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善曾是国民党独立第九师的师长，尽管官职高，但实权却始终旁落，屡受上级牵制。即使在不断升迁的过程中，他依然未能摆脱“光杆司令”的困境，甚至连海军副司令都能轻易地拒绝他寻求援助的请求。在战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王家善的多次求援遭到冷遇，甚至被上级斥责无权指挥。深感失望的他最终选择在1948年起义投向解放军。在国民党内部，他到底为何始终无法获得信任和实权？是否真如他所感，始终被当作怀疑对象，背负着无法摆脱的“汉奸”疑云？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05年王家善出生于黑龙江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在国民党内担任小官，家庭的背景让王家善从小便享受到了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青年时期他被父亲送往日本留学，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正是这段留学经历，为王家善后来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也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

回国后，王家善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了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活动。然而在一次行动中，王家善不幸被日军捕获，并面临着枪决的威胁。就在他以为生命将就此终结时，命运发生了转折——日军的指挥官竟与他有过一段往事。原来这位指挥官曾是王家善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由于昔日的情谊以及王家善的军事才干，这位指挥官决定放过他一命。

为了保命王家善决定接受日军的提议：他将留下来，帮助训练伪军，王家善并没有就此屈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机会展开了地下抗日活动。他利用自己在日军中的身份搜集重要情报，秘密传递给外界的爱国人士，还暗中成立了一个名为“真勇社”的抗日社团，组织了大量的抗日力量。这些活动虽然在后来的战斗中被日军的特务识破，但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2年，王家善被调往佳木斯担任第7军管区的少将参谋长。随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溃败，王家善趁机采取行动，在一次战斗中成功消灭了日军指挥官，为即将到来的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创造了条件。然而，苏联红军接管佳木斯后，并未给予王家善及其部队任何信任，反而将他们软禁在军营内，令他深感屈辱和失望。

幸运的是王家善并没有就此被束缚，他利用一切机会成功逃脱，并先后隐匿于长春和北平。在北平王家善通过与杜聿明的关系，成功获得了指挥权。杜聿明将一支由伪满军警、地方武装及土匪组成的杂牌军交给了王家善，并任命他为保安第4纵队司令。虽然这支部队名义上是保安军，但实际战斗力却十分有限，王家善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一支“寄人篱下”的部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随即派遣苏军进入东北，迅速击溃了驻守在此的日本关东军。王家善未能逃脱命运的安排，被苏军俘获。经过一番波折王家善成功逃脱了苏军的监禁，开始了他的一条与众不同的抗日之路。

1946年，王家善的保安纵队被重新改编为独立第9师，但部队的装备和人员并未发生变化，实质上依旧是那支杂牌军。更令王家善不满的是，独立9师被调往海城地区驻防，划入了新6军的管辖，而指挥官竟然是许颖，一位军衔仅为少将的官员。这意味着王家善这位中将军官，居然要听从一位低于自己军衔的少将指挥。面对这种明显的轻视与不公，王家善心中的愤怒逐渐积累。

更糟糕的是，两支部队的待遇差距非常悬殊，王家善的部队装备简陋，士兵的待遇也远远低于其他部队，这让他和下属们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矛盾愈加激烈，士气低落的部队难以维持战斗力。

王家善也意识到，尽管名义上被赋予了指挥权，但实际上他的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军队在物资和武器的供应上屡屡克扣，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中也对王家善的军队不闻不问，时常被安排在最危险的战场上充当炮灰。

到了1947年王家善被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杜聿明调往营口，成为营口防守司令兼市长，并将其部队编为第58师。这一任命虽然让王家善的部队正式列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序列，但实际上，王家善依然面临着“名高实权低”的困境。

杜聿明虽然给予了他一定的权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王家善依然未能摆脱国民党高层的控制。面对这种处境，王家善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他深知自己即便身居要职，依然无法改变国民党对他部队的轻视和无情压榨。他的内心开始充满了焦虑和矛盾，开始反思战争的前景。

