他和致公堂、美国华侨的联系。

但总统府监印官的职务,显然不能满足司徒美堂。

不久后,司徒美堂以“功成身退”的名义拒绝了孙中山,与此同时,致公堂给孙中山发去另一封电报,一方面祝贺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提出要求——

在中国成立致公堂的政党,参与中华民国的政治生活,请孙中山给与适当的帮助。

致公堂的要求,或者说司徒美堂的要求,事实上是另立山头,和孙中山的同盟会并驾齐驱。

这样的要求,孙中山显然不可能同意。

因为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重要政治基础,就是海外华侨,一旦致公堂在中国成立政党,便意味着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政治基础遭到削弱,同时出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政敌,不利于同盟会长期执政。

在这样的考量下,孙中山便拒绝为致公堂成立政党提供帮助,而是提议“吸纳成员、逐渐归并”,即建议致公堂成员加入同盟会,两者逐渐融合,最终形成贯通国内外的政治力量。

孙中山的这项建议,其实是有利于同盟会、致公堂长远发展的,但毫无疑问,致公堂拒绝了,司徒美堂拒绝了。

从此以后,致公堂、司徒美堂便基本上和孙中山分道扬镳了。

既然投资孙中山失败,致公堂便要另寻目标。

这次,他们选中了陈炯明。

1925年10月,洪门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美国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正式成立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并选举陈炯明为主席、唐继尧为副主席,中央党部设在香港,司徒美堂任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

之所以做出这项决定,原因有二:

1、陈炯明和唐继尧是中国南疆实力派,手握重兵,可以做为洪门政党的武力保证。

2、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不要求建立明确的上下级关系,这就和司徒美堂的“另立山头”暗自契合,方便新成立的中国致公党,依托美国华侨的人力和财力,发展国内的政治力量。

然而,致公堂的这次投资也失败了。

1927年,龙云等四位镇守使发动兵变驱逐唐继尧,唐继尧失势。1933年,早已失势的陈炯明死在香港。这两位致公堂寄予厚望的南疆大佬离世以后,依托他们开拓政治版图的谋划,便彻底落空了。

陈炯明去世两个月后,在福建“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发动反蒋兵变,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第十九路军的前身是粤军,蔡廷锴和蒋光鼐、陈铭枢是广东人,而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司徒美堂就借筹款、慰问的机会,结识了蔡廷锴。

都是广东老乡,都有政治诉求,又都是老相识,于是蔡廷锴等人刚刚起事,司徒美堂就通电拥护,表示致公堂和全体海外华侨,愿意为新政权效力。

司徒美堂是准备利用第十九路军立足稳定以后,急需各政治力量支持的机会,回国开拓政治版图,完成十余年来未完成的事业。

结果,第十九路军只坚持了两个月,便在蒋介石的打击下失败了,蔡廷锴被迫出国考察。

司徒美堂的希望,第三次落空,中国致公党的工作也陷入停滞。

致公堂的三次参政尝试,要么因为选错合作对象而失败,要么因为选错参政方式而失败。这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都是司徒美堂的“另立山头”路线。

3、

全面抗战期间,司徒美堂和致公堂成员共同发起一个组织,名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累计筹款5400万美元,然后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送回国内,支援中国的抗战事业。

据后人回忆,已经年逾70岁的司徒美堂,那段时间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非常辛苦。

这是司徒美堂为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

但给抗战筹款捐物以外,司徒美堂的另一个工作重心,依然是试图成立政党、回国参政。

1939年10月,眼见原来的中国致公党名存实亡,无法承担参政议政的任务,司徒美堂便联合美洲各地的洪门堂口,成立了“全美洲洪门总干部”,司徒美堂亲自出任监督,吕超然任部长。

这个组织,相当于司徒美堂以致公堂为基础,在中国致公党外另立山头。

而凭借这个组织的监督身份,司徒美堂在蒋介石那里获得了统战价值。1941年,蒋介石任命司徒美堂为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力邀他回国任职。

收到蒋介石的委任消息,司徒美堂立即取道回国,奔赴重庆。

司徒美堂抵达重庆的第二天,周先生便亲自前去拜访他,还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给他举行欢迎会,并转达了教员对他的问候,邀请他到延安参观,可能的话再谈谈合作事宜。

