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政坛上波谲云诡，阴谋集团的两大势力一直想在重要位置安插自己的人选，他们想方设法让一些老革命家、老同志蒙冤入狱，为此他们特意“栽培”一批人当作“忠实”打手，吴法宪就是其中的一位。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时间里，空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随着第二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一步步成为阴谋集团的主要人物，他不但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还差点毁掉中国空军。

吴法宪原本江西贫苦农家出身，他参加革命后一直是林彪部队的干将，皖南事变后吴法宪在新四军重新组建后被调往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他率部开赴东北而再次成为林彪的部下，并且得到林彪屡次提拔。特殊年代来临时，是林彪“作保”让他免遭一劫，从此他死心塌地为林彪卖命，甚至还多次写“效忠信”以表明心迹。

从那时起，吴法宪从挨批斗的人物转变成批斗别人的“首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甚至不惜去诬陷别人，在他的安排和配合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打倒”。之后他又把空军指挥权交给林立果，整个空军内部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甚至还将大权旁落阴谋集团手中，险些给党和国家、空军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

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但真正属于他的审判还没开始，特殊年代过去后，1980年他被送上了公审台。这位曾经的空军司令员已经没有了原先的趾高气昂，而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罪行，他不仅承认自己犯下的过错，还积极揭发同伙的罪行，他害怕自己被判死刑，主动揭发了与江青有关的4件事。

第一件事：被江青指派去抓上海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其借口是“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吴法宪当时担心自己在上海人微言轻，但陈伯达大笔一挥给了他一份所谓的“授权书”。这张“授权书”成为吴法宪在上海抓人的“圣旨”，上海公安机关的重要领导干部梁国斌、黄赤波等人就这样被抓回北京，之后被江青送进监狱而蒙受不白之冤。

第二件事：受江青指派“请”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孙峻青到北京“谈话”，吴法宪便按其授意把孙峻青接到北京。只是江青所有的操作都是蓄谋已久，之后江青给吴法宪看了一份材料，上面所描述的都是孙峻青与总政、空军之间的“黑关系”，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孙峻青就这样被“监护起来”，不久江青在文件写下了“同意”二字，孙峻青被关入监狱。

第三件事：“寻找”佣人秦桂珍。当年江青在上海是红极一时的“蓝苹”时，秦桂珍经常帮她打理家务，对她照顾得非常细致周到，江青前往延安时曾许诺不会忘记秦桂珍这个好朋友，然而当江青掌权之时，秦桂珍却成了她的肉中刺。吴法宪按照江青提供的地址前往上海寻找秦桂珍，之后请到北京当“上宾”招待，只是江青却说“我不见了”，并指示吴法宪说秦桂珍与上海公安局有“黑关系”，秦桂珍就这样被带走。

第四件事：协助江青抢夺《解放军报》大权。当时肖力成为江青掌握舆论风向的“先锋”，江青让吴法宪帮助肖力夺权，并从军区调30名助手协助办报，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帮助阴谋集团操控风向的打手。可见那时江青就已经把手伸向了军队，而事情发生在1967年8月，也就是特殊时期开始不久，江青就已经暴露出野心，只是这些事情一直鲜为人知。

吴法宪主动交代了这四件事，江青听后在法庭上暴怒不止，在审判长的警告之下法庭才安静下来，这时吴法宪说：“我替江青办事情，犯下了滔天罪行，江青是罪魁祸首，我是江青的帮凶。”此时能够看到吴法宪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用揭发江青的四件事来表示悔罪，同时也能看到他对法律的敬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吴法宪希望通过积极交代和揭发，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也因心存恐惧而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让他在法庭上痛哭不已。最终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在1981年保外就医，于2004年病世，终年89岁，曾经的开国中将、空军司令就这样留下了毁誉参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