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食色，性也。”这是孟子最早关于人性的解读：饮食有关于民生，两性问题有关于康乐，故饮食和两性之事从来都是同等重要的话题。
但在奴隶制度逐渐消亡，封建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其一系列制度完全确立后，人们却不再把性列为重要话题，甚至开始有意识的避忌——宋代陈普云：“食色虽然人固有，原于形气所由根。”就是对孟子原意的误读。
民族文化在经历儒家礼制的塑造，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洗礼之后，开始走向封闭、含蓄和内敛，这种民族性格因素使得人们对于封建礼制所禁忌的话题往往是避而不谈的。
这也变相导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性解放”始终晚于世界一步，甚至今人谈及性话题时也略有不自然，这在客观上阻碍了两性意识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图/古代绘画
“正色谈性”，即抛开封建因素和游戏心理，认真理性地看待古代两性文化，才能对我们今天的“性解放”以及“男女平权”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一、芙蓉出水惹人怜，女子千娇百媚态谈及“美”，第一瞬间所联系到的便是“美人”。从古到今，“美”长期和女性挂钩，“美丽”、“貌美”、“漂亮”等等词汇甚至成为了女性的专有名词，但在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呢？
封建生产关系固定下来后，男女性社会分工自然成为了“男主外，女主内”，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没有独立创造经济财富的自由，也不在政治上享有话语权。
到了封建关系的繁荣期——唐宋更是如此，就像家庭手工业长期作为农业的附庸存在，女性的地位也一降再降，最终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点缀。
图/对镜自怜的古代女性
被迫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成为没有实用性的“花瓶”当然是悲哀的，但不是女性的悲哀，而是时代的遗憾。在男权话语的夹缝之下，唐宋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并不只有悲伤和消极，反而以一己之力将“被迫为美”的无奈接受化为一种对美的主动追求，将主动权掌握回了自己手上。
这一点，在女性的服饰妆容上便有所体现。唐时，女性服装样式极多，化妆品种类也十分丰富。比如发髻，就有高高盘起的回鹘髻、臂弯回绕的圆发髻、造型奇特又不失美观桃形髻等等，梳头、盘发、喷香和除虫步骤复杂，工序繁多，若不是唐朝女性心底里放不下对美的追求，又怎么能乐意接受为美丽的造型牺牲如此之多呢？
图/唐代女俑
除开繁琐步骤的执行，女性在妆造上的创造也极多，充分展示出女性被迫内收起的智慧绝对不少于男性。比如上官婉儿就曾经为了遮盖伤疤而发明出花钿，配上特制的呵胶，易粘易撕，比今天的纹身贴还要方便，经后人改造花钿还发展出众多材质——五色花纸、金银铂片、云母片等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工艺精美。
图/唐代女子眉饰
再比如，化妆时所用的口脂、洗澡时用的澡豆、遮瑕时用的铅粉，上红时用的朱砂，虽然碍于一定的时代局限和科学水平低的蒙蔽，女性对部分化妆品的使用禁忌尚不清楚，甚至造成误用有毒品损害身体，但女性对于美的追求和在此基础上的发明与创造却是值得今人肯定的。
女性的创造不止体现在对自身美的追求，这种爱美之心直接提升了民族审美情趣的发展和物质精神文化的进步。
唐朝名媛薛涛因为不满于市面上的纸张粗糙，不便于书写，便在仔细学习制纸方法和尝试数次试验之后，研制出一种用木芙蓉榨取的汁水按一定比例掺入纸浆的方法创造出了“薛涛笺”，这种笺色彩斑斓，还有淡淡清香，从问世以来到民国时期都有使用。
图/薛涛笺
宋朝时虽然封建礼教对女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女性的服饰妆容都有所收敛，不似唐朝女性的开放。
但爱美心理在宋朝女性身上仍有体现，当时缠足蔚然成风，不同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打击批判，说缠足是封建礼教的强制要求或是男权思想的戕害。最初在宋一代，缠足是当时女性为了变美以求增强自身吸引力的主动之举。
缠足习俗起源于南唐，李后主在宫中行乐，用白布将爱妃的脚裹成新月形，使之纤细小巧，然后又命她舞于金莲台上，便如步步生花一般使舞蹈更加摇曳多姿。
