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这时候的“交趾”是指所谓的南方人民，然而后来汉代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这时候的“交趾”是所谓的“交趾郡”，即在今天的越南境内（主要是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也就是汉代时控制的越南，交趾刺史部是包括了今中国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和中部（也就是包括了交趾郡），而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以南，包括今广西、广东及越南境内。

当地其实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当时南方地区普遍如此），于是在受到汉朝统治后逐渐受到了中原王朝的影响。根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初，（岑）彭与交址牧邓让厚善，与让书陈国家威德，又遣偏将军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诏命，于是让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址太守锡光等，相率遣使贡献，悉封为列侯。或遣子将兵助彭征伐。于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可见锡光早就为交趾太守（为东汉平帝时被任命），后来投降于光武帝刘秀，被封为列侯。光武帝延用锡光为交趾太守，之后又用任延为九真太守，“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开始越南地区的“文明化”。“初，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址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王莽末，闭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后汉书•循吏传》）

光武帝任命的任延是为九真太守，九真郡是在交趾郡之南。《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址，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馀人。是岁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徼外蛮夷夜郎等慕义保塞，延遂止罢侦候戍卒。”当地九真郡“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可以说农业经济非常落后，又没有婚嫁之法，属于原始社会的婚姻阶段，这种情况下，任延教民耕种技术，传播先进思想，固然能够改进当地的落后社会形态，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后汉书》称：“领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在东汉政府的感化后，归附汉代的少数民族开始增多，据史书记载：“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明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蛮人”都愿意臣服于汉王朝，不久后就爆发了“二征起义”。    “二征起义”征氏姐妹，又称二征夫人，而他们领导的一场在今越南北部起兵反抗东汉政府的斗争被成为“二征起义”，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又交阯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即为“二征起义”的范围之广，不仅仅在交趾郡境内，还扩散到了整个越南以及今天的两广地区，可以说极其广大，也就是演变成了一场岭南地区的叛乱，并且自立为王，已经是挑战了汉王朝的权威。叛乱的起因。最早的记载是出自于中国地域的汉文文献的记载，范晔在《后汉书》中提到：“徵侧者，麊泠县雒将之女也。嫁为朱觏人诗索妻，甚雄勇。交址太守苏定以法绳之，侧忿，故反。”何谓“雒将”？根据《交州外域记》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滩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即是当地的势力，民众称为“雒民”，此外还有“雒王”、“雒侯”、“雒将”，虽然是汉王朝任命的，不难看出具有较浓厚的地方势力色彩。按照这种记载，是作为地方势力的征侧被代表大汉政权的官员“以法”惩处了，导致征侧的愤恨，遂起兵造反，之后叛乱波及到了广大的地区，其曲在征氏。或许正因为是这样的说辞不利于“二征起义”的正义性，越南方面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更强调汉人官吏的暴政，并且附带上了国仇家恨色彩，比如《大越史记全书》虽然记载了征侧被依法惩处，然而也提到了苏定的杀夫之仇（“王苦太守苏定绳以法，及讐定之杀其夫”）。又记载：“交趾太守苏定为政贪暴，徵女王起兵攻之。”即具有民族反抗、阶级起义的色彩，是反抗“贪暴”的为政。越南修的《越南历史》就称：“征侧、征贰是亲姊妹俩。她们是雄王的后裔麋冷县（原山西省和现在的永富省）雒将的女儿。征侧是一位善操家务的勇敢机智的妇女。她丈夫诗索，是朱鸢县（现在的河西、南河省地区）雒将的儿子，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爱国者。