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联大，要求我国多缴会费，还要增加五常席位，我国表态亮了

随着2025年的临近，联合国的财政问题显得愈发严峻。

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长期拖欠会费，导致联合国财政紧张。

为解决这一困境，联合国提出了一项新的会费分摊方案，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承担更大的财政负担。

与此同时，联合国还在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试图增加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然而，这些提议在我国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应。

我国不仅明确反对加重发展中国家的会费负担，还对安理会扩容持保留意见。

此次联大会议为何会提出这些争议性提案？我国的反对背后有何深层原因？

近年来，联合国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自2022年起，资金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联合国的累积欠款已经攀升至8.59亿美元，这一巨大的财政缺口直接威胁到联合国的日常运作和维持全球秩序的能力。

为减轻财政压力，联合国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包括减少员工薪资、关闭部分部门、压缩预算等，但这些仅能暂时缓解困境，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导致联合国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会员国，尤其是会费占比较大的发达国家长期拖欠会费。

例如，美国连续两年未能按时全额缴纳会费，截至2023年10月，美国累计拖欠金额已超过10亿美元。

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联合国的财务状况，也降低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公信力。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联合国在2023年提出了一项新的会费分摊方案，计划在2025年正式实施。

该方案要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承担更多的会费。

联合国的这一提议立刻引发了广泛争议，特别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此表达了强烈不满。

会费分摊比例通常根据各国的经济实力来计算，但这种计算方法逐渐暴露出问题。

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在快速增长，但在人均收入和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从2013年到2023年的十年间，我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已经增加了三倍多，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会费比例却在逐年下降。

例如，日本的会费比例从十年前的10.833%降至8.033%。

这样的趋势表明，联合国的财政压力正在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身上。

这种分配机制违反了“支付能力原则”，因为尽管某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但它们在基础设施、民生改善等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要求这些国家承担更多的会费显然不合理。

因此，我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在2023年10月7日的联合国行政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发展中国家的会费比例持续上升，而发达国家的比例却在下降，这种做法显然不公平。

戴兵还特别指出，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主要是由于部分发达国家长期拖欠会费，而不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会费不足。

因此，联合国应该更积极地追讨拖欠会费的国家，而不是将经济负担转移给发展中国家。

为了帮助联合国摆脱财政困境，我国不仅反对不合理的会费分摊方案，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首先，我国主张联合国应提高财政管理的效率，优化预算配置，减少不必要的开支，避免浪费。

同时，建议联合国严格控制运营成本，合理分配资源，确保每一笔支出都能发挥最大效益。

其次，我国呼吁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追讨拖欠会费的国家。

数据显示，拖欠会费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拖欠行为尤其严重，但联合国并未对这些欠费国家采取足够有效的惩罚措施。

这种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会费显然不合理。

因此，我国建议联合国设立一个公开的欠费国家名单，并制定相应的制裁措施，以增加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压力。

此外，我国还指出，联合国的会费支出存在不合理现象。

大部分供应商集中在欧美国家，这些国家不仅拖欠会费，还从联合国的合同中获取经济利益。

我国建议在选择供应商时，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分散合同分布，促进公平的国际合作。

这一建议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促进联合国预算使用的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除了会费问题外，联合国近期还热烈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

联合国已经延续了近八十年的安理会结构，现有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显然无法完全反映当今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为此，联合国计划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并限制“一票否决权”的使用范围，这一提议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热烈讨论。

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国家长期希望能够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然而，这一提议在联大遭遇了不少反对声音。

我国在此次会议中明确表达了立场，支持增加非洲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但对印度和日本的入常请求持保留意见。

我国的反对理由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印度和日本在地区政治中存在争议，尤其是在边界问题和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存在较大分歧，增加这两个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可能导致安理会决策分歧加剧，影响其决策效率。

其次，扩大“一票否决权”的适用范围可能会削弱联合国在应对国际紧急事件时的能力。

中国还强调，安理会的扩容不应仅仅是扩大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还应确保改革有利于提升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效率，避免将安理会变成地缘政治对抗的舞台。

虽然联合国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其复杂性也愈加显著。

无论是会费分摊机制的调整，还是安理会的扩容，都涉及全球治理的深层次利益博弈。

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张，联合国的改革不仅需要解决短期财政困境，更应提升整体的公平性和效率，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上，应进行更多调整。

从我国的立场来看，联合国的未来改革方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决策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等核心机构中；

二是优化会费分摊机制，确保“支付能力原则”的贯彻，避免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负担；

三是提高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

联合国的未来充满挑战，包括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全球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

如何在这些挑战中找到平衡点，将考验联合国的改革智慧和各国的政治决策能力。

国际社会需要更紧密合作，确保联合国继续发挥其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而不是被各国的利益博弈所边缘化。

面对新一届联大会议，联合国正在承载全球治理的重大任务。

然而，无论是会费改革还是安理会扩容，都凸显出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未来的不同期待。

我国在此次讨论中坚持公平合理的原则，反对单方面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会费负担，同时主张改革安理会的席位安排，以反映全球格局的变化。

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联合国的未来改革将涉及更多的利益博弈，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

此次联大的讨论不仅是围绕联合国的财政管理，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公平性和效率的探讨。

如何通过改革增强联合国的权威性和适应能力，将是未来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在这个多变的国际环境中，联合国的改革既是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必然选择。

未来的联合国是否能够在改革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并继续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值得全球共同期待。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