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人第七季开播啦，仅仅播出四集就已经获得了空前的热度，人人都想要成为不良人，那么历史上的不良人到底是怎样的，又有谁是真正的了解过的。

一、制度起源与建制沿革

唐代不良人的建制可追溯至隋代"游徼"制度。据《隋书·百官志》记载，京师设"左右候卫"，下辖专门查缉奸盗的暗探，此为后世不良人的雏形。至唐高宗永徽年间，《唐六典》正式确立"不良人"之名，成为中央与地方共有的特殊治安力量。长安城设三十六坊不良帅，每坊配置不良人十五至三十不等，形成覆盖帝国核心的监察网络。

敦煌出土《开元户部格》残卷中，明确记载不良人属"职役"范畴，不入流外官品秩。其招募标准在《唐会要·缉盗》中有载："择黥面之徒，通晓闾阎事者充之"，要求入选者需有前科但非重犯，熟悉市井规则且身手敏捷。这种以罪犯治罪犯的逆向思维，折射出唐代治安管理的实用主义特征。

二、组织架构与运作机制

不良人组织呈现独特的双重隶属关系。名义上受京兆尹或地方刺史节制，实际运作中直接听命于大理寺"司直"官员。出土唐代墓志铭显示，长安不良帅可佩带刻有"大理勘验"字样的铜符，具有夜间破门缉捕的特权。其日常运作经费来自"赃物折钱"，按《唐律疏议》规定，每破获案件可抽取赃值三成作为酬劳。

办案手段兼具官方与江湖特性。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文书中，保留着贞观年间西州不良人使用的密语代码："朱雀街槐树三转"代指监视对象，"鲤鱼翻白"表示目标死亡。他们常扮作商贩、乞丐混迹市井，用《朝野佥载》所述"以盗制盗，以娼查娼"的方式构建情报网络。长安西市胡商聚集区曾设"波斯邸"作为不良人秘密联络点，可见其组织渗透之深。

三、市井江湖中的生存实态

唐代笔记小说揭示了不良人复杂的生存处境。《酉阳杂俎》记载元和年间长安不良人张五郎，白日缉盗夜间为盗，最终被同僚设计诛杀的故事，折射出这个群体游走黑白两道的危险性。敦煌变文《季布骂阵词文》中，不良人被描绘成"昼伏夜出如狸奴，官家鹰犬民家虎"的双面形象。

他们的经济来源除官方赏格外，更多依赖灰色收入。《北里志》披露平康坊妓馆每月向不良人缴纳"平安钱"，换取官府查禁的事先通风。这种权力寻租现象在会昌灭佛期间达到顶峰，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洛阳不良人借搜查寺院之机，私吞金银器物"车载斗量"。

四、历史镜像中的矛盾存在

唐代官僚体系对不良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与利用并存的矛盾态度。《新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曾授意来俊臣"蓄不良三百，专司罗织"，将这支力量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开元名相宋璟则奏请"裁撤不良，复设金吾"，试图用正规军替代法外执法者，终因效果不彰作罢。

这个群体的历史贡献常被正统史书刻意淡化，但在敦煌《捉季布传文》等民间文学中，不良人被塑造成"虽在公门心存义"的侠客形象。西安出土的唐代鎏金银盒上，刻有不良人围捕盗墓贼的场景，说明其工作确实维护了基层秩序。这种官方记载与民间记忆的分裂，恰似他们游走于体制边缘的命运写照。

五、制度衰变与社会遗产

安史之乱成为不良人制度的转折点。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攻陷长安时，不良人组织系统崩溃，大量成员沦为乱兵。《资治通鉴》记载这些"熟悉坊曲密道者"为叛军引路，加速了都城沦陷。至晚唐时期，随着藩镇割据加剧，不良人逐渐被节度使私兵替代，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但他们的执法智慧仍影响着后世治安体系。五代时期"马步院"探事卒、宋代"皇城司"逻卒、明代"锦衣卫"缇骑，均可视为不良人制度的变异延续。敦煌遗书P.3813号《文明判集》中记载的不良人办案规程，更成为研究唐代司法实践的重要范本。这些穿梭在盛世阴影中的法外执法者，用特殊方式书写了另一种大唐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