在这个关键时刻，王家善的部队中廉春荣，还深藏着一段隐秘的历史，他是当年王家善在抗日战斗中结识的地下工作者。廉春荣察觉到王家善的动摇，于是主动联系了曾经在日军占领时期救过王家善一命的戴逢源。

戴逢源多次与他深入交流，劝解道：“你率领一支师起义，这不仅仅是对你个人的选择，而是关乎东北数十万杂牌军的未来。你若成功，意义非凡，甚至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的恩怨。共产党比枪毙你更想要你率部起义，这对他们来说价值无法估量。这些话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王家善内心的迷雾。之后石迪等人也多次通过地下党渠道送来信息，详细解释了共产党的宽大政策，进一步消除了王家善的疑虑。他终于决定采取行动，派出亲信通过秘密途径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讨论起义的事宜。

起义的策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利益、权力、忠诚和背叛。王家善清楚，任何决定都可能影响数万人的命运。考虑到事关重大，他自然不会轻率行事。在起义后的待遇问题上，王家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与解放军展开了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这一举动虽有些冒险，但也并非没有根据。

解放军秉承一贯的宽大政策，表示将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对于起义前的任何行为，既往不咎，保证起义官兵的安全，确保他们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

第二部队不会被编散，保持原有编制，若有官兵不愿留队，可以提供路费，帮助他们安置工作；第三所有起义部队将与解放军享有平等的待遇，战士们的待遇与解放军将无异。

王家善并不满足于这些基本承诺，他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要求。他要求一旦起义成功，将其部队扩编为军，且要求将营口的所有驻军也纳入到新的军队之中。王家善之所以敢开出如此条件，背后有着一定的底气。

他手下的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未遭遇过大规模的损失，且武器装备相对精良。特别是在营口防守中，他聘请了美国军事专家，沿东门外修建了两个精巧的暗堡群，这些堡垒被他誉为“铜墙铁壁”，足以抵御相当一段时间的攻势。此外营口的仓库内储存了大量粮食和弹药，这些物资足以支撑起长时间的防御。

解放军显然不会轻易答应如此高的要求。在谈判的同时，解放军已经清理了营口周边的敌军阵地，开始筹备总攻。解放军并未急于做出答复，而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策略来迫使王家善放下身段。负责谈判的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决定带领王家善的谈判代表亲自前往前线，让他们见识解放军的攻势。在一处制高点上，王家善的代表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火力的强大。

随着吴瑞林的一声令下，解放军的54门大炮同时开火，炮声震天。最初预计需要20分钟摧毁暗堡群的攻势，仅用了12分钟，营口东门的城楼便迅速升起了白旗。这一瞬间，王家善的代表目瞪口呆，急忙返回与王家善报告。当他将这一情报带回后，王家善终于下定决心，决定与解放军达成协议。

王家善随后以召开城防会议为名，巧妙地将营口的党政首脑一网打尽。这一举措，显著减少了解放军进攻营口的阻力。随后的解放军进攻迅速展开，成功进入营口，并迅速歼灭了顽固抵抗的交警总队，营口第三次被解放。王家善的起义，标志着国民党在东北的防线开始崩溃，同时也为他自己和他的部队赢得了新的生机。

起义后的王家善部队被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5师，后来更名为解放军167师。这一转变意味着王家善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的阴影，加入了一个能真正发挥其军事才能的队伍。几个月后，曾泽生也在战局的压力下选择了起义，两人最终并肩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王家善带领第58师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在1950年参与了朝鲜战争，成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之一，王家善的部队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朝鲜战场上王家善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所指挥的部队屡次击败敌军，立下赫赫战功。

1952年，王家善从朝鲜战场凯旋归国，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战后，他转业到地方，开始了新的工作。他在政协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副主席，还积极参与了国家建设，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直到1976年，王家善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