在人民的拥护下，两位雒将的家庭正在图谋大业的时候,诗索被太守苏定杀死。苏定的残暴行为并没有使征侧灰心，相反，却更加激发了她举行起义的决心，以便驱逐侵略者,恢复独立,‘为国讨债，为家雪恨’”。很显然，这种说法都是事后建构，相隔太长，殊不可信，或许当以汉人原始的记载为准。    可能存在的深层原因：岭南的贪腐问题。当然，很明显，如果是征氏的个人行为，是不至于导致征侧“攻没其郡”，并且“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这显然是对于汉王朝的一场集体反抗，如果单纯归因为征侧个人被依法惩处（而且这很明显也是汉朝的单方面说辞）是不合理的。根据《东观汉记》载：“马援平交址，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目讨贼，怯于战功，宜加切敕。后定果下狱。”也就是当时的交趾太守苏定是个“张眼视钱”的财迷，也许在当地就大肆敛财，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实际上汉代的岭南贪腐问题一直很严重，如《后汉书·孟尝传》：“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又《后汉书·贾琮传》：“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为盗贼。”这些虽然都是东汉后期的说法，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岭南地区的贪污现象，又《东观汉记》有：“显宗（即汉明帝）时，锺离意为尚书，交趾太守坐赃千金”，可见当地贪污厉害。又《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初，援在交址，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即指当时马援为了抵抗岭南地区的瘴气，经常吃薏苡的果实，从而克服了瘴气，后来马援想要将其带到北方作为种子，于是回师时承载了一车，被时人视作“南土珍怪”，被权贵所嫉妒，也可以看出当时人眼中对于岭南珍宝的渴望以及对于获取珍宝的习以为常。又据《后汉书》吴佑曾告诫其父（时为南海太守）说：“今大人逾越五领，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闲，诚先贤所慎也。”也是引用马援类似的事迹，可见当时官员从岭南运送出大量物品容易被认为运送珍宝。由此可见，当时岭南贪污现象之严重。吕思勉曾写道：“交州开为郡县后，其地之人民，一时未能与华同化，而与西南洋颇有交往，珍奇之品颇多，官其地者率多贪暴，遂至激而生变，其后终以是丧安南焉。在后汉之初，则有征侧及其妹征贰之变。”可谓切中要害，所谓“贪暴”导致“激而生变”。

越南人黎文休评价说：“徵侧、徵贰以女子，一呼而九真、日南、合浦及岭外六十五城皆应之。其立国称王，易如反掌。可见我越形势，足致霸王之业也。惜乎继赵之后以至吴氏之前，千馀年之间，男子徒自低头束手，为北人臣仆，曾不愧二徵之女子，吁，可谓自弃矣。”吴士连则称：“徵氏愤汉守之虐，奋臂一呼，而我越国统几乎复合。其英雄气槩，岂独于生时建国称王，没后能捍灾御患。凡遭灾，伤水旱，祷之无不应。徵妹亦然。盖女有士行，而其雄勇之气在天地间，不以身之没而有馁也。大丈夫岂可不养其刚直正大之气哉！”显然是把“二征起义”视作为越南人反抗中国暴政统治的精神表率，体现了越南人的精神。再到后来越南征氏的起义被赋予了更多越南民族的反抗色彩。《越南历史》称：“汉朝代替了秦朝之后，更加大力推行同化政策。在各个太守和刺史的残暴统治下，人民遭受无数苦难和凌辱，这就更激发了越南人争取独立、自由的意志和民族精神。征夫人起义，首先体现了这种奋起反抗精神的无比英勇。它表现了冲天的气概，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说明-一个曾经在上千年间自主一方的、又有引以自豪的灿烂文化的民族，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些都体现了越南人对于二征起义赋予的民族主义色彩。马援南征在得知征氏起兵后，并且反抗的范围扩散到了几乎整个岭南，汉光武帝立刻做出来反应，派遣马援南征平叛，根据《后汉书》记载：“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址。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即马援为伏波将军，并且刘隆为副将，督段志等南击征侧姐妹，史称其“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岭南地区早期并非没有割据之条件，如西汉初年之南越王，又如五代时期的南汉政权，然而都是以“中国多事”为前提的，一旦遇到统一的王朝并且决心南下，就会难以割据。    根据《东观汉记》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是后来汉明帝明德皇后马氏之父，也创造了著名的马革裹尸的典故（马援后来南征还来后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马援早年在新末乱世中投靠隗嚣，后来到了光武帝麾下，帮助刘秀出谋划策，后来参与了平定羌人的战争，之后建武十七年（41年），任伏波将军，领兵南下平定二征的武装反抗。建武二十四年（48年），马援领兵远征武陵、五溪蛮夷，次年病逝于军中，终年六十四岁。死后受人构陷，被收回新息侯印绶，后来在汉章帝时期得到平反。