这本是李后主的一时兴起，但逐渐的女人为了使自己的脚看起来纤细好看而自愿裹脚，故缠足虽然始于南唐的后宫，却在宋朝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小脚被视作女性身体最隐秘的一部分，是最能代表女性、最有性魅力的一部分。
图/中国古代女性
大宋征服了南唐，也征服了南唐的女性，而南唐的女性通过缠足征服了宋朝的女性，继而也征服了宋朝的男性。
现代人总是将缠足归罪于古代礼教的压迫，或是男女社会地位不等的结果，虽然确实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实际上古代女性的缠足就和今天的医美一样，其根源于女子内心对美的追求，而男人仅仅是作为审美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已。
但归根到底，唐宋女性毕竟出于封建男权社会中，反抗、呼号、主动追求者仍不占多数，社会压迫在女性身上的远比她们所能承受的重。
比如古代的性别回避制度，该制度突出表现为要求妇女深居闺阁的深闺制度，对女性所代表的社会阶级一再约束和贬低。隋唐以前，封建礼制尚在整合阶段，两性社会等级差别还没有完全建立，对于“男女有别”观念一部分人接纳支持，大部分人则是持有骑墙兼容的态度。
图/《深闺春秋图》
唐时深闺制的实践者与抵制者尚且可以各执一端，但到了宋一代，士大夫重申深闺禁戒，流传下来的宋代士人的家规家训无疑不把隔绝男女作为重要内容予以申述。
虽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通过自身不懈追求，转移了两性矛盾的聚焦点，给自己打开了一个喘息的缺口。但终封建社会一代，女性的话语权始终遭受压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雪练白肉纹花绣，男人爱戴一枝花对性别的偏倚理解造成了两性文化的固化思维，在将“美”和女性联系起来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男性享受美的权力的剥夺。
但事实上，不同于现在对女性化男性、阴柔风男性的不认可，在唐宋时期尤其是宋一代，对男性的审美包容度是很高的。
俗语云：“男性爱戴一枝花。”其风气就起源于唐朝，是唐朝科举文化兴盛的表现。在唐朝，科举及第之后的进士会在曲江池畔举办“曲江流饮”，进士们在参加曲江宴会之前有一个准备阶段“探花”，事先选派两名进士，由他们结伴出行去参访长安各处的名园，采摘各种名花奇草，寻得名花的这两位少年会簪花游街，被人们称作“探花郎”。
图/《宴戏图》节选
到了宋朝，这种带花的习俗已经和科举没有关联，甚至成为了一种普适性的社会风俗，不论出身、不论贫富、也不论性情、不论风流与否皆可以戴花出行。北宋徽宗就为社会戴花之俗树立了一种典范，在他本人“御裹小帽，簪花，乘马”的带领下，这种男子戴花的习俗达到了极盛。
图/徽宗戴花
《水浒传》第72回有描写宫中当值人员“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花朵甚至成为了宫中侍卫的标配，成了进出宫中的通行证，可见戴花风俗在宋朝的流行。也从侧面可以看出男性对美的追求是不亚于女性的。
除去戴花，宋朝男性还会纹身。纹身起源于周代的刑罚，最初是在犯人脸上刻字作为其罪责的表示，这种人格侮辱的屈辱性意味曾长期存在。
但到了宋朝，刺字却变成了一种信仰，将身体当成了黑板或标语墙一类的存在，刺字的屈辱性意味不再，比如一代爱国之士岳飞背刻“精忠报国”，呼延赞身刻“赤心杀契丹”。
图/岳母刺字
此后的纹身，变成了对人体美的一种加工，是对身体的一种欣赏。宋朝的花绣，反而回到了上古社会图腾崇拜的信仰层面，带有了世界性风俗的意味。
但这种追求仍旧带有着局限性，戴花、纹身都是男权社会给男性开的绿灯，比如“纹身”就是将女性排除在外的，女性不能裸露身体，可以簪花，但绝不能出街游行。而女性所谓对美的追求，也在许多时候无奈沦为男人的消闲。
图/《水浒传》燕青
宋一代花间派词盛行于野，作词者无疑是男性，刻画对象多为女性，或展现女性的柔媚、或展现女性对男权的依附，以华丽的辞藻描写女性，其目的也多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心理诉求。苏轼有一首《菩萨蛮》流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行无处踪。”
毫无疑问的是，无论男女都有着对身体之美的追求，也都有着对提升自身魅力，增强异性吸引力的诉求，不论是簪花、裹脚、化妆、纹身，都是两性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男女性诉求对结果的影响大小不同罢了。
