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此后，“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便成为了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一句话。人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看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听到，在回顾往事时总要这样说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里，这些都属于是“高频用语”……

的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十分著名的会议，著名到就算人们将其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是“三中全会以来”，都明白是哪次会议。这次只开了5天的会议会如此引人瞩目，是因为这里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其深远意义远远超过了许多次中央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甚至是攸关生死的。

一次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此后，逐步形成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一次就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1976年是龙年，中国人向来崇拜龙，认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甚至龙年出生的孩子比往年还要多，因为人们认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是幸运的人。

但1976年，这一个龙年对中国来说，却是一个天灾和人祸交错频繁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3月8日，吉林地区天降陨石雨，世所罕见；7月6日，朱德因病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逝世。

9月8日深夜，毛主席在弥留之际，政治局委员曾分组前去向他告别。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吴德会议：当天，我跟叶帅、李先念同志一组，看望毛主席时，他还是有意识的。因为当我们先后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主席还是知道的。我记得，当时主席的手还在动，似乎是想找眼镜或是什么东西。

我们跟毛主席告别后，便退到了门口。这时，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跟先念同志也没有继续往外走，就站在门口等着。我转身看到了叶帅走到毛主席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主席的嘴动了动，想要说些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话了，叶帅又待了没一会儿便出来了。

这个夜晚，大家都守着医院没有离开。随后，所有人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了一个残忍的事实：毛主席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毛主席的逝世，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各国纷纷发来唁电，还对毛主席作出了高度评价：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他（毛泽东主席）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

随着毛主席的逝世，中国的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即“毛泽东时代”结束。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一直到1976年9月9日去世。在漫长的41年里，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期间，毛主席形成、充实并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和党的实践诞生的，被誉为“中国的马列主义”。

1943年，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得到毛主席的认可。1945年，中共七大确认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主席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

毛主席也由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举足轻重的领袖，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同时，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病逝，为“毛泽东时代”画上了句号。此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变本加厉，开始大肆行动。有人亲自去了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又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

9月10日，华国锋找李先念到家中密谈，商讨解决办法，并请他亲自去西山找叶帅沟通。叶帅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尤其在部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大家对叶帅十分信任。

9月13日，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李先念借着去北京植物园的名义，在半路上突然开往西山。跟叶帅见面后，两人寒暄问好，又在院中散了散步，由于有一段时间没有交流过了，他们都显得有些谨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谈后，谈话才进入正题。

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华国锋亲自跟叶帅取得联系，交流看法，他还亲自去找了汪东兴谈话，确保得到两人的鼎力支持。

10月6日晚，一切准备就绪后，华国锋跟叶帅坐镇怀仁堂指挥，汪东兴负责具体的实施行动。

这一天下午三时许，汪东兴给张耀祠打去了电话，电话里并没有说明有何事，只交代他马上过来一下。

张耀祠将军当时是中央警卫团团长，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负责保卫中南海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的安全。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后，汪东兴便直截了当地对他下达了命令，要求在今晚逮捕江青和毛远新。

晚上8点半，张耀祠奉命逮捕了毛远新和江青。随着逮捕任务的结束，中国政坛也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机会。

1976年9月16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当天，叶帅用红笔在“按既定方针办”下面画了一道红杠，又在旁边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最后，叶帅将标记过的报纸送给华国锋。他希望华国锋能够注意这句话，不过，华国锋看了，但并没有在意。

很快，相关言论迅速在国内传播，基层工作人员也纷纷发声，称“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遗嘱”、“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很有可能是在一些人的授意下制造舆论气氛的。

不久，“按既定方针办”被宣传成了追悼毛主席最重要的主题词。叶帅见状，再次提醒华国锋，本来，华国锋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但经叶帅先后两次提醒后，华国锋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件事。因此，他在9月18日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致辞时，没有提到当时正“火热”的“按既定方针办”。而站在他一旁的王洪文也因而显得十分焦躁不安。

尽管华国锋有意在公开场合避谈“按既定方针办”，但在“舆论总管”姚文元的大肆宣传下，9月19日，新华社在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举行的追悼毛主席大会的报道中，毫无意外地提到了“按既定方针办”。

新华社在这一天的电话记录上，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文元同志电话：

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这样一来，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印的满是“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每天看报纸时，天天都能看到“按既定方针办”这几个大字，他渐渐意识到这句话背后的严重事态。

9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出面，对“按既定方针办”提出异议：“现在，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过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两个文件。”

尽管汪东兴的警告已经十分明显，但很显然，他们对此却置若罔闻。9月30日，华国锋在国庆节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他丝毫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然而，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却被人特意硬安上了这句话。

