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宋杰 | 上海报道

“离谱，我一个上海人30多年来第一次知道，藏红花竟然是上海产的！”当得知藏红花是“上海崇明户口”，不少上海网友感到非常意外，也十分惊喜。

自从今年年初黑龙江用10万盒新鲜蔓越莓作为“东北特产”回礼广西的消息火爆社交平台，网友们便自发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业大摸底”行动，探寻各自家乡的“隐藏款”特产。

“长三角农业硅谷”是上海崇明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其中，藏红花这一珍稀药材的种植与产业发展，无疑成为当地农业的一张亮丽新名片。

据崇明区提供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数据，近几年，崇明种植藏红花面积约1000多亩，年产花丝量在700～800公斤，年产值3000余万元。

作为原产于中东伊朗一带的珍稀作物，藏红花如何在上海崇明地区落地生根并发展壮大？这背后，既有历史的机缘巧合，也有当地人的辛勤耕耘与创新智慧。如今，藏红花的种植与发展，不仅为崇明农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半载农田半载室内的生长培育方式，让国产藏红花的品质更佳。

天时地利人和，让花中黄金“安家”崇明

藏红花，又名西红花、番红花，是中国十大贵细药材之一，价格极高，极为稀贵。藏红花的珍贵之处在于花蕊的雌蕊部分，尤其是花蕊上三分之一的干花丝，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平均每百朵鲜花才能收获一克花丝，售卖时按品质论克定价，被誉为“花中黄金”。

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从国外引进了藏红花种球及种植技术，并在上海崇明、嘉定等地进行初步试种。

“崇明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加上长江及东海水体的调温作用，非常适宜藏红花生长发育。”崇明区庙镇农业农村办主任范春贤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崇明与藏红花原产地伊朗在同一个纬度，拥有优良的生长环境，当地的沙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球茎类植物。

崇明区庙镇永乐村的老村长万安年届八十，正是当年永乐村首批参与藏红花引种的领路人。他向记者回忆，改革开放后，随着外省药材在上海市场流通，崇明本地药材的收购价格逐渐走低，当地亟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曾是上海市中药材生产基地之一的庙镇，得到了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上药公司”）的青睐，被选为大规模引种藏红花的试点。永乐村，也在这个历史性时刻，迎来了转变契机。

不过，一开始，村民们对藏红花这一外来新作物充满了未知。当万安被叫到乡里对接扶贫事宜，得知要试种藏红花时，他的心中充满激动，但也深知这一任务艰巨。藏红花并非我国本土药材，村民们对其知之甚少，既担心种植技术难以掌握，又忧虑市场前景不明朗，最初响应的村民寥寥无几。

然而，万安并未因此气馁。他和另外两名村民一起四处奔走，耐心向大家解释藏红花的种植前景和经济效益，最终成功说服4户村民参与试种。这7户人家分别试种了半亩地，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第一年就成功收获了藏红花丝。有了成功先例，上药公司及时前来收购，村民们终于放下心中疑虑，纷纷加入藏红花的种植行列。

近年来，随着藏红花产业不断壮大，崇明逐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藏红花种植与交易中心，其拥有全国最大的藏红花人工种植地，尤以庙镇永乐村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藏红花之乡”。

范春贤介绍，从品质上看，在主要药效指标中，崇明藏红花的苷I、苷II含量比伊朗高出将近一倍。

藏红花可泡茶、做菜或泡酒食用。

“讨饭村”变幸福村，“一朵花”带富一个村

伴随着改革开放，藏红花这一珍稀药材成为崇明变革之路的先锋“试验品”。

“你很难想象，我们村曾是有名的‘讨饭村’。过去，崇明一直流传着永乐村‘108根讨饭棒’的故事。解放后，永乐村开垦围淤、垦拓良田，终于摆脱了‘讨饭村’的名号。改革开放后，上药公司对永乐村结对帮扶，帮其改变传统种植方式，发展藏红花种植产业，带村民逐步走上致富路、幸福路。”姿蔓西红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建达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道。

