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刘亚楼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受命组建我军空军部队，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当时在空军建设方面，我国面临着一无所有的困难。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刘亚楼用短短两年的时间，让我国的空军队伍从零起步开始，到抗美援朝战场上成功击落美军王牌战机，创造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

而这背后，离不开刘亚楼将军的殚精竭虑，更离不开毛主席对他的大力支持。

当初决定由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是毛主席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果，而整个过程，极大的显示了毛主席对刘亚楼的了解与信任。

平津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其实是准备调刘亚楼来总参工作，毕竟熟悉我军军史的人都知道，刘亚楼在东北期间，参谋长的工作干的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但是，毛主席最终还是决定让刘亚楼负责空军的建立。

之所以如此，是毛主席考虑到几个方面，第一，空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因此就需要一个对航空有所了解，同时学习能力强的人去负责。

而这两个条件，刘亚楼恰好全都符合。

当初在东北，刘亚楼就参与建立了空军学校，因此在这方面不算是门外汉，另外，刘亚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能力强，政工工作也好，参谋工作也罢，乃至是各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刘亚楼是一学就会，一会就精。

所以，在研究空军的专题会议上，毛主席力排众议，最终还是认准了刘亚楼。

在毛主席的慧眼识英才下，1949年10月25日，刘亚楼正式出任空军司令员，而他也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空军司令员。

上任之后，刘亚楼也通过了实际的行动和成绩，证明了毛主席没有看错人。

当时，我军在空军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完全是从零起步，所以摆在刘亚楼面前的困难，那可谓是重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刘亚楼并没有退却，在一面与苏联对接飞机之际，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吸纳人才上面。

对于人才的吸纳，当时刘亚楼的思路，总结起来“三个最一个假如”。

具体的办法，就是在考察干部时，首先会先衡量这个考察对象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会善于这项工作。

其次，是衡量此人工作中曾经最突出的成绩又是什么，又是如何做到的。

还有就是这个人最不擅长什么工作，而最后，就是假如给他分配空军相关的工作，他最适合哪一个岗位。

这就是刘亚楼当时发明的“三个最一个假如”考察干部法，正是靠着这种方式，刘亚楼从各野战部队中吸纳了不少适合在空军中工作的优质人才。

当然，能快速组建出一支空军干部人才队伍，不仅是靠着刘亚楼的善于甄别和吸纳，同时更靠着毛主席对空军工作的重视和对刘亚楼的支持。

当时，建设空军的任务重要级别相当靠前，而为了更好的支持刘亚楼，不管是缺人还是缺钱，只要刘亚楼一个报告打到毛主席那里，几乎是没有不同意的。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当时就笑称，刘亚楼手里有“尚方宝剑”。

在这种全力的支持下，以及刘亚楼事无巨细的过问与操持中，1950年的6月，空军首支部队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旅长则为聂凤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空军部队的番号，刘亚楼特意把“第一师”、“第一旅”和“第一团”这种凡是带有“第一”的番号空了出来。

而这么做的目的，他当时在大会上也说过，今后空军哪一支部队打的好、成绩好，才有“第一”这个番号给哪支部队。

果然，在不久后，创造了诸多卓著战绩的空四师（第一个入朝、第一个击落美军战机等），番号正式更名为空一师。

而仅仅在几年前，我国的空军事业还是一无所有，却能迅速创下如此成绩，在赞叹这是一个奇迹的同时，更是毛主席对刘亚楼将军的慧眼识英才。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对于刚组建空军要不要参战这个问题，当时毛主席进行了一番权衡，最终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那就是新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实施“边打边建”的方针，择日入朝参战。

同时，任命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而接到任务后，作为空军的建立者，刘亚楼肩膀上的担子瞬间又重了许多。

前文讲到，在1950年的6月，空军的第一支部队方才正式成立，这种情况下的空军，不管是在经验上还是在技术上，还远远达不到能参战的标准。

但任务既然已经下达，就不是讲条件和困难的时候，而是想办法在保证己方损失降到最小的情况下，如何圆满完成任务。

鉴于此，刘亚楼制定出“从空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具体思想指导方针，提出“不经历作战，是无法成长为强大空军”的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新成立的解放军空军，虽说在经验上有所欠缺，但却有了敢于面对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的信心。

