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在焦急的等待中，张治中终于等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是那样的让人失望，却又在意料之中。
当时，在看到张治中等人在北平好不容易才争取来的包含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蒋介石大怒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北平和谈失败后，张治中和来参加北平和谈的国民党代表们进行了商议，讨论了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表示，愿意应中共的邀请留在北平，共同建设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的首席代表张治中却执意回到南京去。
在张治中看来，既然和谈已经破裂，他作为代表有责任回去向南京政府汇报情况，并且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本着这样的认识，张治中于4月22日给南京发去电报，要求在23日派飞机来接他，并计划于24日返回南京，并将这个想法告知了中共方面。
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十分担忧。因为，他很清楚蒋介石的为人，如果张治中回到南京，很有可能会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从此失去了自由。
于是，深知张治中心中顾虑的周恩来，一方面派人将张治中的家眷设法安全接到北平，一方面劝说张治中留在北平，和中共一起建设新中国。
那天，周恩来放下手头工作，匆匆忙忙地来到张治中等人居住的六国饭店，提出了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的愿望。
在劝说的最后，周恩来对张治中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周恩来的脑海中不由地想起了那位姓张的朋友。这位姓张的朋友，名字叫做张学良。两人虽然神交已久，但第一次见面却是秘密进行的。
1935年10月，周恩来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
此时，陕北的局面是十分复杂的。红军想要在陕北生存和发展，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蒋介石十分惧怕毛主席，根本就没有打算给与中央红军在一起的毛主席留下一丝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便派遣他的结拜兄弟张学良先行到达西北，担任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的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
事实上，蒋介石的目的十分明确，想要借助东北军消灭红军，同时借助红军削弱东北军的军事实力，一方面减少对东北军的军费开支，一方面加强他的独裁。
然而，此时的东北军，在经过了4年多的关内流亡后，已经暗流汹涌了。其中，大部分的东北军将士对东北家乡的思念越来越重。因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大多都在东北，打回东北老家去也成为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一道无法治愈的伤痕。
对此，张学良也是心知肚明的。甚至可以说，张学良想要打回东北去的愿望，不比东北军广大指战员弱，甚至更强。毕竟，他的父亲张作霖就是日本人炸死的，国仇家恨都让他无法喘过气来。
因为这个原因，张学良的抗日愿望驱使他不断地寻找参加抗日的一丝希望。
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抗日反蒋，确定了与一切主张抗日的团体和个人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中共的提出的口号和策略，正中张学良的下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张学良开始寻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机会。
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在洛川会见了李克农。这也是张学良与红军的第一次接触。从此，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那时候，张学良为了尽快实现抗日的目标，迫切地提出了与中共更高级领导人会谈的愿望。最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会谈。
4月8日，是张学良与周恩来约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然而，这一天的天空降起了大雪，张学良无法驾驶飞机飞行，导致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对此，张学良感到十分焦急。那天，张学良没有吃饭的想法，也没有睡觉的意愿，只是不断地看着窗户外面，希望大雪早点儿停下。
4月9日，大雪虽然变成了小雪，天气也十分寒冷，但为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利举行，张学良毅然决定当天一定要启程前往肤施。
为了给周恩来留下一个好印象，张学良早早地便从床上坐起来，为自己穿上选了一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
这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还是张学良为了与周恩来会谈，特意让人为他定做的。
随后，张学良带着王以哲和孙铭九等几个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飞到肤施，等待在肤施县城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
终于，张学良见到了周恩来。这也是周恩来第一次与张学良见面，虽然两人已经神交已久。
见面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相互握手问了好，便立即坐在一起，开始了会谈。张学良说：
“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
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听了张学良的话，周恩来说：“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张学良动情地说：“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
见张学良如此诚恳，周恩来也没有再藏着掖着，开诚布公地说：
“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后来，在张学良的话里，周恩来发现他太过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
于是，周恩来说：“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张学良说：“不敢当，不敢当！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
随后，张学良又表达了他在听了周恩来话后的感受，并说：
“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
说完这些后，张学良又总结了自己的意见，说：“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听了张学良的话，周恩来也感觉到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将抗日这件事情完全放在蒋介石的身上，毕竟蒋介石此人是一个耍惯了两面派的人，实在不敢彻底相信。
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周恩来对张学良直言道：
“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对于周恩来的话，张学良也是有同感的。
曾经，在东北易帜后的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就是那样摆了张学良一道，那种滋味，张学良是深有体会的。他之所以还要依附于蒋介石，就是因为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力量在目前的中国，是最为强大的。
由于张学良说的也是事实，周恩来也表示中国共产党依然有希望蒋介石能够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的想法，实现共同抗日的目的。
说完这些后，周恩来又说：“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争嘛，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听了周恩来的话，张学良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中来的。”
张学良的话说完后，周恩来说：“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见周恩来愿意帮助自己实现逼蒋介石抗日的愿望，张学良非常高兴，说：“对，对！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在一番交流后，周恩来和张学良定下了红军和东北军在往后合作时的责任和策略，已经今后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一些问题的协议。
这次见面后，在周恩来的心里，就已经把张学良当做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姓张的好朋友。
有了东北军的帮助，中央红军很快便在陕北解决了生存的问题，并得到了，站稳了脚跟。
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迅速前往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共同商讨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实现了抗日的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张学良便做出了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决定。
12月26日，取道洛阳回到南京后，蒋介石立即扣留了张学良，并要求他作个书面请罪的表示。
张学良虽然知道写下这个请罪书的结果，但想到已经达成的抗日协议，还是立即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写下了一封请罪书。此后，张学良便失去了自由，被软禁起来。
那时候，周恩来在赶到机场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对此，周恩来的心里一直感到十分愧疚，每次想到那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 如今，看到张治中执意要回南京，周恩来感觉到这个场面与张学良当时的情况，是何其相似！
因此，周恩来才说出了“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那样的话。
对于周恩来的邀请，张治中在内心是愿意的，但还是没有说出心中的顾虑，只是向周恩来表示了执意回到南京去的愿望。
1949年4月24日，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到机场去迎接以为客人。
那天，张治中虽然有些不愿意，但也没有驳好友周恩来的面子，便跟随着周恩来到了机场。
在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张治中看到了心中挂念的亲人，当即激动地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此后，张治中便留在了北平，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为了让张治中一家住着舒服，毛主席和周恩来特意让相关部门找了几个院子，让张治中选择。
最终，张治中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带着他们一家搬了进去。
这个院子，是一处宫殿式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餐厅能摆几十桌，舞厅能容百余人，条件十分好。
张治中虽然在这个院子里住着很舒服，但心里的结却一时难以解开。
于是，深知张治中心中所想的周恩来，对他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
由于周恩来的话直击张治中心中所想，张治中感到心里十分温暖。
原来，张治中由于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深受蒋介石器重，在投入人民的怀抱后，心里依然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觉得自己背叛了蒋介石，怕人家说他投机，始终放不下，致使他的心情极其低落苦闷。
听了好友周恩来的劝说，张治中逐渐放下了心中的包袱，人也变得开朗起来，并向周恩来说出了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愿望。
不久后，张治中便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张治中说：
“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此后，张治中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工作，为使台湾省回归祖国，尽心尽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扬。
看到张治中身上发生的变化，周恩来总理为好友的转变感到十分高兴，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