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明成祖）与杨广（隋炀帝）虽然都推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和军事行动，但明朝未因此衰败反而出现“永乐盛世”，这一现象可从以下多维度分析其差异：

朱棣：务实与巩固政权

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篡位，合法性存疑，因此其政策核心在于强化皇权、巩固统治。他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五次北征蒙古、编纂《永乐大典》等举措，均服务于政治合法性与国家整合。例如，迁都北京不仅强化了对北方的军事控制，还通过政治中心转移削弱了江南士族的传统势力。

杨广：理想化与过度扩张

杨广的统治带有强烈的个人理想色彩，试图通过大运河、三征高句丽、营建东都洛阳等工程迅速构建“千古一帝”的功业。然而，其目标过于宏大且缺乏对现实的考量，导致资源透支。例如，大运河虽对后世意义重大，但短期内过度征发民力（“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直接激化社会矛盾。

朱棣：开源与节流的结合

开源：郑和下西洋虽耗费巨大，但通过朝贡贸易和海外资源输入（如香料、白银）部分弥补了财政支出，同时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影响力。

节流：朱棣延续洪武时期的屯田制，鼓励垦荒，并通过“永乐蠲免”减轻灾荒地区的赋税，缓解了民力消耗。此外，他利用宦官集团（如郑和）而非完全依赖官僚系统，降低了行政成本。

杨广：单向消耗与失控

隋朝在杨广时期已积累雄厚国力（隋文帝留下的“开皇之治”遗产），但杨广的工程几乎全是单向消耗：大运河、洛阳宫殿、频繁巡游等均无直接经济回报，且赋税、劳役叠加导致“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加之三征高句丽失败，彻底耗尽国力。

朱棣：军事威慑与边疆稳定

朱棣五次亲征蒙古，虽未彻底消灭北元势力，但通过持续打击瓦剌和鞑靼，迫使蒙古诸部臣服或远遁，为明朝争取了数十年的边疆稳定。同时，他通过“羁縻政策”笼络女真、西藏等势力，构建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杨广：战略冒进与失控

杨广三征高句丽是典型战略失误：劳师远征、后勤压力巨大，且战术僵化（如强攻辽东坚城）。失败不仅损耗百万兵力，更引发国内民变（如王薄起义）。而隋朝对突厥的怀柔政策亦未能有效实施，导致内外交困。

朱棣：强化集权与制度创新

设立内阁制，将丞相权力分散至多名大学士，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防止权臣出现。

重用锦衣卫并增设东厂，构建严密的情报与监察体系，压制地方豪强和官僚集团的反抗。

通过科举扩招和《永乐大典》编纂，笼络士人阶层，强化文化认同。

杨广：削弱统治基础

杨广过度打压关陇贵族集团（隋朝统治核心），试图通过科举制打破门阀垄断，却因操之过急引发既得利益者反抗。

频繁调动官员和严刑峻法导致官僚系统离心离德，最终“众叛亲离，人亡政息”。

明朝：仁宣之治的延续

朱棣死后，明仁宗、宣宗及时调整政策，收缩下西洋、北伐等耗费项目，转向休养生息（“停罢采买，减免赋税”），使永乐朝积累的国力得以缓冲，避免了崩溃。

隋朝：迅速崩溃与无缓冲期

杨广末期，隋朝已陷入全面起义（瓦岗军、窦建德等），而继任者杨侑缺乏权威，李渊等关陇贵族趁机夺权，隋朝迅速被唐朝取代，无机会修复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