平定叛乱过程根据《后汉书·马援列传》描述如下：“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馀人。援追徵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援将楼船大小二千馀艘，战士二万馀人，进击九真贼徵侧馀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馀人，峤南悉平。”即马援到浪泊县大败叛军，接着追到禁溪，再次击败叛军，到光武十九年（43年）正月将二征姐妹斩杀，接着带着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二万名在九真进击剩下的余党，斩获五千余人，彻底平定了岭南（即峤南）地区的反抗。而越南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征测和马援斗智斗勇的片段，应该为后世虚构，不予采信。    关于善后事宜，据《后汉书·马援列传》的记载，马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馀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即将一个县分成两个县，扩充了行政单位，又“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馀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也就是马援在当地修建城池、灌溉用的水渠、修改当地的法律，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可以说是标准的中原王朝平定边疆叛乱的流程。此外，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明年夏四月，援破交址，斩徵侧、徵贰等，馀皆降散。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馀口于零陵。于是领表悉平。”可见当时平叛的汉军对于投降的蛮族首领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措施。当时岭南势力对付中原王朝的一为复杂的气候和地形、二为五岭。对于后者征侧姐妹并没有利用，毕竟其势力主要是在今越南境内，所以马援并不需要面对当年吕后征伐南越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的窘境。然而瘴气和复杂的地形仍然给了马援极大的困扰。此次征伐，马援军队的非战斗损失非常大，抛开一开始就病死的段志，据《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谓因为瘴气死者近半，可以说岭南之瘴气厉害，马援也自述说：“当吾在浪泊、西里闲，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从所谓“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以至于天上的飞鹰堕入水中）。又从原文来看“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可以看出当时马援是沿着海岸线进攻，并且一路沿山开辟道路，可见当时岭南地形之复杂，因此对于此次战事，吕思勉评论说：“光武此役，用兵盖极谨慎；马援亦良将；然至二十年秋振旅，军吏死者犹十四五焉，可见用兵南方之不易也。”

然而，马援时期的征讨仍然有着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是航海技术的进步，据王子今在《马援楼船军击交阯九真与刘秀的南海经略》一文描述说：“马援率军平定征侧、征贰暴动，又进而南下九真，海陆两道并进。楼船军由海路南下，战争规模、进军效率以及与陆路部队的配合都超过汉武帝时代楼船军浮海击南越、击东越、击朝鲜等事件，成为战争史中新的航海记录。南海海域马援军 ‘楼船’‘伏波’的成功，有南越人、东越人、从事南洋航海活动的民间商船水手以及‘汉之译使’及 ‘应募者’共同积累的海上航行经验作技术基础。”此外，当时的交通条件或许已有改善，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张骞：“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然而后来汉武帝时期征伐南越国就是通过水路进军的，当时的条件之改善是可想而知的，还有如东汉时岭南的荔枝能够送到京师，也是明证，《后汉书》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交通条件在改善，同时期也削弱了岭南地区割据的可能性。马援立柱的由来

和马援平叛有关的故事是马援在“汉之极界”立下铜柱并且附带文字的故事，这件事流传甚广，后来成为一种共同认同的说法。今人往往对于“马援立柱”的典故印象深刻，该典故被视为当时汉代对于越南地区统治象征或者征服象征，然而这个典故并没有出现在最原始的记载里。根据最早的东汉时的《东观汉纪》记载：    “马援于交址铸铜马，奏曰：‘臣闻行天者莫如龙，行地者莫如马。臣援师事杨子阿。孝武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立马于鲁班门外，更名曰金马门。臣既备数家骨法，以所得骆越铜，铸以为马，高二尺五寸，围四尺五寸，谨献。’诏置马德阳殿下。”提到的是马援是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铸铜马”，并且是用“骆越铜”制作，之后献给了光武帝，被放置在德阳殿下，这时候还没有“立柱”的说法，作者不厌其烦地描述“铸铜马”这件事，但是从未写过立铜柱一说，合理怀疑并没有此事，但之后出现了“铜柱”的说法，则为后世建构之说。最早提及的是西晋张勃的《吴录》：“象林有小洲，生柔金，自北向南行三十里有西属【屠】国，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场之表。”这里的记载有“铜柱”之说，也提到了“西屠国”，这两者最早挂钩，此时并没有马援之事，再之后“铜柱”才逐渐和马援挂钩。