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阿拉伯（The New Ar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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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的石油禁运,，到特朗普的当选，再到哈马斯的袭击，阿伦·昆德纳尼追踪了伊斯兰恐惧症的崛起，并认为对以色列的支持是其中的核心。不过，美国人终于开始看穿反穆斯林宣传的烟幕。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建立在一个简单的事实之上：要为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支持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和军事占领体制提供正当理由，就需要对其受害者进行非人性化。
与其将巴勒斯坦运动视为一场从压迫中争取自由的斗争，把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看作天生是狂热和暴力更为方便。所有现代殖民主义都暗含着种族歧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也不例外。
回想一下2016年，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美国的反穆斯林情绪足够强大，足以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一路送入白宫。
他呼吁“全面彻底地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使他的竞选活动脱离了边缘，并为他赢得共和党提名。当时，几乎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都是伊斯兰国的支持者。
试图解释这种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文化中的影响力的学者和评论员分为三个阵营。
第一个阵营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是对9/11事件和以伊斯兰之名行事的组织在本世纪所实施的其他暴力行为的自发反应。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天生就害怕其他好战的部落，而特朗普正是利用了这个简单的心理过程。
第二个阵营认为，与此相反，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在美国的历史要长得多。这些学者声称，在美国建国之初，穆斯林作为有威胁性的形象就已被植入其文化DNA。
他们说，本世纪对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恐惧如此泛滥，也只不过是这种古老的美国偏见的当前形式。
我以及其他一些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现代形式的系统性支配，无法被解释为对政治暴力的自然心理反应。我也不认为历史记录显示了美国历史上连续不断的反穆斯林情绪。
对我来说，两个关键事实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以及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或伊斯兰激进主义可能控制这些石油并将其作为政治武器的恐惧。
1967年后，巴勒斯坦的斗争成为受到最广泛支持的解放运动之一。然后，在1973年，六个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宣布对向美国运输石油实施禁运，直到以色列撤离了1967年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海湾阿拉伯精英并非出于深切的团结之情行动：他们在几个月后暂停了禁运，而巴勒斯坦人却并未从中获得任何好处。但即使是朝这个方向的一种表示，也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引发了冲击，因为石油价格猛涨。
在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内部刊物《外交》（Foreign Affairs)上，有文章宣称伊斯兰教的文化与现代性格格不入。突然之间，伊斯兰教法问题被认为与国际经济的稳定有关。我们今天熟知的“穆斯林问题”已经形成。
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萨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和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等知识分子在华盛顿推动了一种观点，即西方现在面临着与伊斯兰教的“文明冲突”。
亨廷顿写道，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伊斯兰教是美国的“理想敌人”，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在种族和文化上是不同的，且在军事上是足够强大的，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
短短两年美国发动的反恐行动
在“反恐战争”期间，这种动态得到了加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导致数百万人被屠杀——加剧了把穆斯林描绘为野蛮和危险的必要性。
特朗普2016年胜选的种子在坎大哈尔和费卢杰（译者注：阿富汗南部城市和伊拉克中部城市）。
但四年后，反恐战争表面上已经结束，有关危险穆斯林的报道不再占据新闻头条。特朗普的2020年连任竞选中几乎完全没有反穆斯林的言论。
他宣布，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仍然受到威胁，但威胁来自“激进左派”的“暴民统治”。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在华盛顿智库的威胁评估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基础设施被拆除了。
关塔那摩仍在运营，其囚犯的余生也摆脱不了“反恐战争”行走的纪念碑的身份。
专制的反恐法规在法令中保留下来，比如，只需要非常宽泛的“物质支持”，就可以给伊斯兰言论和结社定罪。此外，在2018年到2020年间，美国军队在85个国家进行了反恐行动。
但在过去几周，随着以色列对加沙进行规模空前的轰炸，反穆斯林的宣传和攻击突然又强烈地回到了美国。
在伊利诺伊州的普兰菲尔德，6岁的瓦迪亚·法尤姆（Wadea Al-Fayoume）被一名持刀袭击者杀害。袭击者捅了他和他母几十刀，并大喊“你们穆斯林必须死。”
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一名20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子被一辆汽车撞伤后被送往医院，据报道，这辆汽车的司机高喊“杀死所有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万岁”。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特工一直在访问清真寺，询问社区领导人是否有“麻烦制造者”，有人呼吁将非暴力激进组织“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归类为哈马斯阵线，这将使其活动非法。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已经开始访问清真寺，询问社区中是否有“捣乱分子”。此外，有人呼吁将非暴力激进团体“巴勒斯坦正义学生（Students for Justice for [in] Palestine）”列为哈马斯阵线组织，这将使其活动非法化。
此类事件以最可怕的方式证实了反穆斯林种族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当美国当权派——从政治代表到主要新闻机构，再到好莱坞和硅谷的领导人——普遍传达的信息是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只是一种针对恐怖分子的自卫行为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必然会加剧。
以色列领导人一再将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描述为“我们的9/11”。事实上，这种比较是不合理的，因为哈马斯的目标是结束以色列的占领，而基地组织则主张为伊斯兰统治进行全球斗争。
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与9/11的类比有意义。9/11事件被描述为“突如其来”，仿佛美国的外交政策行动没有为袭击创造条件一样。在9/11之后的日子里，那些试图谈论这些情况和背景的人被谴责为恐怖主义的辩护者。
同样，最近几周，关于巴勒斯坦更广泛的殖民压迫结构的讨论也受到了审查。那些指出以色列数十年暴力历史的人，也被谴责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这意味着，大部分美国公众只被允许用一种方式来理解哈马斯的暴力行为：把责任归咎于伊斯兰文化。
幸运的是，历史并没有完全重演。9/11之后的几周，异议几乎销声匿迹。与此不同的是，自10月7日以来，要求停火、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支持的抗议活动迅速在美国各地爆发。
尽管主流媒体偏袒以色列的叙述，但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质疑官方说法，支持巴勒斯坦事业。这应该给我们带来希望，那就是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
作者：阿伦·昆德纳尼是一位驻费城的作家，他感兴趣的话题包括种族资本主义、伊斯兰恐惧症、监视和政治暴力以及黑人激进运动。他最新的著作是《什么是反种族主义？为什么它意味着反资本主义》。
译者：译者简介：Yaqi，可能即将失业的媒体人。感兴趣的议题包括国际政治、性别研究、身份政治及它们的交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