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喜欢读《新青年》杂志。胡适和陈独秀写的文章令我钦佩不已，他们俩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谈起毛泽东和胡适之间的渊源，至少要追溯至1917年。当时，年仅26岁的胡适受陈独秀邀请从美国返回北京，就任北大教授并参与了《新青年》的编务活动。

而彼时比胡适小两岁的毛泽东，还是湖南一师的学生，从那时起就对《新青年》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并十分欣赏陈独秀和胡适写的文章。

1918年8月，毛泽东离开家乡北上进京，在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成为了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每个月能领到八块大洋的薪水。

毛泽东经常抽时间去旁听胡适授课，并对因新文化运动而声名鹊起的胡适，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

后来，毛泽东曾一度自称是“胡适学生”，应该和他旁听过胡适的课有关系。当时积极追求进步的毛泽东，还在杨怀中的介绍下和同伴一起拜访过胡适。

毛泽东和胡适等人共同讨论了有关新思潮的各种问题，这次拜访胡适的经历，让毛泽东一生都不曾忘怀。

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创办“新民学会”之时，还曾专程邀请胡适做过报告。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对胡适曾充满了仰慕之情。

那么胡适在离开大陆前做了哪两件事情？让毛泽东对他从仰慕到深感失望呢？

第一件事就是胡适曾在离开大陆之前，“规劝”毛泽东放弃武装斗争。1945年3月末，胡适代表国民党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大会。

当时，中共代表董必武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曾找到胡适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意图就是希望胡适支持我党的主张。

胡适作为当时颇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他在国际会议上的言行具有一定影响力。不过这次谈话却非常不顺利，胡适不仅没有答应董必武支持我党的请求，反而还对我党提出了“规劝”。

简而言之就是规劝我党仿照《淮南子》中的“无为主义”，放弃阶级与武装两大斗争，只进行单纯的政党活动。

说白了胡适的所谓“规劝”，完全站在了国民党的立场上，他希望我党仿效西方政体，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活动。

但毛泽东却认为胡适所谓的“规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他根本没有看清楚当时国内的局势，说白了他犯了当时很多文化学者的通病——短视。

第二件事发生在同年7月1日，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6人，组成了“国民参政员访问团”抵达延安。

其中，傅斯年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在北大国文系读书时，曾是胡适的亲传弟子。当时，毛泽东也以胡适学生的身份接见了傅斯年，并希望能通过他给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带好。

傅斯年回到重庆之后，在报纸上撰写了一篇文章，代为转达了毛泽东对胡适的问候。胡适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中共的看法。

1945年8月24日，胡适在纽约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主要意思就四个字“放弃武力”。

毛泽东收到胡适的电报之后，对这个曾经倡导过“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大失所望，与此同时也放弃了对胡适存有的幻想。

不过毛泽东念在曾经师生之情的份上，还是在胡适离开大陆之前做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曾托人给胡适带话：“只要他不走，可以做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胡适听后笑而不语，无奈之下毛泽东只能将胡适的名字，从“统战名单”中划掉，自此之后不再谈论任何与胡适有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