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军功而封丰城侯的李彬，成为朱棣的重臣之一。但身为重臣，尤其是武臣，需要的不仅是战功，更需要一定的政Z能。丰城侯李彬能稳定地保持在永乐时期的核心统治集团中，与他的政Z才能密不可分。
一、靖难中李彬的政Z远见
1、靖难之役背景
凡事发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靖难之役的爆发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和明惠帝朱允炆祖孙三代的举措密不可分，其间联系蕴含其爆发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分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镇守要地，以为为柔弱的皇孙奠定了稳固的基础，却忽视了伴随落王强大和帝柔弱而带来的叔侄之间的矛盾，靖难之役正是由此而发。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太孙允炆即位，时年二十三，大赦天下，并诏告明年改元为建文元年。朱允炆即位，面对的就是被朱元璋分封到各地为潘王，手中握有兵权的叔叔们的重大威胁。
诸藩王除有三护卫外，边王还有节制边关重镇的军事的权力。洪武年间的胡蓝大案，把开国功臣惨杀的所剩无几，朱元璋就把防御边关尤其是北部边疆的军事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其中秦王、晋王、燕王、宁王等九大藩王更是御边之重，尤其是晋王和燕王最受重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二十五太子朱标逝世，朱元璋痛心不已。太子之死引发另一个问题—位继承，是另立太子还是立太孙为储君？经一番周密思量之后，最终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立太子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然而诸王对侄子辈的太孙朱允炆并未太尊重，尤其是军功卓著的边王更是颇有点居功自傲，内心对侄子都有些不服，矛盾初显。
藩王的强大让时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深感不安，矛盾加深。洪武二十八年（1395）三月，朱标死后成为朱元璋最大的儿子的秦王楔也相继逝世，而接下来晋王㭎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三月去世，这样身为太祖第四子封地为北平的燕王朱棣就成了朱元璋最大的儿子了。
燕王才能出众，太祖曾令他多次带兵出征，战果颇丰，功劳甚大，在诸多文武臣中尤其是在那些曾经跟随出征的武臣中地位较高，而且之前曾一度被传将定位位继承人，令身为太孙的朱允炆深感不安。
朱元璋以为让自己的诸多儿子防守边疆，天下太平，江山稳固，为生性文弱的皇太孙安排好了一切，却忽视了分封诸王带来的危险。
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诸王之间的血缘关系越疏远，矛盾也就越来越多。其实这一点在洪武时有大臣提过，但由于朱元璋的反对而不敢再论。
随着朱元璋的逝世，藩王和皇帝之间的叔侄矛盾激化并公开化。洪辟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惠帝，明年（1399）改元建文。
朱允炆一即位就对诸王动手。首先以太祖遗诏禁止藩王回京奔丧，如已在途中立即返回封地，且限制诸王权力，尤其是军权，这让诸王不满，矛盾激化，但碍于朱元璋遗诏不得不遵从。
诏下，诸王皆怒。尤其是燕王朱棣此时身为大皇子，而且已经在途中，却也被迫回还。随后建文又开始大力削藩，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密谋削藩之策。
洪武三十一年（1399）七月削周王，建文元年（1399）四月，又将岷王、代王、齐王逮捕废为庶人，湘王不堪受辱，自尽而死。
