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魏启扬

来源 | 洞见新研社

图源：长沙晚报

十年前，中国高铁还在为是选择德国技术，还是日本方案左右为难，如今全面自主化的“复兴号”已有超千组车组投入运营，我们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十年前，中国的导航定位几乎全部依赖GPS，如今北斗导航芯片快速迭代，定位精度不断提升，我们惊喜的发现，导航软件右上角卫星图标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北斗定位”。

十年前，中国民航被波音和空客两家垄断，如今国产大飞机C919已经完成商业首飞，累计订单超千架，至此，中国乃至世界航空的版图上有了第三个强有力的竞争者。

很显然，在科研逐渐步入深水区，越来越难以获得突破的背景下，加之以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化时代正迎面而来，研发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高质量颠覆性研发创新的出现。

看到了，自然要有所行动。

今年6月份的“2023互联网岳麓峰会”上，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正式公布了长沙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目标。

随后，湖南湘江新区主动揽起重责，公开表态，“要在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中走在前、当主力，要将新区打造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核心引领区。”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大的问题是，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怎么建，现在并没有可以参照的对象。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罗安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过，“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国内暂时没有一座城市提出类似定位，长沙怎么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是摆在湖南面前的一张‘新考卷’。”

完成目标，对长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对湘江新区更是如此。

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面临的第一个难点就是高额的建设费用。

必须明确，我们要建的不是一栋楼，一个街区，而是一座城，其中既包括与吃穿住用行相关的基础设施，也包括明确的生活休闲、消费娱乐的功能分区，当然也包括标志性的研发与产业聚集区。

当以“城”的概念来进行整体统筹时，投入的建设金额无疑是非常庞大的。

另外一方面，除了初始的建设费用，研发本身也是一件费钱的事情。

公开报道显示，大科学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建设时，前后累计投资超10亿元，建成后每年还至少需要1.1亿元用于运行和维护更新；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仅研发费用一项，每年的拨款就超过120亿美元。

湖南湘江新区决定要“冲在前，当主力”，成为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核心引领区，肯定在心理上已有所预期。

在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战略之前，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湘江新区提前部署了湘江科学城的建设规划，这是一项与研发中心城市定位极为契合的城市规划。

在高层决策者的构想中，湘江科学城是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重要引擎，也是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创高地的关键之为。

至于建设经费，湘江新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的经济体，2022年的经济总量超4200亿元，居于全国国家级新区第6位，以全省5‰的土地面积创造了8%的GDP。

从上面的案例可以看到，建设研发中心城市并非一朝之功，而是需要长远的持续投入，可以这么说，如果湘江新区的财力都无法支撑研发中心城市核心引领区的建设，那长沙将很难找出其他能够承担起这项责任的合适人选。

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第二难点是，研发能够推动产业发展，但研发并不能直接转换为产业实现价值。

在很多情况下， 研发就像“伏兵”，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埋伏”， 直到某个瞬间突然“出击”，猛然抬头这才发现，产业格局已经改天换地，此时研发由“伏兵”变成了“奇兵”。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为了探测引力波的存在，科学家们在美国打造了一个巨型装置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管臂长达4千米的干涉仪，内部能让光波反射400次，激光光路长达1600千米。

这个项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运作，几十年间投入了上百亿，直到2017年才迎来收获，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来自双中子星合并的引力波，三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当然，有些研究延续数年，甚至数十年也没有理想成果产出也是常见的。

例如，2016年8月，“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物理学家们有了非常深刻的发现：没有新发现”成为新闻，这种“没有发现就是发现”的结果，是30年前该项目设计之初唯一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举这些案例是为了说明，如何通过合理的产业规划来对冲研发的“少产”，是建设研发中心城市之前就必须考虑清楚的事情，对此，湘江新区用深厚的产业底蕴进行对冲。

大家都知道，工程机械是长沙的产业名片，城市标签，湘江新区恰恰是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重点布局的区域之一，中联重科总投资1000亿元的中联智慧产业城正落子于此，中联智慧产业城不光光是一个生产基地，同时也是中联重科研发创新的主战场。

企业主导的研发，特别是行业头部企业的研发具有非常强的产品属性，大多都是要为自己的行业竞争力背书。

比如全球最大吨位2400吨全地面起重机、全球最长101米泵车、全球首台纯电动汽车起重机……这些“国之重器”能够被制造出来，映射的是企业的研发实力，往大了说，亦是长沙和湘江新区在产业层面研发实力的体现。

当然，湘江新区不仅仅只有工程机械一个优势产业：

圣湘生物通过自研创新，成为蜚声海外的体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湖南揽月机电杜金榜团队研制反作用飞轮及磁力矩器产品，实现了卫星姿控系统核心关键零部件的国产自主可控，成为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博云新材专研大飞机机轮和刹车系统，成为国产919大型客机供应商；

银河麒麟深耕信息领域，成功研制国产麒麟操作系统；

天仪研究院已发射26颗卫星，卫星累计在轨无故障飞行时间超过15000天……

除了已有的产业布局之外，湘江新区还怀揣着湖湘人特有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在此之前就已经加入到智能网联汽车、北斗、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产业的竞争，通过先行探索进行产业培育和蹲苗。

很显然，湘江新区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原有的优势产业是基盘，狠抓不放手；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埋下种子，等待收获与爆发。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技术与产业的发展都遵循着“线性创新理论”，即基础科学是最根本的创新引擎；基础科学完成理论突破，然后形成应用科学体系，再转化为生产制造的技术创新；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必然带来更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而随着科学前沿边界的推进，科学的超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学科重叠的交叉性越来越明显，特别像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出现，使得多领域、多学科的相互协助成为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技术与产业发展进入到“多元创新”的新阶段。