三、探寻：宏观视角下古代六大“性文化圈”两性文化或许碍于礼教难以启齿，但确实是古代社会文化难以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不在嘴边提及，但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学者将唐宋之际的社会性文化作了区分，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大致将其分为了六大“性文化圈”，分别是皇族“性文化圈”、士族“性文化圈”、乡绅“性文化圈”、军阀“性文化圈”、草野“性文化圈”和平民“性文化圈”。这六大圈子在男权本位体系中，既相互独立，有相互依赖，形成了古代错综复杂的两性关系。
（一）皇族“性文化圈”
它指的是以最高统治者——皇帝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整个血缘家族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总和。
由于皇族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皇帝本身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核心，所以皇族“性文化圈”只代表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者意愿，反映的是“大刀长矛打天下，金钱美女坐江山”享乐心态。
图/皇帝戴花图
等级森严的后妃制度使得封建社会很难有现代人眼中的用情至深的君王，就连“金屋藏娇”的汉武帝，也在阿娇年老色驰之后见异思迁，另立新后卫子夫。
（二）士族、乡绅、军阀“性文化圈”
士族、乡绅、军阀等阶级的人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但他们和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较大，在性文化上也有更多的选择。
图/古代男女画作
但同时，由于这些人靠近统治中心，就不得不受制于封建社会礼教的束缚，在外要表现出一定的克制，所谓“儒者”就是不能将色欲表现在外，而要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这些人在实际的“性文化圈”中，处于一个受到一定约束但较为自由的位置。
（三）草野、平民“性文化圈”
草野、江湖、平民都是比较宽泛的概念，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社会地位不高，这就使得他们一方面要收到朝廷法度礼教的严格约束，不能逾越；另一方面，也因为寓居于草野不上高台可以享受一定限度的自由。
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没有金钱权力带来的享受空间，既不像士大夫和乡绅那般伪君子，也不像黑社会一样真小人，男女性共同维护一个家庭，过好男耕女织，男工女帮的简单生活就是他们对两性关系的终极定义。
图/冷枚《耕织图》
结语“性文化”是一个颇为庞杂的话题，其中包含着“两性地位”、“两性关系”、“性观念”、“性行为”等等话题，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对于唐宋这种物质文明水平提升、文化高度繁荣的历史阶段而言，两性文化更是可以作为爱情的延伸或是单独一个领域进行大规模的研究讨论，但碍于社会观念的原因，该领域却一直得不到过多的关注。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和历史学研究者注意到了两性关系也做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也多是隐而不发或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开讨论。
这种“羞于谈性”的观念，一方面会阻碍学术研究的过程，损伤学术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这种观念会阻挡社会的进步——拖慢清除封建糟粕的残余的进程和阻碍男权社会下女性的解放。
图/《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
本文有写作和传播上的顾虑无法多言，但文末还是希望各位读者能以更加开放、更加宽容、也更加严肃的态度去看待社会上、历史上的两性话题，不再“谈性色变”，也不再以有色眼镜看待两性话题。长此以往，待社会观念迭代进步，文明必能向前再进一步。
参考文献：《水浒传》
《史记··货殖列传》
《宋史》
《颜氏家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