昔贵为高皇帝皇子南面为王的藩王们在其父朱元璋死后不到一年就有的沦为阶下囚，有的被废为庶人，朝野上下人心浮动，议论纷纷，诸王更是提心吊胆，叔侄矛盾公诸于众，人人皆知。建文削藩真正目的是削燕，燕王朱棣和皇帝允炆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决，战争也是解决方式之一。
此时在黄子澄眼中“不可立削”的燕王受到严密监视，洪武三十一年（1398）“十一月以工部侍郎张局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受密旨，伺察燕事”搜集燕王谋反证据，随时准备削燕。
因为初议削藩本意是立即削燕，但意见不一。于是在削周之后，燕王加紧防备，装病练兵。而燕王也知道“建文帝尊礼贤臣，慕行古道，民皆悦之”不敢轻易起兵，都在等待着最佳时机。燕王和建文的矛盾一触即发。
建文元年（1399）六月，燕山左护卫百户倪谅上告燕府于谅、周铎等阴谋反叛，于、周被逮捕至京，燕王难辞其咎，装病。燕府长史葛诚向建文帝报告说燕王“非病也，不得于上故耳”。
建文帝委派葛诚做内应，立即派人前往捉拿燕府属官，奉旨捉拿燕王的张信独赴燕王府以实相告。燕王召集护卫指挥张玉、朱能帅八百勇士守卫燕王府，杀燕府长史葛诚、指挥卢振，捉拿北平布政使张员、都指挥使谢贵，攻夺九门，靖难之役正式爆发。
朱元璋的藩王守边制度的实施壮大了藩王的实力，成为靖难之役的诱因。藩王的强大是：位稳固的重大隐患，柔弱皇帝允炆首先发难，采取削藩之举，激化了叔侄矛盾，最终促成了靖难之役的爆发。
2、靖难之役时人动向
靖难之役的爆发引起时人不同反应。文臣武将由于各自利益不同，故动向不一。
靖难之役的正式爆发让当时的文武百官一时不知所措，到底是支持继位正统的建文帝还是支持能征善战的藩王朱棣呢？尤其是对那些起初就对削藩有不同政见的人有着更大的冲击。
靖难之役爆发后的朝中大臣有不同反应。晃中辰将朝中大臣对削藩分为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是严厉的削藩派；二是曲线削藩派；三是睦亲派，反对削藩”。
所以据此对靖难姑且分为四种不同反应。一是正统派，坚决拥护建文帝，反对燕王所谓“靖难”之举。二是中间派，也可称投降派，靖难之前，效忠建文，靖难之后，投降燕王，总之效忠权。三是调和派，奔走于建文和燕王之间进行调和，希望停火议和。四是逃跑派，战争爆发，弃官逃跑。
正统派人是中国古代社会典型的忠君思想持有者，凭其忠心还是值得尊敬。严厉削藩派都属此派，典型代表就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也应该是这一派，因为削藩诏书大多是出自他的手。这一派自始至终都支持削藩，支持建文帝，至死不仕二君，被称为忠节之臣”，为后人所敬仰。
中间派属变通型人，根据自己利益取向而适时调整自己的态度。不同人对他们也评价不一，但我认为无所谓忠奸好坏，因为靖难之役本就是族内部的争斗，不涉及社稷存亡之难。
靖难兵起，中间派持观望态度者还是居多。因为古代人的忠君思想，主要是忠于皇权。建文在位对建文尽忠，燕王即位对燕王尽忠，因为依然是对朱家大明王朝尽忠。对持这种态度者也无可厚非。
归顺之臣中还是有很多人成了永乐朝名臣，如黄淮、杨荣、杨士奇等都是靖难成功时归附燕王朱棣，相继入阁的，并成为永乐朝直至宣德朝的重要辅臣，也为后世所称道，并未因为身为建文旧臣迎附燕王即位而受到太多的诋毁，而且朱様也希望忠臣都如此，为朝廷尽忠办事。
调和派是靖难时期朝廷官员之中非常独特的一派，既反对朝廷削藩太甚，同时又不支持燕王靖难，而是在两边进行调和。这一派人表面看来可谓温文柔和，但实际上却是当时思虑最全、思想最深且最视死如归之辈。他们用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名留史册，令人佩服。他们是真正为天下百姓着想，不想战争爆发，是看清当时形势的人，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靖难时期还有一批逃跑派，也可称之为不负责任派。他们是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主要是文职人员，尤其是北平的文官。他们是朝廷命官，而北平又是燕王府邸所在地，所以当靖难爆发，他们不能参战，也不知道该站在那边才好，可又害怕被牵连其中，于是干脆选择一走了之，逃命去吧。
