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是民国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送给罗卓英的楹联，老先生绝不是阿谀逢迎之人，何况对罗卓英这样的晚辈，他是发自肺腑地对罗将军由衷的赞扬。
相比较杜聿明或孙立人等这些国军悍将，罗卓英的名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说个天壤之别当不为过，可是要知道，罗卓英是唯一指挥过“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人，也是中国远征军第一任总司令，以这样的征战经历，与他现在的名气实在是不般配。
国军战将的高光之时，大都源自于抗日战争，据统计，按照抗战担任职务，如集团军总司令、大型会战总指挥、授衔上将及青天白日勋章等十项指标来算，罗卓英以21次排名第一，而薛岳和陈诚这些如日中天的名将，都排在14名之后了。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1896年出生于广东大埔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通文墨，重视教育，既耕且读，罗卓英7岁时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酷爱诗词歌赋，所以，他后来也被人称为国军中的“儒将”。
在那军阀混战的乱世，罗卓英看出文人是没有前途的，自清王朝取消科举后，文人上升的通道早已被堵死，书读得再好、再精也无济于事，最多给为官之人当个帮闲而已，于是，他便弃文从武，想通过报考军校，走出一条军人报国之路来。
1918年，罗卓英报考保定军校，可是因为他个子矮小，又没有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时的好运气，直接被刷了下来，直到第二年方才入校，是考官被他的执着所感动还是其他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这里结识了一生的贵人，那就是陈诚。
陈诚与罗卓英一样，也是位“浓缩的精华”，因他是浙江人，又是黄埔系，还对校长无比的忠诚，故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一路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
他自从结识了罗卓英后，二人成莫逆之交，便随时不忘提拔自己的这位小兄弟， 他被人称为“袖珍总裁”，而紧跟他的罗卓英则被称为“袖珍智囊”，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罗卓英与陈诚同为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学员，1920年，因时局不稳，军校被迫暂时停课，罗卓英回到家乡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军校复课后，方才回校继续学习，毕业后，陈诚留校当了教官，而罗卓英并未走他从军报国的道路，而是选择回乡教书去了。
1923年，罗卓英受民国元老邹鲁的推荐，任湖梅军少校参谋，但时间不久后就辞了职，直到1925年，国民革命军发起第二次东征时，陈诚将罗卓英招来麾下，任命其为炮兵连长。
所以，罗卓英从军的时间是比较晚的，至少不如战将如云的那些黄埔一期的学生们，不过，从这时起，他也算是黄埔系的正式成员了，同时也开启了他戎马半生的军事生涯。
说实话，罗卓英的战力值比起陈诚来，要高出许多，刚到军队便在攻打惠州城时立下战功，直接被升为炮兵副营长，随后在北伐中更是大放异彩。
当陈诚独掌第11师大权后，立即任命罗卓英为师参谋长，当11师扩编为第18军后，陈诚任军长，而罗卓英则成为11师师长，就这样，陈诚每一次的升迁，罗卓英就会更上一层楼。
十一师，十八军，十一为土，十八为木，这就是民国军队中最大的派系，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大名鼎鼎的“土木系”。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是“土木系”的根基，既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也是悍将的摇篮，仅一级上将就有五位从这里走出，其他还有四名参谋总长、两任海军司令和一名空军司令，另外还有数十位军长，至于师长团长的，更是不计其数。
虽然罗卓英是紧跟着陈诚一路升迁，但绝对不是一个依靠关系上位的庸才，恰恰相反，罗卓英是凭着自己的实力，在陈诚的加持下一步步打上来的，无论是东征还是北伐，亦或是中原大战还是同各路军阀血拼，特别是在对我中央根据地的围剿中，他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反围剿的过程始终是有选择地进行宣传，着重点是对毛主席主持军事期间的胜利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反之则一笔带过，比如，对第四次反围剿的过程就讳言莫深，几乎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
而罗卓英正是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时大放异彩，他参加了历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他所指挥的11师使红军损失惨重，是蒋介石手中反共的急先锋。
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后的赣州战役中，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多位红军师长或牺牲或被俘，这也是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有的惨败，而罗卓英也因此升任第18军军长并晋衔陆军中将。
聂荣臻元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敌人罗卓英带了两个师由吉安等地分进合击，驰援赣州。罗敌四个团利用我们侦察警戒不严密的弱点，偷渡赣江成功，钻进了赣州城。”
继而，他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广昌战役中，再次击败了由林彪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使得井冈山的门户洞开，屏障尽失，不得不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罗卓英率18军参加了淞沪会战，他指挥了被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阻击战，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守东线战场长达83天。
直至淞沪会战结束，日军都未能跨越浏河、嘉定之线一步，也使日本人知道了这名国军悍将，乃至“扶桑童稚知名姓”。
战后的罗卓英升任为第16军团长、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接着，他又率部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一系列的战役，可以说，他是在抗战中少有的打满全场的国军将领之一。
