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初，上海的光明公寓里，国军高层陈恭澍劝说红色特工范纪曼一同前往台湾。陈恭澍认为，只要范纪曼离婚就会愿意离开，范纪曼却坚持留在岗位，等待上级的指示。为何他坚定选择不去台湾？这位成功红色特工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智慧与勇气？
1949年初，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恭澍，以“军统第一杀手”闻名，他来到上海霞飞路的光明公寓，频频劝说当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的范纪曼，邀请他一起前往台湾。
对于那些对军统有些了解的朋友们，陈恭澍身上可谓贴满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标签。他是“军统第一杀手”，曾是戴笠的亲信，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的杰出毕业生。他曾担任军统北平站和天津站的站长，参与的众多刺杀行动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和足迹。
此时站在陈恭澍面前的，是名叫范纪曼的中年男子，43岁。作为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沪国际组的少将代理专员，范纪曼在军中拥有显赫的地位。其实在与陈恭澍相识之前，范纪曼已经坚定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为了让范纪曼跟随自己前往台湾，陈恭澍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他不遗余力地劝说范纪曼，口中不断夸赞他的才华与能力，强调只要去台湾，未来的前景将不可限量，甚至会享受到无尽的荣华富贵。陈恭澍的言辞犹如春风化雨，试图打动范纪曼的心，描绘出一个光明的未来。
范纪曼的态度始终坚决，面对陈恭澍的热情劝说，他只是找借口推托。他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与身份决定了他的选择不是那么简单。陈恭澍深知范纪曼的妻子此时不在身边，心中暗自计算着时间的紧迫。他知道如果去接她，势必会耽误他们的逃亡计划。他竟然毫不留情地劝说范纪曼抛弃家庭，义无反顾地追随自己前往台湾。在他看来这样的选择似乎并不算什么，未来的生活在台湾可以重新开始，照样可以再找一个妻子，过上想要的生活。
范纪曼身着国民党军服，外表看似忠于国民政府，实际上他的身份是一名深藏在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已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自然也不会追随陈恭澍去台湾了。
范纪曼1906年出生在四川梁山，少年时期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5年，他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昌分校。
范纪曼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被分配到叶挺独立团担任排长。1926年，范纪曼在对社会与历史的深刻思考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汇聚了当时革命力量中的重要人物。范纪曼作为积极参与者，满怀激情地出席了此次大会。在大会进行期间，范纪曼被一名叛徒出卖，最终被秘密逮捕，陷入了黑暗的牢狱之中。
1932年，范纪曼重回北平，一边积极参与抗日救国活动，一边寻找与党的联系。他细致入微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终于发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女生，名叫薛迅。她的工作作风干练，有极强的爱国精神，他的直觉告诉他，薛迅可能与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他决定主动接触她，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借此机会恢复与党的联系。
范纪曼的判断没有错，薛迅迅速向负责该区域的老杜汇报了此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老杜无法立即核实范纪曼的经历是否真实，调查仍需时间，这让范纪曼感到无比焦急。
在范纪曼渴望恢复关系的时刻，坏消息却接连而至。他的同乡兼同学曹策被军阀逮捕，曹策在党内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曾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曹策在监狱中托人传信，希望范纪曼能够施以援手，救他于危难之中。
当时的范纪曼表面上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他早已在社会上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老同学陈恭澍。陈恭澍自黄埔军校毕业不久后便加入了军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特训班培训后，1932年11月便参与筹建军统北平站。
陈恭澍的关系网络广泛得多，加上他在军统的秘密身份，从监狱中营救一个人几乎不是难事。于是陈恭澍向范纪曼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我需要你将一些外交材料翻译并抄录回来，这些资料将用于军事杂志社。
范纪曼很快意识到，陈恭澍所要求的材料与国民党当局息息相关，这是为了杂志社的需要，也对地下党组织大有裨益。，他决定多抄一份，把这份重要的情报转交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冀丕扬。这样一来就能为陈恭澍的工作提供支持，也能够为党组织贡献一份力量。就这样范纪曼在28岁时，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红色特工。
遗憾的是，不久后冀丕扬就遭到捕获并背叛，中共北方特科也因国民党的打击而遭到重创。范纪曼再次落入敌手，被捕入狱。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他最终得以安全获释，回到自由之身。
1934年，范纪曼通过他人的引荐，开始在北平参与共产国际的情报工作。这个秘密组织实际上是由苏联情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创建的，专门从事对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搜集。范纪曼的直接上司是接替冀丕扬工作的刘一樵，大家称他为“老陈”，他在公开场合的身份是上海《大晚报》的记者。
后来刘一樵调往上海工作，范纪曼也紧随其后，继续深入地下情报工作。他的直接上级变成了潘汉年和李克农。身处上海这个复杂多变的城市，范纪曼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资源，与各种人士交往，借助他们的信任与合作，悄然收集着重要的信息，力求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因为范纪曼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求学，与陈恭澍相识多年，这为他后来进入国民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过不懈努力，1947年，范纪曼终于如愿以偿，正式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担任驻沪国际组的代理专员，负责国际情报的收集与分析。
上司郑介民对范纪曼的能力十分欣赏。国民党对他的重用，是因为他的军校背景，更是因为他精通多国语言，成为了一个“国际型”的人才。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国民党每月给他发放可观的活动经费，还为他配备了一辆豪华轿车，令他在外活动时显得格外显赫。
除了日常的情报收集与分析外，他还需要进行各种护送、掩护和营救同志的任务。在三大战役期间，范纪曼所送出的绝密情报数量惊人，达到了几十份之多。每一次情报的成功传递，都是对他智慧和勇气的考验。多年后提到这些情报时，许多我党的前线高级将领仍记忆犹新，纷纷称赞他的贡献与英勇。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了历史性的解放，街头巷尾洋溢着欢庆的气氛，人民群众满怀期待地迎接新生。范纪曼也终于从潜伏的“地下”走到了阳光下，被安排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任职。
在新生活的开始，范纪曼怀着重归组织的渴望，向上级提出了重新入党的申请。由于他曾经的领导刘一樵自1947年后失踪，范纪曼的党籍恢复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再一次让他感受到无形的孤独与等待。
转眼到了1955年，风云变幻之间，范纪曼因“潘扬事件”牵扯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他默默承受着不公与冤屈。历史的真相往往会在时光中显露，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那场动荡的后果逐渐浮出水面，范纪曼的冤案也终于得到了平反与昭雪。
1984年12月30日，中央组织部终于下文，决定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党龄自1926年算起，而他的工作起点可以追溯到1925年加入团组织的时光。年届高龄的范纪曼，内心涌动着无比欣慰的情感，他终于在生命的晚年，再次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心中不禁涌起一阵久违的感动。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他的离去为这段传奇故事画上了句号，他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中，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