万建达从20岁开始便跟随父母种植藏红花。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当初种藏红花只是想增加一些收入，没想到后来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价格也水涨船高。现在，一公斤藏红花最高可以卖到3.2万元，这让我们看到了种植藏红花的巨大潜力。”

崇明的气候特征适宜藏红花生长发育，但其和原产地伊朗有环境差别，为村民带来了技术考验。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万建达和村民们不断探索种植技术。他们借鉴伊朗的种植经验，同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品种改良，采用“大田种球、室内育花”的方式（即每年4—5月，把藏红花种球从地里挖出，移到智能化育花大棚内进行培育，11月摘完花后再将其移到田里种植），确保藏红花在最佳的生长环境下成长。

政府部门也在积极行动。近年来，为了确保农户们的藏红花拥有稳定的销路和收入来源，政府部门协调上药公司与经济合作社共同合作，负责收购农户们种植的藏红花。这一举措有效地保障了农户们的经济利益，激发了他们的种植热情。

以永乐村为例，作为享有盛誉的“中国藏红花之乡”，在成功创建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后，政府部门进一步对其加大了支持力度——推动成立上海花红永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倾力打造“花红永乐”品牌。这不仅提升了藏红花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为农户们提供了统一的市场平台。

范春贤分析认为，藏红花产业的发展对当地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积极影响。

一方面，藏红花产业促进了当地农业结构调整，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在种植藏红花之前，当地老百姓以传统农业为主，主要种植水稻等农作物，年收入微薄。而藏红花作为一种高附加值作物，其大规模种植促使崇明地区的农业结构从传统粮食作物向更多元化、经济价值更高的方向转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的整体经济效益，还增强了农业的可持续性。

另一方面，藏红花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民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永乐村最初只有七八户种植，现在已经有近一半的农户都种植了藏红花。该村藏红花种植面积约700亩，每亩产值高达3万～4万元，年产值已达2000余万元。藏红花不仅为当地农户带来了丰厚收入，也为崇明岛的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藏红花面膜、藏红花香米、藏红花老白酒等衍生品销售渐成规模，产业附加值不断提升。这不仅丰富了市场供应，也为农户提供了更多增收途径。

为藏红花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目前，崇明藏红花种植业务主要集中在大型合作社，如上海华宇西红花合作社(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海姿蔓西红花合作社、上海瀛洲西红花合作社、上海番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崇西特色农产品开发研究所等十几家合作社，它们承载着崇明藏红花种植的主要力量。

然而，近年来，崇明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就业渠道多元化以及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这些因素对藏红花种植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范春贤向记者坦言：“昔日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已步入老年，而年轻一代对藏红花种植的热情和技术掌握程度均有所不足，导致藏红花种植面积逐年缩减。”

他补充说，目前收购市场中还有源自崇明种球的外地花丝，尽管其苷I、苷II含量不如崇明藏红花，但价格相差无几，这无疑对崇明种植户的信心造成了打击。

面对这些挑战，范春贤表示，崇明庙镇将从多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加强品牌建设，加快地理标志申请工作，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和品牌宣传，进一步提升崇明藏红花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其次，严格控制种球销售，保护优质种球资源，防止种球流失。通过优化种球资源配置，确保种植户能够使用高质量种球，从而提高藏红花的产量和品质。

他介绍说，崇明庙镇将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支持现有大型合作社，培育发展大型藏红花基地，通过土地流转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产业兴旺。

范春贤还透露了未来的发展规划。他表示，崇明庙镇将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市场调控机制，如设立藏红花产业风险基金，以减轻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对农户和企业的影响。这将有助于稳定市场价格，保障种植户利益。

在产业链整合方面，崇明庙镇计划支持建设藏红花加工园区，形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条。范春贤介绍，这将有助于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藏红花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深度融合，为崇明藏红花产业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带动乡村经济持续繁荣。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