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
在文学作品或电影作品中
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国人形象是哪个
我们这代人可能会猜：
李小龙？成龙？姚明？
但其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其实是我们这代人比较陌生的两个“人”
两个虚构出来的形象
1
我们先从一幅画说起。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让人做了一幅画。
在这幅画的画面正中，是手持长剑的天使长圣米迦勒，在他的身后，是其他手持各种武器的欧洲基督徒代表。在他们的头顶上，十字架在闪闪发光。而这群人面对的，是在远方骑着一条中国龙的佛陀——暗指亚洲黄种人。
德皇亲自给这幅画提了字：
“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让我们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一年：1895年。
那一年，大清帝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被自己的东亚邻居打得狼狈不堪，而在英、法、美、俄、德、意等欧美列强的霸凌下，昔日的“东方巨龙”已近乎奄奄一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皇号召欧美列强要“保卫家园”，颇让人有种颠倒黑白的错愕感。
不过，德皇命人做这幅画并做如此题字，虽然也曾有人讥笑他有点神经质，但总体而言，还是得到很多西方人赞同的。
而这幅画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西方人长期以来的一种担忧终于有了一个视觉表现。
那种担忧，直接就体现在了那幅画的名字上——《黄祸》。
2
“黄祸（Yellow Peril）”这种说法，大致兴起于19世纪初的欧洲。
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对此有直白的阐述：
“中国人是可怕的……在中国国内居住着许多受中国文明摧残程度较少的群众，精力无比充沛，而且强烈地好战……
近年来他们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只需要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技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
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
如果从时间上看，欧洲人对所谓的“黄祸”大概有三次界定：
第一次是公元四世纪到五世纪，被东汉击败的北匈奴分支西迁欧洲，不断攻击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最终间接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
第二次是11世纪到12世纪，被唐朝击溃的西突厥再一次改变欧洲历史：由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最终灭亡了东罗马帝国；
第三次是在13世纪，让人闻风丧胆的蒙古人在第二次西征中攻占布达佩斯，兵锋直指维也纳，主力渡过多瑙河，引起欧洲大恐慌。
而从理论基础上看，西方人的“黄祸论”也有三种支持：
第一种是“人种论”。当时有一种说法，觉得英国人、现代日耳曼人平均脑容量最高，是优秀民族，而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脑容量比白人要小10%以上，是劣等民族，所以应该被“优秀民族”统治。
曾流传在互联网上的一张全球智商分布图，根据图中显示，黄种人拥有最高的智商。
这张图出自英国阿尔斯特大学退休教授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2006年的著作《种族智力的差异：一种进化分析》（Rac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An Evolutionary Analysis）——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样本时存在很大争议，所以这张图可信度并不高。
另根据美国科学家后来通过对全球2万具现代人头骨的研究，东亚人的颅腔溶剂是1415立方厘米，而欧洲人为1362立方厘米，非洲人为1268立方厘米——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脑容量并不能完全决定智商，不然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应该是鲸鱼。
第二种是“人口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长却是爆发式的，有限的土地和资源，最终会被人口无限增长的中国人消耗殆尽；
第三种是“军事威胁论”。一旦经过现代军事技术的武装，拥有人口优势的中国人将会对西方构成巨大威胁，世界的未来肯定是“白种人VS黄种人”。清末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似乎又给西方人找到了一个例证：更多的西方人并不会反思自己在别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其他行为是否会引起该国民众反弹，而是极度关注所谓的“暴民反抗”。
“黄祸论”从萌芽到盛行，在德皇命人所做的《黄祸》那幅画上得到了一个集中体现。但作为普通的西方民众，他们并没有太多机会乃至鉴赏能力来讨论一种深奥的理论或者哪怕是一幅画。
