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这辈子最硬气的话，是坐在肯德基红色塑料椅上说的：“这鸡没魂儿。”他面前摆着吮指原味鸡，金黄酥脆的炸衣下渗出油光。我咬了一口，满嘴咸香，他却皱着眉推开餐盘：“我们年轻时的鸡，要追着跑三里地才能逮住，肉是跳动的。这鸡，像泡过福尔马林。”

老一辈的抗拒，藏在味觉记忆的褶皱里。

村里杀年猪时，三舅公总念叨：“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得知道来路。”肯德基的炸鸡对他而言是“来历不明的工业化怪物”。有文章提到，肯德基曾被质疑使用激素催熟的鸡肉，一只鸡“能长好几条腿”（都是谣言）。这传言像根刺扎在老一辈心里。我二婶在菜市场挑了三十年活鸡，她捏着鸡脚就能说出养殖天数：“肯德基的鸡，怕是没晒过太阳。”

这不是矫情。农耕文明对食物的敬畏，在流水线快餐面前成了笑话。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有句话：“土地会用皮肤记住每一粒稻谷的重量。”而肯德基的标准化餐品，抹杀了这种重量感。

2016年，有人举着横幅围堵肯德基，骂它“丢老祖宗的脸”。这种偏激背后，藏着更深层的文化焦虑。我父亲那辈人，经历过粮票时代，对“洋快餐”有天然的警惕。他说：“美国人的鸡飞到中国，能把我们的根啄断了。（有点搞笑）”

这话夸张，但透着真实。肯德基刚进入中国时，是“高级”的代名词，年轻人在这里约会等于“有面子”。可对经历过饥荒的老人来说，汉堡包不如一碗扎实的阳春面。

1987 年肯德基初入北京时，前门大街的队伍排到正阳楼，有人端着锅来买炸鸡。但对多数人而言，这仍是 “高不可攀的大餐”。

美食家蔡澜说得刻薄：“吃快餐的人，舌头死了。”老一辈的舌头还活着，他们尝得出工业化酱料里缺失的锅气。

去年我带爷爷吃新品“火山汉堡”，他盯着芝士熔岩看了半天：“现在的吃食，咋都像化学实验？”这话让我想起《人类简史》里的观点：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吃“想象出来的食物”。

肯德基的营销越年轻，离老人越远。TFboys代言汉堡时，店里挤满举灯牌的女孩，我奶奶却盯着海报嘀咕：“这男娃头发像被雷劈了。”当品牌把代言人换成八块腹肌的潮男，穿了一辈子中山装的爷爷们自然觉得被排除在对话之外。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写：“习惯是第二天性。”我们这代人吃着汉堡长大，觉得薯条蘸番茄酱天经地义。但对习惯了一碟酱油半勺醋的老人来说，味觉系统早被岁月腌成了琥珀。

上周路过社区食堂，看见肯德基的外卖袋混在搪瓷饭缸中间。送餐小哥对张大爷解释：“这是您孙子订的。”老人撕开包装，炸鸡和梅干菜扣肉摆在一起。他夹起鸡块蘸了点腐乳汁，突然笑了：“这么吃，倒有点意思。”

或许代际差异从来不是鸿沟，而是桥梁——只要我们愿意把桥墩扎进对方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