10月2日，时任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将在第31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送去华国锋处审批，华国锋发现发言稿中写了很多“按既定方针办”的字眼，他将这些话全部删去，并专门做了批示。

这天晚上，华国锋给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打电话，要他来商量事情，耿飚抵达约定地点后，发现在场的还有两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和刘振华。

见人来齐后，华国锋说道：“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提到了‘按既定方针办’。昨天，我在查对后，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经到了联合国了，他带去的发言稿上也没有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经过一番研究，决定让韩念龙和刘振华回外交部给乔冠华打电话，通知他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离开后，耿飚问华国锋：“为何要把这句话删去呢？”

“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遗嘱，毛主席留的一张字条上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是对我个人的指示。如今，他们将这六个字改了三个字，又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遗嘱’。这样做，就能够让他们把自己干的那些毛主席不同意的事都歪曲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样，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华国锋耐心地解释道。

听罢，耿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临走前，华国锋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道：“最近几日会有事找你，你就在家里等着。”

10月4日，事态进一步恶化。《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署名为“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

这里的“梁效”实际上指的就是“两校”，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篇文章也是在一些人的授意下写成的。这篇文章颠倒黑白，将矛头指向华国锋，甚至还杀气腾腾地写道：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显然，“修正主义头子”就是指华国锋。

文章发表的当天清晨7时许，华国锋还在熟睡中，就被秘书急急忙忙喊醒了。秘书对华国锋说：“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骑自行车赶来了，有急事要报告。”

华国锋随即起身，李鑫见到华国锋后，立即将手里攥着的刚刚出版的《光明日报》送给了华国锋。华国锋一看，当即明白形势已相当紧张。

此外，李鑫还报告了一个重要信息：昨天，江青等几人在钓鱼台吃饭，他受邀前去。席间，他听到江青问毛远新：“从东北调来的部队已经到达哪里……”

华国锋立即给叶帅打去了电话，酝酿已久的行动计划就这样正式提上了日程……

李鑫在关键时刻向华国锋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东北的部队正在调动。这引起华国锋高度重视。叶剑英在得知消息后也立即赶来会晤华国锋。

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恶斗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叶剑英当即提出“必须快打慢”。于是，在部队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叶帅终于出手了……

有关东北部队的异动，跟王洪文、毛远新和孙玉国这三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毛主席逝世后，国家局势骤然紧张。王洪文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从辽宁调集一个装甲师进京。毛远新接到指示后，便让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的孙玉国负责执行。

孙玉国战功赫赫，自1961年入伍以来，无论是在军事训练还是在战争实践中，他都展现出了身为一名中国军人的热血和战斗能力。

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孙玉国表现英勇，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立下赫赫战功。身为边防站站长，孙玉国率领战士们跟来犯祖国边疆的苏军拼死相战，多次打退敌军的猛烈进攻，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1969年4月，孙玉国被沈阳军区荣记一等功，还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同年7月30日，中央军委授予孙玉国“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此后，孙玉国一路高升，年仅33岁，便一跃升为大军区首长级别的人物。然而，他在火速蹿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缺乏沉淀和经验。也正因如此，孙玉国在接到毛远新调兵入京的命令后，没有做任何怀疑和考虑便开始执行。

幸运的是，沈阳军区刚刚有了动作，叶帅便立即收到了信息，他果断下令沈阳军区停止行动，原地待命。

在中国社会暗流涌动的特殊时期，却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让叶帅很是震怒。毛远新、孙玉国先后受到了十分严厉地处置。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孙玉国因为在政治上不敏感，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被免去了军区首长职务，并以团级身份转业离队：

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对孙玉国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按正团职做转业处理。

转业后的孙玉国，虽然离开了热爱的军队，但却在商界大显身手。在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四四六工厂第二厂长期间，他帮助困难的集体企业转亏为盈。后来，他管理的企业曾在一年内就向国家缴纳了1000多万元的税款。孙玉国也算是在另一条战线上为国立功。

晚年的孙玉国，对于自己在部队中的高光时刻和首长职务不曾有丝毫留恋，但他却始终放不下当年珍宝岛战役中牺牲的战友。只要有时间，他便要去给老战友扫墓。他还交代后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死后能与昔日的战友同眠。”

毛远新则在1993年10月刑满释放后，化名“李实”被安排进上海汽车工业质量检测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工作认真，十分低调。

2003年9月，退休后的毛远新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回到了新疆。当他踩在这片父母曾为之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土地上时，那颗忐忑、愧疚、迷茫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有了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