但司徒美堂认为,这些年给中国抗战筹款捐物,展现了海外华侨的力量,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海外华侨和致公堂回国参政有眉目了,便没有理会教员和周先生的邀请,说了一些场面话,直奔蒋介石官邸。

谁知,蒋介石邀请司徒美堂回国,是希望他加入国民党,做为国民党和海外华侨、洪门各堂口的联系枢纽。

司徒美堂见状,大失所望,说道:“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绝不加入你们的党。”

是啊,他要成立政党和国民党并驾齐驱,又怎么可能加入国民党呢。

孙中山都没能打消司徒美堂的这个想法,更何况蒋介石。

不久后,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并在1945年3月的“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把美国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宗旨是“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

司徒美堂,就是党的全美总部主席。

中国洪门致公党是司徒美堂绝对领导的党,和曾经拥护陈炯明、唐继尧的中国致公党完全不是一回事。和以前的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相比,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凝聚力更强,又因为扎根美国,对蒋介石处理中美关系的作用更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又一次邀请司徒美堂回国。

司徒美堂为了参政议政,又回来了。

但蒋介石为了实际控制美国洪门致公堂,耍了一个花招——他命令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然后邀请司徒美堂出任主席一职。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中统”头目,他们成立的党,必然要安插亲信的中统特务。

可司徒美堂稍微思考一番,欣然接受蒋介石意见,以为身兼两个党的主席,便可以中国洪门民治党为跳板,把中国洪门致公党的力量带回中国,争取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份额。

结果,美国洪门的大佬玩不过中国中统的特务,没用多长时间,“二陈”就利用中国洪门民治党里的中统特务,完全架空了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都将近八十岁了,连续被蒋介石戏耍两次,又受到中统特务的玩弄,感觉非常羞愧,便于1947年7月在报纸上刊登《脱离民治党声明》,宣布脱离中国洪门民治党。

此后一年,司徒美堂始终在广东和香港隐居,谁都不见,什么话都不说,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直到1948年5月,我党发布了“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司徒美堂才坐不住了。

他知道,在非国即共的时代背景下,既然蒋介石和国民党靠不住,他想回国参政议政,只能站在共产党一边。

想明白这一点,司徒美堂便写了一份《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里面有一句:“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觉荣幸。”

稍晚几天,司徒美堂又写了《上毛主席致敬书》:“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写完这两封信,司徒美堂随即登船返回美国,等待消息。

那时,中国致公党已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恢复了组织机构和部分工作,并选举粤系大佬李济深为主席、老资格同盟会员陈其尤为副主席。这就意味着,重生的中国致公党已经是我党的合作伙伴,政治基础和日常工作都在国内,和海外洪门切断了直接联系。

所谓的“洪门领袖地位”,其实是司徒美堂无法代表中国致公党、立足美国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不能给他提供统战价值以后,给自己寻找的最后一丝统战价值,以求获得回国参政的机会。

4、

司徒美堂的信,教员自然是收到了,考虑到他在海外华侨中的巨大影响力,1949年1月20日,教员给司徒美堂写了亲笔信,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

9月4日,司徒美堂抵达北京。

那他是以什么身份参会的呢?

教员和周先生经过深思熟虑,给司徒美堂的定位是“美洲华侨领袖”,和他自我标榜的“洪门领袖地位”正相匹配。而前来参会的另一位华侨领袖是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

会后,司徒美堂当选为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则当选为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数年后又兼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他们都是海外华侨代表,地位却有明显的差距。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落差,一个很微妙的原因是,陈嘉庚访问过延安并给予好评、司徒美堂拒绝访问延安。

同样是在新政协会议上,兼任中国致公党主席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司徒美堂数次成立政党谋划回国参政,梦寐以求的就是这个职位,现在却连李济深的项背都望不到了。

八十老翁,奔波半生,沦落至此,让人不胜唏嘘。

如果他当初接受孙中山的意见,把美国洪门致公堂融入同盟会,便在国内有了立足点,说不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结果他非要另立山头,还没有识人之明、判断政治形势的能力,最终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以江湖会党的资质玩高端政治,结局大抵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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