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率先摆脱了宿命，从规模、业务到市值，距离头部城商行越来越近。
作者：董云峰
编辑：叶冬
前不久我们盘点了头部城商行，今天来看看头部农商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年涌现了多家省级农商银行/农商联合银行，令农商行群体格局变化较大，本文暂不将这些新型农商机构纳入讨论。
据《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3》，去年二季度，央行对4364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评级，高风险银行数量为337家，具体包括14家城商行、191家农村金融机构和132家村镇银行，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地区。
相比城商行，农商行群体的生存状况更为艰难。由于起源于农村地区，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先天不足，在股东结构和公司治理等方面都相对落后，称得上头部的农商行寥寥无几。
从资产规模来看，重庆农商行（渝农商行）、上海农商行（沪农商行）、广州农商行、北京农商行是仅有的4家总资产超过万亿的银行，并且都在2万亿以内。
从已经上市的农商行估值来看，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断层式领先，二者目前市值在700亿元左右；再往后，广州农商行与常熟银行的市值仅为200亿元左右。
从经营业绩来看，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同样遥遥领先。头部农商行的争霸赛，实际上是沪渝双雄之战。
本文主要基于四家万亿级农商行的最新业务数据展开，因三季报数据披露有限，为求数据口径统一，均采用2024年中期业务数据（北京农商行部分数据为2023年报数据）。
战略重点重庆农商行是第一家总资产突破万亿的农商行，也是首家“A+H”股上市农商行，立足重庆辐射中西部，推进“零售立行、科技兴行、人才强行”战略，以“大零售”业务为核心竞争力的主体。
上海农商行在战略布局上，打造以财富管理为引擎的零售金融服务体系、以交易银行为引擎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以“三农”金融为本色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以科创金融为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广州农商行以“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为愿景目标，发展“乡村金融、产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金融”四大特色业务，探索以营业网点为主阵地、以中小额资产业务为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模式。
北京农商行坚守“立足城乡、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市民百姓”的市场定位，扎根首都，坚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可以看到，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均将零售业务放在了首要位置。重庆农商行将“大零售”作为核心竞争力，上海农商行则明确将零售金融作为战略“主战场”，举全行之力优先发展零售业务。
如果单看战略定位，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与一般的城商行甚至股份行，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广州农商行与北京农商行对自身的阐述，更贴近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
业务结构4家头部农商行里，除了北京农商行，其他三家的零售业务占比都不低，整体在四成左右。
今年上半年，重庆农商行零售业务营收63.48亿元，占比43.27%，零售业务利润总额33.13亿元，占比40.16%；截至6月末，该行零售客户突破2,900万户。
上海农商行的零售实力与重庆农商行相近，上半年实现零售营收53.98亿元，占比38.79%；零售AUM余额7,735.37亿元，个人客户数（不含信用卡客户）2,390.54万户。
广州农商行在资产规模上紧紧咬住沪渝两家，然而经营业绩相差甚远。上半年，该行零售营收28.88亿元，占比39.31%。
然而，广州农商行看似较高的零售营收占比，仅仅是表象，更多是对公业务营收太弱所带来的结果。6月末，该行个人贷款占比23.89%，更能反映该行零售业务的真实状况。
北京农商行的经营业绩好于广州农商行，但与沪渝两家不在一个层次上。该行对公业务占据绝对大头，截至2023年底，其个人贷款规模409.13亿元，占全行贷款的比重不到10%，且其中超过八成为住房抵押贷款。
相比京穗两家，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不断在向典型的零售银行靠拢。
净息差要想进一步理解它们在业绩上的分化，要看净息差。
今年中期，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的净息差分别达到1.63%、1.56%，均好于银行业平均水平；而广州农商行与北京农商行净息差分别为1.02%、1.07%，仅为前两家银行的2/3左右。
其中，上半年重庆农商行客户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139.64亿元，平均收益率4.07%，同比下滑0.43个百分点；客户存款利息支出81.94亿元，客户存款平均成本率1.79%，同比下降12个基点。
同期上海农商行发放贷款和垫款利息收入137.63亿元，平均收益率3.93%，同比下降45个基点；吸收存款利息支出92.47亿元，平均付息率1.83%，同比下降15个基点。
广州农商行上半年实现利息净收入62.70亿元，同比缩水22.91亿元，净息差1.02%，同比下降0.47个百分点；目前其整体生息资产年化平均收益率已经降至3.04%，整体计息负债年化平均成本率为2.10%，利差已经所剩无几。
北京农商行的净息差压力更大。据联合资信发布的评级报告，去年末该行净息差为1.07％；而据企业预警通综合测算，前三季度其净息差分别为0.88％、0.91％、0.93％。
广州农商行与北京农商行的艰难之处在于，高度依赖对公的业务结构造就了较低的资产收益率，而深厚的储蓄存款基础原本是竞争优势，在当前环境下反倒成为负累，压垮了净息差。
过往的高息差时代远去得太快，而它们躺着赚钱已经太久了。
不良率尽管城市化的狂飙突进令头部农商行的“含农量”持续降低，但更高的涉农业务占比，以及客群的相对下沉，都让农商行所面临的资产质量压力更大一些。
具体而言，上半年，上海农商行不良率控制在0.97%，放眼整个银行业都属于优秀水平；北京农商行与重庆农商行分别为1.12%、1.19%，表现同样不俗。
广州农商行不良率达到1.87%，比另外三家高了一大截。其中，截至6月末，该行房地产不良贷款余额29.67亿元，占全行不良贷款的比重超过三成，不良率5.59%；其次是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余额25.73亿元，不良率5.23%。
相比其他三家头部农商行，广州农商行有着最低的净息差与最高的不良率，经营业绩的疲弱也就成为必然。
上半年，广州农商行净利润为17亿元，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分别为75.61亿元、71.43亿元，就连净息差同样落后的北京农商行净利润都超过40亿元。
这再次表明，净息差决定一家银行盈利能力的上限，不良率则决定着下限。风险管理是永恒的底线。
结语2001年11月，张家港农商行挂牌，为全国首家由农信社改制组建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国城市化率从37.66%快速上升到66.16%，很多农村地区变成了城镇，很多农民变成了市民，这为农商行的客群结构与业务结构的升级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一过程同时伴随着国有大行、股份行与城商行的扩张以及下沉，农商行很快就直面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的激烈竞争。由于种种先天不足，它们整体上处于弱势位置。
这或许是农商行难以逃避的命运：老老实实扎根农村也好，跟随时代潮流大举进城也罢，都并非坦途，很难在市场夹缝中做大做强。
目前而言，重庆农商行与上海农商行率先摆脱了宿命。今天的它们，从规模、业务到市值，距离头部城商行越来越近。
在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苏州银行的前身是江苏东吴农商行，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由农商行改制为城商行的案例。当然，苏州终究不是一般地级市，有其特殊性。
至于广州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有着与生俱来的体量优势，但在经营层面显著掉队。在它们身后，成都农商行、深圳农商行势头强劲，还有已经上市的常熟农商行、青岛农商行等同样不可小觑。
一个“两超多强”的格局日渐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