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毛主席临别前突响枪声，周总理痛呼少石同志是为我而死

1945年10月8日，重庆的夜色笼罩在这座山城之上。毛主席结束了当晚的践行酒会，正在观看一场精彩的京剧表演。就在这欢声笑语之际，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让整个重庆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重庆郊外红岩村附近，一声突如其来的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宁静。一位与周恩来总理长相相似的八路军秘书，在这个关键时刻遭遇不测。这位秘书不仅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女婿，更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总理泪流满面，痛心地说：＂少石同志是为我而死！＂这声枪响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起事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个发生在重庆谈判即将结束之际的突发事件，又会给国共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谈判前夕的重庆形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抗战胜利，国共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8月20日，蒋介石发出邀请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这一邀请在重庆城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陪都，此时聚集了大量的政要人物和各方势力。国民党在城内部署了大量军警特务，同时也加强了对各个要道的控制。仅在较场口、七星岗等重要路段，就部署了三个加强营的兵力。此外，国民党特务组织还在八路军办事处周边，布置了多个秘密监视点。

与此同时，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也在城内活动频繁。以张澜、黄炎培为代表的民主人士，频繁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积极调停斡旋。重庆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学生则多次举行和平集会，呼吁停止内战。

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重庆展开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他们在红岩村、曾家岩等关键地点，布置了可靠的交通员和联络点。同时，还在城内主要路线上安排了秘密观察哨，负责监视可疑人员的活动。

8月25日，周恩来率先抵达重庆，对毛主席即将到来的各项工作进行实地考察和安排。他不仅察看了红岩村的居住环境，还亲自检查了从机场到住处的全部路线，并制定了详细的安保方案。

8月28日，当毛主席乘坐美军运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时，整个重庆城已经是风声鹤唳。大量军警在机场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城内主要街道也都布满了便衣特务。与此同时，大批群众自发来到机场外围，希望一睹毛主席风采。

毛主席抵达后，立即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驱车前往红岩村。一路上，国民党方面出动了大量警力维持秩序。从白市驿到红岩村的路上，每隔五十米就设有一个岗哨，重要路口还布置了装甲车。这种森严的警备态势，与城内民众欢迎毛主席到来的热烈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谈判开始前的几天里，重庆城内各种势力暗流涌动。国民党军统特务加强了对八路军办事处的监视，同时也在暗中调查支持和平谈判的民主人士。地下党组织则在严密保护毛主席安全的同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各界支持。各路记者纷纷云集重庆，期待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

二、重庆谈判期间的周边环境

红岩村位于重庆市江北区，距离重庆市中心约十公里，地处嘉陵江畔的一处高地。这里不仅地势险要，还有着完整的防空设施。在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驻地。红岩村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东面是嘉陵江天然屏障，西面是层层叠叠的山峦，北面与白市驿机场相连，南面则通往重庆市区。

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在红岩村周边部署了三道警戒圈。第一道警戒圈直接包围毛主席的住所，由国民党中央军的精锐部队把守。第二道警戒圈设在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上，每隔两百米就设有一个岗哨。第三道警戒圈则分布在红岩村外围的各个交通要道，由便衣特务负责监视可疑人员的活动。

9月中旬，国民党军事部署出现明显变化。首先是在嘉陵江沿岸增加了水上巡逻艇，其次在白市驿机场附近调入了一个装甲营。更值得注意的是，军统特务在红岩村周边的制高点上，秘密设立了多个观察哨。这些军事调动引起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重庆的地下工作者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化装成各种身份，在红岩村周边建立了一个隐蔽的情报网。有的扮作小贩在街头摆摊，有的装作农民在田间劳作，还有的假扮成国民党军官的随从。这些地下工作者通过各种秘密方式，将周边的情况及时传递给八路军办事处。

在重庆城内，各方势力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主要街道和茶馆里安插了大量密探，专门监视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往来的人员。同时，他们还在八路军工作人员经常出入的地方设置了秘密拍摄点，记录这些人员的活动轨迹。

