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胡志明主席访问苏联，与斯大林和当时也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商谈了关于越南革命的问题。

之后，毛主席和胡志明返回北京后，胡志明便向毛主席提出了“援越”的请求，其中包括给予一定的军事物资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彼时两国又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兄弟有难，自然要出手相帮。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但为了支援越南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人民却毫不犹豫的伸出了援手，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更是豪爽地表示：除了直接派遣军队参战外，越南的同志需要什么，中国人民将无条件地援助什么！

应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决定，向越南提供无偿地军事和物资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和帮助越南军队建设。

当时，韦国清将军被任命为军事顾问团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两位将军为副团长。

然而，顾问团的领导确定了，在选择其他成员时，却让韦国清一下子犯了难。

尽管当时刘少奇已经给韦国清开了介绍信，但韦国清想要拿着这封介绍信去三大野战军“要人”，还是具有一定困难的，他也担心三大野战军的司令员不会买账。

在《红墙大事》一书中，就对这三个野战军司令员的性格作了描述：一野司令员彭德怀性如烈火、作战迅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是一位冷静、处变不惊的“智将”；而四野司令员林彪，则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稳将。

韦国清出身三野，如果全部成员都从三野挑选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顾问团成员也不可能搞“清一色”，所以还是要去其他三个野战军中选人。

可问题是，他该如何向这三位性格迥异的野战军司令员“要人”呢？若是他们推诿搪塞，岂不很尴尬？

这时，韦国清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在军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而且还是自己的老上级，让他帮忙，此事一定能成。

韦国清想到的这个人便是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韦国清就是邓小平的警卫员，两人关系非常好。

而如今的邓小平已是第二野战军兼西南军区政委，凭他在军中的资历和威望，想要在几个野战军中选几个人应该不在话下。

以至于在韦国清说明来意后，邓小平瞬间就明白了他的心思，于是便告诉他说，顾问团成员团可以从各野战军中选调，但你的几位助手还是在你的老部队，即三野选调。

此外，邓小平还叮嘱他：你去到国外后首先要搞好内部团结，不然对工作是不利的。

事实上，邓公此言是很有道理的，助手从老部队中选配，这样既不需要磨合，发生争论时也不用顾及兄弟部队的颜面和情绪，做起事情来也要顺手得多。

当然，从邓公的这些话中也不难看出，他在军中的威望还是很大的，有了他出面，各野战军首长多少还是得给他几分面子的。

之后，邓公又主动提出把彭老总和林总约出来谈谈，让他们对此事多加支持。

果然，有了邓公的支持，彭总和林总当即表态：将全力配合工作！

据记载，当时我军共选调了具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各类干部59名，其他工作人员总计281名，组成军事顾问团。

1950年7月，军事顾问团在南宁正式成立，但为了保密，顾问团并不对外公开，只是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

反观此事，韦国清之所以担心三大野战军不配合，以及他明明拿着刘少奇的介绍信却始终还是顾虑重重，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内幕故事，此处不便多说。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看《红墙大事》这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