靖难之中武将投降较多，当然殉难也有。不再逐一而议。总之，文臣武将殉难也罢，投降也罢，弃官逃跑也罢，都有各自的理由，我们不能说殉难是忠臣，投降就不是忠臣。因为他们对建文尽忠，是忠于旧君主；他们投降也是对新皇帝尽忠，都是忠于皇权。
因为说到底，靖难之役本就是一场赤裸裸的皇室内部争夺鬼位的战争，与文臣武将、官员士兵等并无根本冲突。“在这场皁室夺位斗争中，不管是皇帝胜利还是藩王胜利，对大部分官吏来说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服务对象而已，并不涉及国家的生死存亡。而其中的殉难者以及受牵连的人都只是朱棣和朱允炆叔侄俩争夺皇位的牺牲品。
3、靖难之役李彬归附
靖难之役李彬归附体现了李彬的政Z远见，当然其归附也有个人感情因素，是其政Z远见和个人感情相结合的结果。靖难之役的爆发给武职人员提供了一个全力表演的舞台，可谓是一个相当难得的机会。
在古代，科技还不发达，战争中人的指挥尤为重要。对于武将来说，战争双方的最高统帅谁更具有军事才能，谁的取胜机会就越大，那么立场问题就必须慎重考虑。下面我们通过比较一下指挥这场持续三年多的战争的最高统帅的军政才能，以求更深的理解李彬归附。
靖难之役双方最高统帅的军政才能的优劣是促使李彬归附的重要因素，这要靠李彬的政Z预见能力来判断。现比较一下建文帝和燕王的军政才能。先来看政Z能力。
首先，建文一即位，就利用太祖遗诏禁止空叔们回京奔丧，接下来马上又对诸王动手，幵始了大力削藩的举措，将叔侄之间的矛盾一步步加深。而在削藩之始却又对威胁最大、实力最强的燕王迟迟不敢动手，甚至连朱元璋临崩时都嘱托说“燕王不可忽”，而建文居然还是忽视了。
建文削藩不果，给了燕王充分准备的时间，也给了燕王援引祖训、举兵“靖难”的口实，显示了建文政Z才能的不成熟。
第二，靖难爆发，在残酷的政Z斗争中，建文对燕王始终抱有幻想，令将士不要伤害燕王。尤其是在东昌之役中，致使“是役也，燕王数危甚，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其政Z的幼稚显露无遗。
最后，当燕王靖难即将成功之时，建文派人去燕王处妥协，想划江而治，要知道这场名为“靖难”实为“夺位”的政Z斗争是无法和平收场的，而建文居然还想割地而治，再次证明了建文的政Z方能的幼稚的一面。
现来看看燕王的政Z才能。靖难之初燕王就援引祖训（哪怕是断章取义也好，至少为自己的篡位行为找到了冠晃堂的理由），以使自己造反有理，避免了当时的舆论压力，最大量地争取人员支持，显示出燕王的政Z才能成熟的一面。
战争爆发后，连以“善谋”著称的宁王都被骗过，一举收买了他的蒙古铁骑“朵颜三卫”，大大增强了军队实力，为以后夺取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足可证明燕王不仅“善战”而且“善谋”，其政Z谋略和手段是建文远远不及，且不说朱棣靖难前隐蔽手段的高超和成功后治理国家所展现的才能。
再者，自始至终在战争中，燕王朱棣对自己部下除进行大力奖赏之外，还非常注重感情的投入；对投降之人除优待政策之外，也非常注重感化功能，极力进行笼络收买。
东昌之役，“燕精锐丧失几尽，（盛）庸军声大震”,尤其是大将张玉战殁，燕王悲痛异常，并亲自撰写祭文以祭奠阵亡将士，还脱下自己所穿袍服焚烧，以示为阵亡将士御寒，并深情地说“虽其一丝，以识余心”令在场的将士及死亡将士的家属为之动容，极大地激励了将士。
再有陈亨是降将，当陈亨因伤重而死，朱棣更是亲自撰写祭文，并举行隆重祭祀，也让将士尤其是降将感动。与建文相比，朱棣的政Z手腕远高一筹，是建文远远不及的。
再对双方的军事指挥才能作个简单比较，这里仅对双方战场用人作个比较。
燕王起兵后，建文用洪武时期留下的寥寥无几的老将耿炳文北伐，这本是个不错的决策。在真定，炳文受挫，静守真定，燕王也不敢进攻，都在等待时机。而建文却在此时临阵换将，要知道僵持之际最忌临阵换将，更何况换上的是庸将，这等于给了对方打倒自己的机会。
果不其然，李景隆上阵后一败再败，最终导致“金川门之变”李景隆幵门迎燕王入京，将建文朝廷置之死地。建文用人不当，误人误己，这是其一。