东晋俞益期的《交州笺》：“马文渊昔立两铜柱于林邑，岸北有遗兵十余家，不反遂居其地，岸南树对铜柱，悉姓为马，自婚姻有二百户。交州以流寓号曰：‘马流’，方语、饮食尚与华夏同。山川移易，铜柱今没在海中，正赖引民以识故处。”之后有《水经注》引的《林邑记》也记载了马援立柱的说法：“《林邑记》曰：建武十九年，马援树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号曰马流，世称汉子孙也。”而从各类著作来看，“马援立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流传的说法，并且从“西屠国”和“铜柱”挂钩再到后来和马援挂钩，从而出现所谓的“马援立柱”之说。此时马援立柱的位置是汉之南疆，后来是所谓“汉之极界”，考虑到汉代的地域，当为日南郡中，日南郡在东汉初平年间逐渐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建国林邑，所以称马援立柱“林邑”。    唐人注《后汉书》时引晋人《广州记》中有：“援到交阯，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而到了唐代，马援立柱之说成了广泛认同的事实，成为一种人们眼中的事实，然而此时仍然为“林邑”说，即在“汉之极界”。后来不仅要是“马援立铜”，还出现了所谓的“铜文”，而且地点也出现了巨大的改变。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汉马伏波平交趾，立铜柱为汉极南界，唐马总为安南都护，夷獠为建二铜柱于伏波之处，以明总为伏波之嗣，是铜柱在安南矣……闻钦境古森峒与安南抵界，有马援铜柱，安南人每过其下，人以一石培之，遂成丘陵。其说曰，伏波有誓云：‘铜柱出，交趾灭。’培之惧其出也。又云，交址境内有数铜柱，未知孰是。”这里提到所谓的“铜柱出，交趾灭”，这时候“铜柱”又有北移倾向，甚至到了“钦州”境内，则是古之交趾和南宋的交界处，可见当时的说法又有变动。从《岭外代答》中可见当时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是传统的“汉之南境”，即为日南境内，一种为“钦州说”，即在南宋边境（当时交趾已独立），后者显然又是虚构之言，并且附带了誓词。笔者曾见过另一件和马援立柱的事，即诸葛亮立碑说，出自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交趾在南诏东，南诏于东境置拓东节度，言将开拓东境也……又曰：柘东城有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蛮为汉奴。’夷畏誓，常以石榰梧。”这里提到诸葛亮立下石碑，碑文是“碑即仆，蛮为汉奴。”象征着诸葛亮代表大汉政权的征服气息，也是统治象征，和马援的故事类似，大概都是边境地区的一些传说，即所谓“附会之说”，将其附带到有名之身上，又经过历代层累导致了“马援立柱”且有誓言一说。再到后来，元代初越南人陈朝陈键所写《安南志略》一书言：    “刘昭云：交址安阳国，汉马伏波平交址，立铜柱为汉界，唐马总为安南都䕶，又建二铜柱，以总为伏波之裔。昔传钦州古森洞有马援铜柱誓云：‘铜柱折，交址灭。’交人。每过其下，以瓦石掷之，遂成丘。”可见此时两说仍然并存，即林邑铜柱说、钦州铜柱说，关于“铜柱出”一词又改为了“铜柱折”，可见其说又有变化，后来这两说就一起流传，后人自扰反而对两说进行求证。《大越史记全书》为是研究越南历史最重要的史书，其书关于马援立柱记载为：“马援追击其馀众都阳等，至居封县降之。乃立铜柱为汉极界。”又对铜柱注释为：“铜柱相传在钦州古楼洞上。援有誓云：‘铜柱折，交州灭。’我越人过其下，每以石培之，遂成丘陵，恐其折也。唐马总又建二铜柱于汉故处，记著马德，以明其为伏波之裔，今未详所在。左右二江各有其一。”可以说是取了“钦州说”，又同时记载下了誓文，即二说变一说，然而在原文又写“汉极界”，又有另一说的身影，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杂糅说法。《大越史记全书》同时也记载，1272年“夏四月，元使兀良来谕问铜柱旧界。帝命貟外郎黎敬夫会勘，言马援所立铜柱，岁久埋没，泯无踪迹。”间接证明了立柱之说的虚假，这种铜柱之说实为历代层累堆积起来的，难以置信。因此王元林在《马援铜柱与国家象征意义探索》一文写道：“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征氏叛乱，后世附会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铜柱成为马援军功的代表和东汉王朝南界的地标。但历来有关马援所立铜柱的地点争议不休，对其真实性亦存质疑。唐何履光、马总复立铜柱，五代楚马希范也于溪州立铜柱，明清官方、士人对马援铜柱推崇至极，其政治象征意义已超迈前代，马援铜柱已成为国家统一观念在西南边疆的体现。”可以说更多是精神象征大于实际存在，甚至极有可能并非真实存在。总结二征起义是东汉初年越南地区爆发的一场对于东汉政权的武装反抗运动，其起因可能是和征氏本人受到汉人郡守苏定的惩处，然而也可能是“华风”和当地原始习俗冲突，加之汉人官吏贪婪所导致的。在征氏起兵后，光武帝派遣马援进行平叛，最终二征身死，岭南悉平，事后留下了“马援立柱”的出按说，经过历代流传其形象不断完善，甚至流入越南写入史籍，而在中国则成为国家统一观念的象征，其精神意义大于实际存在。此外，自从马援平定征氏起义后，东汉在交州的统治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动乱，直到汉顺帝末年时随着东汉国力的衰弱才逐渐发生大的动乱。此外，如果从更长的时间范围观测，从马援平定征氏姐妹的起义后，交趾地区重归汉朝的统治，开始了越南第二次北属时期，直到544年（南梁时期541年爆发了李贲起义，到544年李贲称帝，结束了越南二次北属时期。）因此，站在中国对于越南的统治角度，这次起义和平叛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