而在具体执行上，刘亚楼再次展现出了过人的智慧。

当时，苏联方面就向我方建议，要我方采用“消耗战”战术，大胆出击，与美军空军进行作战，其理由就是我方的空军力量薄弱，因此只能用这种战术方才有机会。

但对此，刘亚楼却表示不认同。

在他看来，如果采用这种“消耗战”，无疑会加大我军战士以及飞机的损失，并且能不能取得战果还是另一说。

因此，他就提出，要“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的方针。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合适的战机出现时，我军飞机集中出击作战，以便起到配合和掩护地面部队的作战目的。

此外，针对志愿军空军经验不足的情况，刘亚楼提出在正式参战之前，以飞行大队为单位，前去友军学习，尽可能的实战练习，增长飞行等经验。

而在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培训和部署之后，1951年的1月份，志愿军首批空军部队正式入朝参战。

首批参战的空军部队，正是前文提到的空四师，而在入朝的当月，空四师就创造了一个惊人的佳绩。

当月21日，空四师28大队率先击伤F-84美机一架，紧接着在几天后，即23和28日，同样是28大队，再次分别击伤和击落美军战机各一架，自身则未收到任何损伤。

初战告捷，令志愿军空军官兵极为高兴，在此之后，官兵们再接再厉，又在当年的9月份和12月份，分别击落了美军战机26架和13架，其中，还包括当时美军最先进的F-86飞机。

战绩的背后，自然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空军英雄，比如王海、刘玉堤等，但要说谁才是幕后最大的功臣，个人认为当属刘亚楼将军。

除了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外，刘亚楼还在改进空军战术、提升战斗水平方面有不小的建树。

善于总结、分析的他，在结合美、苏两国的空军战术之后，又针对我国空军的特点，制定出了著名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

该战术，是我国空军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标志着我国空军摆脱了刚起步时的漫蛮干，而逐渐正规化。

而这个战术，在抗美援朝期间，的的确确给美军空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和威胁。

志愿军空军参战后，对于空军作战的思路，当时也有过争论，其中意见争议较大的，主要集中在两点：

第一，是把握志愿军空军的基地，建设在朝鲜境内。

这个意见的理由，是说空军能直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此外当时我志愿军空军的主力飞机米格15，作战半径只有差不多300公里左右，所以在朝鲜建立空军基地，就能直奔前线，避免了因为作战半径不足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而第二种方案，是建议在鸭绿江以北的地方建立我志愿军空军基地，届时在朝鲜上空去和美军作战，并配合地面部队的行动。

当时有不少人都支持第一种意见，但刘亚楼却坚持反对。

在他看来，把机场建在朝鲜，风险系数太大，要知道，当初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就遭到了美军的毁灭性打击，整个空军队伍几乎是全军覆没，仅剩下三十多架飞机和二十几名飞行员。

而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且核心的原因，就是美军不管是在空军的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占据着绝对优势。

因此，刘亚楼就认为，如果志愿军的空军基地也建在朝鲜境内的话，一旦被敌人得知，那么势必也会引得敌人“蜂拥而至”。

而到那个时候，志愿军很有可能重蹈朝鲜人民军空军的覆辙。

所以，两种方案，刘亚楼还是比较赞同后一种的，即把空军基地建在鸭绿江以北的地区，这样不仅相对稳妥一些，同时起码还能掌握点主动权。

但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第一种方案可行，对此，刘亚楼几经劝说仍不行，到了最后，一向脾气火爆的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在会议上就发了好一通火。

会议上他就说，“把空军基地建在朝鲜境内，完全就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就这么一点家底，打光了怎么办？”

由于刘亚楼的不同意，最终只能是军委做定夺，而军委当时给出的方案，是两种方法都试一试，毕竟到底是啥样，至少在当时没有人知道。

而后续的结果，证明了刘亚楼是正确的，志愿军前后投入了十个师的兵力，在朝鲜北部抢修机场，但抢修的速度始终赶不上美军破坏的速度，期间，志愿军空军飞机的起落，主要还是靠着修建在我国境内的诸如大孤山野战机场等基地完成。

一直到停战协定签署后，朝鲜北部的机场才陆续开通。

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刘亚楼当初的坚持和意见，说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而能有这种正确的看法，得益于他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的善于思考和分析的好习惯。

1965年，刘亚楼被确诊为肝癌，而在他病情日趋严重之际，他还在审批修改空军新条令教材，到了临终之际，刘亚楼多次叮嘱空军的部下，要他们务必在教材编好后，放到自己的墓前，好让自己也能看一看。

当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