其二，徐辉祖大胜之际，燕师军心不稳，本应可以乘胜追击，却不知是怀疑徐辉祖和朱棣的关系（朱棣是徐辉祖的妹夫），还是另有原因，建文却在此关键时刻将徐辉祖调回京，致使错失良机。
该疑时不疑，不该疑时却又疑，再次显现不知用人！并非是满朝文武，无人可用，实在是千里马有，而伯乐无。
其三，朱元璋临崩之际委以重任的被视为“最有才智”的谢马都尉梅殷，建文直到大势已去之时才想起派他去统兵，可惜晚矣。为何之前连祖临终委托之人都置之不用，这不能不说又是建文的失误，建文指挥用人连连出错，怎能不败？
对比之下，这更显示了燕王用人的高明之处。朱棣用人量才录用，用而不疑。尤其是对降将更是推诚置腹，委以重任。
比如对待真定之战中被俘的左军都督顾成，朱棣亲自为他解幵绳索，并动容地说是老天将他送来的，并把他送往北平委以重任甫佐燕世子守御北平，为自己坚守后方。
正因如此，明成祖“除少部分嫡系外，大部分是南军的降兵降将，对归降者一律不咎既往，推诚任用，所以看不到反戈的现象”朱棣这种高超的用人策略使得将士愿意为他誓死效力，帮助他一步步走向成功，从而以一隅而制天下。
通过最高统帅的军政方能的对比，说明李彬归附燕王的决策没错，由此也证明李彬判断准确，其政Z远见非比寻常。
个人感情也是李彬归附燕王朱棣的重要原因。李彬是洪武时期接替父职为济州卫指挥佥事的武将，在跟随颖国公傅友德出塞征讨故元辽王阿札失里战争中，李彬初立战功，表现神勇，引起燕王注意。
随着李彬在边关地区的活跃，朱棣对李彬已经是特别注意。正如徐茜所说“朱棣还极力拉拢在北平呆过的官员与军将，就连建文帝派去监视他的将领也被其策反”，李彬也在他的争取之中。李彬是承袭父职，洪武时期的军将，由于北征及驻守北平和燕王朱棣的距离较近。
尤其是李彬守御北平时，时为藩王的朱棣就“闻其晓雄，召见与语，奇之，遂隆眷注”加深了李彬和朱棣的个人感情。
燕王在洪武时期的卓越战功和才能有目共睹，故当身为藩王的燕王对他加以特别关注并召见时，终于在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李彬成为第一批归附燕王的将领，并被委以重任，担当前锋，李彬之后又陆续有武将归附燕王，通州卫指挥房胜、遵化卫指挥蒋玉、密云卫指挥郑亨、永平卫指挥陈旭、赵彝、郭亮等相继以城降于燕。
李彬的率先归附是燕王争取的结果，也是李彬对燕王赏识自己的最好回报，因此可以说正是李彬带头归附的榜样，才有随之而来的更多将领们的不断归降。
总之，李彬是最早归附燕王的将领，并非像后续将领兵败被迫投降而归附，故李彬归附体现了他的政Z远见。当然个人感情也是促使李彬早期归附燕王的重要因素，李彬的归附是其政Z远见和个人感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一结果改变了他以后的命运。
二、李彬治理安南的政绩
1、镇守前安南状况
李彬镇守前安南状况不甚理想。安南即交耻（古越南），现在的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安南自古为中国之郡县，后趁中原内乱独立出去。安南自独立出来后就一直在伺机侵略周边弱小国家及地区以求扩大自己势力，行为恶劣。
安南在公元939年吴权称王后，968年又经过丁部领的统一并自称帝，然后黎桓建立黎朝代替了丁朝，但依然对宋称臣，而对占城则完全不同，攻打占城并迫使占城称臣并每年向其进贡。
也正是安南历来这种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陈朝时胡季犛辅政，实行改革，之后对外更是采取扩张政策，除侵略占城外，还侵占明朝的边疆，尤其是广西思明府领地。
公元1400年胡季犛弑主篡权夺位，并继续侵略明朝边疆。明朝派使臣前往责问，令胡氏改过，返还侵略之地，但胡氏阳奉阴违未认真执行，并大肆迫害陈氏后裔，国内混乱，人民不满。占城也因为胡氏侵略向宗主国—明朝求助。
永乐四年（1406）三月，掛氏派兵将逃到明朝被明朝护送回国的陈氏后裔陈天平袭杀于鸡陵关，极大的侮辱明朝使臣。在这诸多原因之下，明朝于永乐四年（1406）七月，大发兵征讨安南，安南兵败，安南耆老请求明廷复置郡县统治。