为了应对这种复杂局势，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他们改变了联络方式，增加了暗号的更换频率，并在重要路段设立了警戒岗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外出时，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并且经常变换路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岩村通往市区的必经之路上，地下党组织在关键位置布置了多名秘密观察员。这些观察员白天化装成当地居民，夜间则轮流值守，密切注视着可疑人员的活动。他们还在毛主席每天必经的路段上，提前对沿途环境进行细致排查。

随着谈判的深入，国民党在红岩村周边的军事部署越发严密。他们不仅增加了岗哨数量，还在夜间使用探照灯对重要路段进行照明。此外，军统特务还在红岩村附近的民房中设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负责收集情报和监视可疑人员。这种近乎戒严的态势，使得整个红岩村地区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

三、李少石事件的深层探究

李少石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具有多重特殊身份。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女婿，还是周恩来的英文秘书。作为一名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李少石精通英文，在1943年加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后，主要负责外事联络工作。他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员有着广泛的联系，经常参与接待来访的外国记者。

10月8日晚上19时30分，李少石乘坐一辆八路军的汽车，从市区返回红岩村。这辆车是办事处常用的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车牌号为渝A-1458。当车辆行驶到红岩村附近的一处弯道时，突然遭到枪击。第一发子弹击中了车身，第二发子弹则从后车窗打入，直接击中了坐在后排的李少石。

司机立即加速驾车逃离现场，并迅速将李少石送往最近的新华医院。然而，由于子弹击中要害部位，加上失血过多，李少石经过4小时的抢救后不幸牺牲。这一消息传到八路军办事处后，立即引发了强烈反响。

事发后，重庆地下党组织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他们派出多个小组对枪击现场进行细致勘察，在现场发现了两枚弹壳，经过技术鉴定，这些子弹来自美制柯尔特手枪。同时，地下工作者还在附近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几个烟头和脚印，这些证据表明凶手可能事先就在此处埋伏。

国际观察员对这起事件表现出高度关注。美国驻重庆总领事馆派出了政治观察员前往医院了解情况。同时，多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也开始对这起事件进行追踪报道。这些国际媒体的关注，使得这起枪击案件很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事件发生后，重庆民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传言。有人注意到李少石与周恩来的相貌颇为相似，两人都戴着圆框眼镜，身材也相仿。加上这起枪击发生在毛主席每天往返的必经之路上，这些巧合引发了民众的诸多猜测。

重庆地下党组织随即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他们发现在事发前几天，曾有可疑人员在该路段多次出现，并且对来往车辆进行观察。同时，一些线人报告说，军统特务近期在红岩村周边活动频繁，并且采取了一些反常规的部署。

为了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安全措施。他们改变了工作人员的出行路线和时间，加强了办事处的警戒，并且临时调整了一些重要会议的地点。同时，他们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彻查这起枪击事件。

这起事件在重庆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进步学生自发组织悼念活动，多家民主报刊发表评论，要求当局查明真相。一些民主人士还专门拜访何香凝女士，表达慰问之意。这种民间的反响，使得这起枪击案件不仅仅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演变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

四、事件后的各方反应与措施

10月9日凌晨，李少石遇害的消息传出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交涉。周恩来亲自致电张治中，要求对这起恶性事件进行彻查。同日上午，重庆市警察局派出调查组前往现场勘查，但整个调查过程显得极为草率，仅用半小时就结束了现场勘察工作。

对于这起枪击事件，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十分消极。重庆市警察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这可能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则对外宣称，这是共产党内部矛盾所致。这种推诿塞责的态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在国际社会方面，美国驻重庆大使赫尔利立即向国务院发出电报，详细报告了这一事件。多家外国媒体也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指出，这起枪击事件发生的时机和地点都十分蹊跷。英国路透社则着重报道了李少石的特殊身份背景。