对他们来说，他们被不断灌输的“黄祸”概念，需要一个更通俗易懂的人物形象来承载。
于是，“傅满洲”（Fu Manchu）就出现了。
3
1913年，英国小说家萨克斯·洛莫尔决定创造一个虚拟人物。
当时有两件事触动了洛莫尔:
1911年，伦敦市东部发生了一起团伙犯罪案，民众都在盛传是当地华人黑社会干的；
1912年，清帝国在“辛亥革命”中一夜崩塌。
于是，这给了洛默尔一个创作灵感，他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我常想为什么在此之前，我没有这个灵感。1912年，似乎一切时机都成熟了，可以为大众文化市场创造一个中国恶棍的形象。义和团暴乱引起的黄祸传言，依旧在坊间流行，不久前伦敦贫民区发生的谋杀事件，也使公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
1913年，洛莫尔推出了他的小说《傅满洲博士之谜》——“傅满洲”这个角色就第一次登台亮相了。
按照洛默尔的设定，傅满洲的父亲是英国贵族，母亲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妇女。
在外形设定上，傅满洲又高又瘦，肩膀高松，竖挑眉，尖下巴，最引人瞩目的是两撮下垂的八字胡，穿清朝的官服。
傅满洲拥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天才。傅满洲拥有海德堡大学、索邦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一所未提及名字的四所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逻辑缜密，行动果断，性格坚毅。他还是一个语言天才，“能够流利地使用所有文明语言和绝大多数野蛮民族的语言……面对中国人，他讲汉语，面对印度人，他讲印度语，见了埃及人，他马上换成了阿拉伯语。”
第二是邪恶。傅满洲被设定为中国的皇室成员，控制着一个叫“Si-Fan”的恐怖组织，凭借从事“白奴贸易”所获得的源源不断的金钱，从事各种暗杀、绑架的恐怖活动以及使用各种神秘的巫术、毒术，无恶不作，而他最终是想击溃白人的统治地位，建立一个“黄色帝国”。
当然，与邪恶的傅满洲对抗的，必然是正义的白人男主角——侦探丹尼斯·史密斯博士（Denis Smith）。
一个迎合读者——当然主要是西方读者——阅读口味的模式，就这样诞生了。
4
“傅满洲”的形象一经推出，立刻风靡欧美。
在小说方面，萨克斯·洛莫尔就至少写过9部以“傅满洲”为主角的小说；
1923年，《傅满洲之谜》的电影首次上映，轰动一时，之后一共拍过14部；
从1951年到1999年，以“傅满洲”为主角的漫画一共有四个系列；
在1956年和1990年，还分别出现了一部以“傅满洲”为主角的电视剧。
一时之间，留着八字胡，高耸着肩膀，让人不寒而栗的“傅满洲”形象在西方家喻户晓，甚至有不少西方人认为现实中真的有这个人存在在。尤其是在“冷战”爆发后，西方人对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崛起的担心，又自然而然地转接到了“傅满洲”这个形象上：强大，蛮横，权威主义，要取代白人建立“黄色帝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以“傅满洲”为主角的作品中，这个清朝人形象其实一直体现着一种矛盾性，但这似乎又正是无数观众都沉迷于这个形象的原因：
他聪明又勤奋，强壮和坚忍、古老且神秘，但同时，他邪恶又阴险，卑鄙和残忍，贪婪又淫邪……
这一切，其实都颇符合当时“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设想的形象，也能迎合市场的阅读口味：神秘，猎奇，刺激，白人至上……
至于塑造这个人物的作者其实都没有到过中国这件事，读者并不关心，哪怕作者自己曾亲口承认：
“傅满洲这个人根本就是我凭空编造出来的，其实我对中国一无所知。”
必须承认的是，“傅满洲”这个形象影响了几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文化形象。
这里就要说到另一个虚构的“中国人”形象：陈查理。
5
1920年，美国小说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到夏威夷度假。
在当地的小旅馆，比格斯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夏威夷，很多旅馆房间都是不锁门的。
比格斯觉得很惊讶，想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素材。再加上他每天看当地的报纸，发现经常有亚裔毒贩猖獗的新闻，就很想把“不上锁的房间”和“贩卖鸦片”这两个元素结合起来，写一篇小说。
不过比格斯这个灵感直到三年后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去纽约公共图书馆翻阅夏威夷往期报纸的时候，发现一个叫郑平的华人警官逮捕了一个沉迷鸦片的华人。
1925年，比格斯发表了自己的小说《不上锁的房间》（The house without a key）：
檀香山富豪丹恩·温特斯利普在他从不上锁的住宅中被残忍杀害，死者的亲戚，朋友都有作案动机，每个人似乎都有隐秘的故事。在案件没有头绪之际，檀香山的著名华人侦探陈查理登场，理清千头万绪，发现重要作案证据和线索，最终破案。
陈查理出场的时候就肩负着“华人”的沉重包袱——女主角虽然知道他是檀香山最好的侦探，但依旧抱怨：
“可是，他是个中国人。”
不过，陈查理最终还是用才智和能力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相比于“傅满洲”，“陈查理”这个形象的出现，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对华人的洗白：
他聪明绝顶——这似乎已成了西方人眼中华人的一个不变标志——又站在正义的一方，沉着冷静同时又谦逊有礼。