永乐五年（1407）“六月朔，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耻，设三司”—如内地统治，并派总兵镇守。永乐十五年（1417）二月，丰城侯李彬以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镇交耻。
2、李彬镇守时的政绩
李彬镇守安南政绩显著维护了安南稳定，推动了安南发展。永乐四年（1406）七月，李彬以征安南左参将的身份出征安南，直至永乐六年（1407）六月凯旋班师至京（南京），而今又以镇守交址总兵官身份再次来到安南，并且一镇就是六年。
明朝从永乐五年（1407）设安南为福祉郡后，推行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Z、经济和文化的统治模式。
从安南全部北属即公元1414年起，镇守安南的总兵官是张辅。明朝对安南进行统治，后由于中官马骐的诬告，张辅被召回。于是对安南的镇守和治理就转交给了李彬，李彬除了继续执行明朝颁布的主要统治政策外，还因地制宜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以期能更好地稳定安南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繁荣经济。
第一，修治城池
无论何时何地，大凡经历战乱之后，都避免不了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之状，安南也不例外。为做好战争善后工作，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进一步伤害，也为履行明成祖给予的任务，作为总镇一方的镇守总兵官，丰城侯李彬在这方面费力不少。
到明朝时安南已经独立几百年，对中原的再次郡县统治已有部分抵触甚至反抗情绪。作为具有维护社会稳定职责的镇守总兵官，李彬必须前往，而战后修治那些被反叛者破坏的城池也成了他不可或缺的职责，这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侵略行径完全不同。
因为安南自古就是中国的一个郡，即便它有一段时间独立出去，但一直保持朝贡关系，故中原统治者依然把它看成自己的统治范围，把那里的人民也看成自己的子民。忠厚谨慎的丰城侯李彬自然谨记在心，战乱之后不忘修治城池，安抚民众，以稳定秩序，发展经济。
第二，垦荒屯
安南自古就为蛮荒之地，经济落后，历来就和中原有较大差距。作为总镇一方的总兵官，要维护安南的稳定，就要解决粮食问题，尤其是军队的粮食问题，靠内地运送，一是路途遥远，运输不便；二是长期镇守，内地给粮增加国内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李彬提出屯措施。
李彬提出各卫所分军屯，李彬依据基本措施，根据安南实际情况又有所创新。因为镇守安南的军队，有从内地随征官军（还包括因罪被罚至边地之人），有从广西、云南等边境随调土军，还有安南本地降附土军，成分复杂，李彬据此分情况实行屯田。
第三，完善驿站
明朝在安南还设立了不少驿站，便于交通。在永乐十四年（1416）五月张辅镇守期间，就上奏设立骚站。于是在张辅的建议下共设立了水驿十二处，递运所八处。后又设马驿三处。
这年十一月，张辅被召回京，李彬代为镇守，把未设立好的骚站继续完善并加以妥善管理，为安南的交通运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四，建校设医
在初定安南之后明朝就开始在安南建立学校，让安南人民学习中原儒学和医学，传播中原文化。接着又扩大建校范围及所教内容，除儒学外，阴阳、医学、僧纲、道纪等都有设立。
李彬镇守期间，通过建校推行教育的举措更加普及，甚至偏远之地也建校实施教育。除了在安南本地建校推行教育外，还选取一些优秀生员进国子监进行深造，学成后送回安南录用，让他们为安南的社会发展服务。
通过建校大力推广教育的举措，安南文化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推行教育的同时，中原很多古籍也输向安南，进一步促进了中越文化的交流。
第五，订立里甲制度，修定赋役黄册