10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自发组织了悼念活动。在新华日报社门前，数百名进步学生举行了静坐示威，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包括张澜、黄炎培在内的四十多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暗杀事件。

面对各方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做出一些表态。10月11日，重庆市警察局宣布成立专案组，由副局长亲自挂帅侦办此案。同时，军事委员会也派出代表，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表示慰问。然而，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态，并未带来实质性的进展。

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中共方面随即调整了安保策略。首先是改变了往返住所的路线和时间，增加了安保人员的数量。其次是加强了对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监视，在重要路段增设了秘密观察哨。此外，还临时调整了一些重要会议的地点和参会人员。

在重庆城内，这起事件引发了更深层的社会反响。许多茶馆和酒楼里都在议论这个话题。有商人透露，事发当晚在枪击现场附近，确实看到有可疑人员活动。一些退伍军人则分析说，从弹道痕迹来看，凶手很可能受过专业训练。

10月12日，何香凝女士专程从桂林赶到重庆，处理李少石的后事。作为国民党元老，她公开表示对国民党当局的调查结果不满，并要求重新组织调查组。这一表态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随后的几天里，重庆的政治氛围更加紧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加强了内部管理，工作人员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加大了监视力度，在办事处周边增派了便衣人员。双方的对峙态势更加明显。

同时，地下党组织继续秘密收集证据。他们注意到，在事发前后，确有一批军统特务调入重庆，这些人大多具有狙击手背景。此外，他们还发现了一些军统特务在事发当晚紧急撤离的线索，这些都成为查明真相的重要证据。

五、谈判进程中的转折与变化

10月13日，在李少石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重庆谈判出现了明显的转折。原定于当日上午进行的和平谈判会议被迫推迟。国民党方面以＂技术性原因＂为由，连续取消了三场预定会谈。这种情况在谈判过程中还是首次出现。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周边的调动也日益频繁。据地下党工作者观察，白市驿机场的军事运输机数量突然增加，每天都有多架运输机起降。同时，在南岸地区也出现了大量军队调动的迹象，部分部队开始向城区集结。

在外交层面，美国驻华大使馆突然增派了多名政治观察员来到重庆。这些观察员不仅频繁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住所，还多次前往红岩村周边活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也派出了专门的情报人员，对当地局势进行密切关注。

10月15日，谈判桌上的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代表开始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包括要求共产党军队必须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并要求在解放区实行国民党的行政管理。这些要求与此前谈判的基调有着明显的差异。

在重庆市区，政治氛围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原本对谈判持支持态度的报纸突然改变了论调，开始发表一些质疑和批评的文章。同时，军统特务加大了对进步人士的监视力度，多位民主人士的活动受到限制。

为了应对这种局势变化，中共代表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加强了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通过多种渠道表达自己的立场。其次是借助国际媒体的力量，让更多的真相为外界所知。此外，还通过地下党组织，密切关注重庆局势的发展。

10月17日，一个重要的细节引起了各方注意。在当天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临时调整，增加了两名军方代表。这种人员构成的变化，暗示着谈判的性质可能发生转变。同一天，重庆市警察局宣布对部分地区实行宵禁。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重庆局势的关注度也在提升。苏联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对谈判进程表示关切。美国国务院也派出了特使，专程来重庆了解情况。这种国际关注度的提升，使得谈判的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10月19日，一个意外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名交通员在返回途中遭到袭击，所携带的文件被抢。虽然国民党当局声称这是一起普通的抢劫案，但事件的真实性质引发了各方猜测。

到了10月底，谈判的节奏明显放缓。原本每周三次的会谈减少到每周一次。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分歧逐渐扩大，谈判的气氛也变得更加紧张。国民党代表开始频繁提出一些程序性问题，这些技术性障碍使得谈判进程变得更加缓慢。

同时，重庆城内的军事管制也在逐步加强。主要街道上增设了更多的检查站，对往来人员进行严格盘查。一些重要机关周围也增加了警力部署，城市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