在武汉会战中，作为第19集团军和武汉卫戍总司令的罗卓英，面对蒋介石要求他坚守十日的指令，硬是顶住了日军疯狂的进攻，半个月后方才奉命撤离，为大批民众的转移和物资的内迁，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卓英作为总指挥，打了被称为“抗战以来最精彩一战"的“上高会战”，在政治和军事上，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也是罗卓英军事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自我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日寇为了恢复华北地区治安的稳定，意欲抽调赣北一带的驻军，前往华北进行扫荡，在调离前，日军以2个半师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驻扎在南昌周围的国军，以确保调离后该地区无后顾之忧。
日军向上高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在历时近一个月的攻防战斗中，驻防于上高地区的国军，在罗卓英的指挥下，沉重地打击的日寇的嚣张气焰，以歼敌万余人的骄人战绩，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为表彰罗卓英在“上高会战”中的杰出贡献，国民政府特授予罗卓英“青天白日勋章”。
1941年，为配合同盟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与日寇的作战，并确保援华物资进入中国，中国组建了十万精锐之师入缅作战，任命罗卓英为第一路军总指挥，部下其中包括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廖耀湘和宋希濂等一众悍将。
在取得“同古大捷”、“仁安羌大捷”和“东枝大捷”，并成功营救出数千被困英军后，由于英军不负责任的自保和战力的拉胯，与中国军队的协调配合上恣意而为等因素，远征军最终遭致惨败。
由于杜聿明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率部穿越野人山退回中国，数万远征军没有倒在战火中，却在莾莾的原始森林中殒命他乡；而罗卓英率领孙立人等部转入印度，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
在美国人的帮助下，罗卓英在印度训练新兵，由此，国军又一王牌的新一军诞生；然而，由于史迪威要求中国驻印军营以上的军官，全部由美国人担任，这让罗卓英大为恼怒，坚持不允，由此，二人矛盾升级。
为平衡关系，从美国获得大量的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将罗卓英撤职回国，被任命为军令部次长，主要负责青年军的训练，从此远离了抗战的前沿。
对于远征军第一次出国征战的惨败原因，一直是很难界定的，杜聿明就曾抱怨说罗卓英要对失败负责；可是罗卓英也有委屈，临行前蒋介石一再嘱咐，让他听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人史迪威指挥。
大陆对抗日战争的宣传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们对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抗击日寇几乎是不太提及的，灌输给人们是抗战时期蒋介石一直躲在峨嵋山，胜利后方才“下山摘桃子”的印象。
而抗战就是由如李向阳和高传宝这些人，用地道战和地雷战的形式，浴血奋战，最终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当然，还有那被无限夸大的“平型关战役”。
而对敌对阵营的国民党军，只有后来回到我方阵营的将领，才有可能得到些宣传，比如李宗仁，如果不是他回到了大陆，我们可能连台儿庄战役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哪里还能知道如远征军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
日本投降前夕，罗卓英被授予陆军上将，不久又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之中；然而，他这主席也当得实在是憋屈，在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之际，即使有通天的本事，也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他在广东任职期间，却做了一件对中华民族有大功之事，他率领数十位技术人员三下南海，对相关海域内的岛屿进行考察后，升旗立碑宣誓主权，为后来南海岛屿的主权问题，奠定了国属的重要依据。
在后来举办的“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上，披露极其珍贵的大量图片、实物标本和文献资料等，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岛屿是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试想，如果没有罗卓英的这次南海之行，这些岛屿的归属不知会有多少节外生枝的问题出现，会有多少的变数；所以，罗卓英此行的意义非同小可，这对我国南海疆域的认定奠定了基础，功莫大焉。
为表彰罗卓英此行的功绩，国民政府以罗卓英名号的慈威为据，将南海的一个岛屿特别命名为“南威岛”，以纪念他所做出的贡献。
1947年，罗卓英跟随陈诚来到东北，取代了因病不支的杜聿明主持东北的军政要务，然而，随着陈诚的调离，罗卓英也跟着去了台湾，为蒋介石败退后的布局打前站。
所以，罗卓英除了跟随陈诚在东北的半年时间外，可以说是缺席了整个解放战争，除了他与陈诚的关系外，是否有其他原因却不得而知了。
在解放战争中，蒋介石的操作真是有些让人匪夷所思，很多能征惯战，与共产党军队打过多年交道的悍将都无迹可踪，在战场中失去了身影，如薛岳、吴奇伟、关麟征、孙立人等等，当然，也包括罗卓英。
相比于“不拿村长当干部”的薛岳，以及不以校长马首是瞻的孙立人，罗卓英在解放战争中被弃用一直是个谜，他是妥妥的嫡系，也绝无“亲共”的嫌疑，连那“七路半”的卫立煌都被拉了上去，为何这位转战南北，功勋卓著的“土木系”二把手，却一直坐“壁上观”，真是让人费解。
陈诚在经营台湾的政绩上可谓是成效卓越，由于史料的缺失，作为副手和智囊的罗卓英到底在台湾的复兴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实在有些不太好说，除了还是对那些败退台湾的国军士兵进行整训外，就真是乏善可陈了。
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因糖尿病并发症在台北去世，享年65岁，一代名将就此谢幕，告别仪式上，蒋介石授予其“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的旌忠状，而老同学兼老领导的陈诚更是悲恸欲绝，泪洒当场，作《哭尤兄》一文以祭。
罗卓英是军人，也是文人，他一生著述颇多，尤其热爱诗词，他的《呼江吸海楼诗集》，是其代表作品，其他如《抗战言论集》、《从政言论集》、《赣行吟草》等等，都是他儒将身份的证明。
罗卓英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正如于右任老先生所言“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甚至有人赞誉其为“抗战第一名将”，然而，他一直就声名不彰，也许是长期处于陈诚的掩映之下，并不太为人知晓，仿佛如“藏在深闺人未识”一般的神秘。
尽管罗卓英是一位同我军长期对战的将领，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中，他被归于“反动派的帮凶和走狗”，但是，作为一位在抵御日寇侵略中荣立过赫赫战功的抗日英雄，应该给予最起码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