里甲制度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明代的里甲有其历史渊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的乡村基层组织，它和秦汉以来的亭里制、三长制、里保制等是一脉相承的。”里甲制度也是明朝政府推行黄册制度的基础，和黄册制度互为表里。
曹树基认为“从赋役管理的角度讲，里甲制度是对封建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劳动力—进行管理的社会组织，而黄册制度则是这一管理制度的簿记形式。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讲，里甲制度是人口的组织形式，是政府的基层组织，而黄册制度则是人口的登记制度”。
自永乐五年（1407）至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对交祉的户口管理不很成功，场于混乱。李彬到来看到其中不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要求像内地一样实施里甲制度，修定赋役黄册，完善管理，避免混乱。里甲制度和赋役黄册对维护安南社会秩序，实施有效管理起重大作用。
3、李彬治理安南的作用和影响
综上所述，丰城侯李彬在安南实施了一系列治理政策，诸如修治城池、垦荒屯田、完善释站、建校设医、修订里甲黄册制度等，尤其是垦荒屯可以说极大程度的幵发了安南。
李彬带领士兵修治城池，安抚人民，维护着安南的稳定，为安南经济的复苏、发展和繁荣客观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完善骚站的设立重新划分隶属区域，实行就近管理，为经济发展，也为交通运输提供了不少方便。
在属明时期尤其是李彬镇守期间，明朝在安南大力建校推行教育，极大地加速了安南文化向中原文化靠拢，为安南文化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彬因地制宜，官军土军参错垦荒屯田，在安南开辟了大量荒土为良田，还引进并栽种了许多经济作物，为安南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原和安南的经济交流。
安南自古是中国的一个省，但由于地处偏远，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安南仅有的一次有记载的集中大量人力进行有规模的开发就是永乐十九年（1421）李彬的这一次垦荒屯。
李彬的这次垦荒屯田既可以很好的解决军粮问题，减轻国内人民的运输之苦，还极大的开发了时为“蛮荒之地”的安南，促进了安南的农业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安南的粮食生产，真可谓一举数得。
越书记载“当时，中国商人派来了许多船只把从我国搜刮的大米载运回去”，安南本就“土甚稀，谷不足以赡土著”。还有大量驻扎在安南的明朝军队需要军粮，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垦荒屯田所收获的粮食哪里还能有多余的大米被明朝的商人买走呢？这正好反证了垦荒屯田对安南的开发所取得的成效。
李彬在安南实施的修订里甲制度和赋役黄册，要求按内地的模式来管理安南，对安南实行有效统治，维护了战后安南的稳定，但非常可惜，由于李彬的病逝，对安南的管理也随之失效，以致最终放弃。
总之，明朝自永乐五年（1407）将安南郡县后，设立三司，对安南进行直接统治，实行的基本是睦邻相处的和平政策。
作为安南的最高镇守长官，丰城侯李彬在镇守期间（1417-1422），除了执行明朝的主要统治政策外，还因地制宜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南社会稳定的措施，发展安南经济、繁荣安南文化，对安南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推动中越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