而作者比格斯也曾明确表示，并不太喜欢“傅满洲”成为无处不在的“华人形象代言人”：
“视中国人为罪恶之徒的观点早已过时了，而那些温和良善、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却从未被人关注过。”
《不上锁的房间》一开始是在报纸上连载，由于大受欢迎，所以又出了单行本。在一炮走红后，比格斯以“陈查理”作为主角，一口气又出了五本推理小说。
嗅觉灵敏的好莱坞立刻跟进。1925年，《不上锁的房间》被改编为电影。到1949年为止，以“陈查理”为主角的电影一共拍了整整47部，另外还有39集电视剧。
陈查理系列电影中，一共有五个演员出演过，无声片时代是由两个日本人出演，而到了有声片时代，则都是西方人出演。
在1930年的上海各大影院，都会引进时兴的好莱坞影片，其中也包括由华纳·奥兰德出演的大部分“陈查理”系列电影。虽然奥兰德是个外国人，但由于陈查理在电影中是一个睿智的侦探形象，所以颇受国人欢迎。
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特别喜欢奥兰德演的“陈查理”系列电影，一有新的上映，不管电影院有多远，都要跑去看。
而在西方世界中，“陈查理”也成为知名度并不亚于“傅满洲”的华人形象。
曾经有一家美国电视台做过一份调查，在美国人最熟悉的中国人形象中，陈查理排在第五位。
6
然而，“陈查理”这个华人形象，同样陷入了争议。
比如陈查理和自己的太太生了14个孩子——尽管这听上去即便在中国也不可思议，但就是符合西方人当时对中国“多生多育”的想象。
又比如陈查理总喜欢用“子曰”说一些看上去似乎有些哲理的东方话语，虽然作者明显是在试图让人联想起孔子的《论语》，但也有华人观众认为那不过就是些俏皮话，和《论语》里的话完全不相关，反而会让人有些不适感。
但这些都只是细枝末节而已。
不少支持者认为，相对于“傅满洲”的形象，“陈查理”的形象已经进步很大，他不仅仅在自身品质上没有什么可挑剔之处，且能够给白人提供极大的帮助，成为大家的朋友。
但反对者的观点是：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陈查理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描述，是这样的：
“他确实很胖，然而却迈着女人似的轻快步伐。脸颊胖嘟嘟的，肤色犹如羊脂，黑头发剪得很短……”
有质疑者就提出问题所在：
在白人的世界里，只有忽视亚洲人的男性特征，才会让自身感到安全。而且他们必须耐心、顺从、被动、谦逊、安于现状。当白人需要帮助时，他们像忠实的仆人一样准时出现，竭尽所能；当白人需要他们消失时，他们悄悄离开，自己安居乐业，不会有反抗、抵触和表达不满情绪。
在陈查理的系列作品火爆之后，他的原型——夏威夷当地的华人警官郑平也跟着火了起来，甚至有不少人拿着比格斯的小说来找他签名。郑平是一名兢兢业业，同时又是专业能力特别突出的警察，他在年轻时勇斗黑帮，稽查鸦片，为夏威夷当地的治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此身上多处负伤，眼角还有一个刀疤。
1928年7月，当初已经出版了三本陈查理小说的比格斯来到夏威夷，专门和郑平见了面。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也为了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夏威夷旅游局请人给两个人照了一张合影。
然而，旅游局给各大报社发的照片上，那位华人却并非郑平本人，而是旅游局请来的一个替身：一个更年轻，更圆润，身着夸张中国戏袍的华人男子。
为了更多体现“中国元素”，两人中间的桌子上，还放了一个鸟笼。
或许，这样的“陈查理”形象，才更符合西方观众的想象。
8
“傅满洲”和“陈查理”两个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境遇也在不断改变。
“傅满洲”在诞生之初，确实是符合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想象的，并作为一种映衬西方人正直和不屈的重要参照物出现在很多作品中。但如果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傅满洲”在西方的待遇也会发生改变——这其实也间接证明西方人知道“傅满洲”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1940年，美国国务院曾直接下令好莱坞的几家电影厂禁止拍摄“傅满洲”题材的电影。无独有偶，英国BBC也曾多次拒绝“傅满洲”改编成广播剧的申请——因为在二战中，中国和英美已经成了盟国。到了二次大战后，“傅满洲”题材的文化作品再度回温，但遭受到华裔乃至亚裔组织抗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这个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敏感。
相比较而言，“陈查理”这个形象在东方相对更能被接受，但也慢慢变得敏感。
2003年，美国福克斯电影频道准备修复陈查理系列电影的胶片，并策划一个夏季电影节来重新播放这些影片。
这个举动遭到了很多美国华裔的抗议，全美亚裔美国人通信协会的负责人Eddie Wong写信给频道说：
“陈女人似的步态、谦卑的态度、夸张的口音以及喋喋不休的格言警句一点也不像我的父母，不像我的朋友或是我知道的任何一个中国人。”
最终，福克斯电影频道取消了这个播放计划。
但无论如何，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那些对中国缺乏了解或先入为主带有成见的欧美人来说，“傅满洲”和“陈查理”确实是两个他们最熟悉的文化形象，也深刻影响了几代人对中国人的印象。
这种情况，可能在李小龙出现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