此时，找到将研发创新转化为产业价值的路径就变得非常关键了。

在寻找路径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长沙现有研发体系的布局。

官方信息显示，长沙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20家，湘江新区占了5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家，有8家成长于湘江新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有31家，大部分企业也都位于湘江新区。

除此之外，湖南省近两年来着力推进的“4+4科创工程”—— “四大实验室”和“四个重大科学装置”在湖南湘江新区也均有落子。

主体工程在湘江新区的是湘江实验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总部及三个节点实验室（潇湘实验室、衡山实验室、麓山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岳麓山实验室（大科城片区）、芙蓉实验室（湘江新区片区）有部分研究中心或实验室在新区有布局。

手中握着如此丰厚的资源，如何将研发创新转化为产业价值的实现，湘江新区可打的牌就多了。

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本地聚集模式”，这里说的聚集，不光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聚集，还包括研究方向的聚焦，由此产生巨大的产业迸发能量。

我们可以看看上海张江科学城的“它山之石”。

除了“2+2+X”（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提前布局的两大新兴产业“航空航天+智能汽车”；扩展大健康、量子科技等未来“X”产业）产业矩阵布局外，张江科学城还聚集了上海光源、蛋白质研究中心、上海超算中心、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等，未来还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

这就是“空间聚集，研究聚焦”逻辑的很好体现。

反观湘江新区，其产业聚集的规模也很大，本身就拥有工程机械、新材料和电子信息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占到湖南千亿级产业集群数量的21%。

此外，湘江新区还聚集了包括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含北斗）、智能网联汽车、文化旅游等15条产业链。

实际上，无论是上文提到的中联智慧产业城，还是正在建设中的湘江智能网联产业园，亦或是中电软件园、芯城科技园这些大小园区，都是产业在物理空间上聚集的载体，当产业形成聚集时，研发方向自然不会偏离，研发成果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本地完成了转化。

研发能够通过“聚变”产生产业价值，当然也能通过“裂变”产生价值，这就牵出了“异地扩散模式”的第二条路径。

之所以会有“异地扩散模式”这条路径，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产业发展没有上限，但城市空间、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本区域内的研发成果能在本地转化很好，但如果能在其他地方也能生根，无疑会产生更大的价值。

其二，随着科学技术的更新，不同学科之间的技术融合，以及由技术所引导的产业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导致产业链持续变长，链中链也开始涌现。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在传统思维中，这是一个与汽车制造高度关联的产业，但是新能源汽车在产品迭代的过程中，动力电池和智能驾驶成为一辆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关键，在这里又衍生出新能源电池和与自动驾驶相关的智能网联产业。

链中链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新能源电池和智能网联既是新能源汽车的配套，是其产业链中的一环，但这两个产业拎出来又能单独成链，同样也各自拥有万亿级的产业规模。

新能源电池与新型材料、生物化学、芯片等产业高度关联；智能网联汽车则包括大热的人工智能、芯片、云计算、北斗、激光雷达等产业，如果做进一步的延伸，也能和工程机械、航空航天等产业搭上关系。

湘江新区的很多产业都具备“异地扩散”的能力，特别是“4+4科创工程”中建设的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力能实验装置、航空发动机冰风洞装置这四大科研基础设施，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国家先进产业的研发任务，基于此，更是要倡导这种模式。

回到湘江新区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核心引领区”这件事，通过“异地扩散”产生“裂变”，既腾出了更多的产业发展空间，同时也拓展了自身在“研发”以外的影响力，这也将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研发的价值。

将格局打开一些，这种“裂变”模式会帮助“研发中心城市”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研发中心城市”的建设者和运营者也将成为更多产业区域的开发者。

最后，我们再来盘一下，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这件事情能对长沙和湘江新区带来什么。

除了明面上追求的产业联动发展的目标，换一个方式来解读，其实就是区域经济实力的增长之外，更深层次的红利还包括城市建设的升级，也就是产城融合的高阶形式。

建设“研发中心城市”的本质是产业发展的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传统的以招商为初始点的“产—学—研”模式，现在变化为以“招研”为初始点的“研—学—产”模式。

翻译过来就是，过去是“扩大产能，用需求牵引研发创新，继而带动学术创新”，现在的逻辑是，借助研发创新的力量，直接判断投资或者潜心培养一个全新的科技产业，从而实现“弯道超车”。

与产业发展模式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城市发展逻辑。

过去，我们经常看到城市发展大多依托“低廉的土地和人工成本吸引产业，进而积累财富发展城市”，是“产—人—城”模式。

如今，更高阶的城市发展转变成“通过建设能吸引科技人才的魅力城市，聚集科技人才，进而发展科技产业”的“城—人—产”模式，毕竟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而人才是产业能够永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回到长沙和湘江新区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这件事情，正好嵌入进“城—人—产”模式中，是长沙执行强省会、强新区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长沙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城市吸引人才的手段大致有两个。

一个是政策层面的倾斜，通过创业支持、柔性补助、引才补贴等不同方式，来迎合人才的需求，从而达到人才引进的目的。

对于人才，湘江新区向来是很大方且不遗余力的。

针对重点产业博士，新区提供最高60万元生活补贴、10万元购房补贴、100万元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对顶尖人才领衔的项目更是给予最高1亿元资助。全日制创业博士，可同时享受就业和创业补贴，硕士可享受最高5万元的购房补贴。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湖南湘江新区直管区人才总量达80万人，两院院士36人，入选国家和省市人才计划2400余人。

另外一个手段则是通过诸如城市的低房价、历史文化沉淀、丰富便捷的休闲娱乐生活等 “软实力”来吸引人才，长沙也确实依照这样的城市建设逻辑收获到了丰硕的果实，2022年以净流入18万多人的成绩，成为全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

局势变得明朗起来。

研发中心城市的主体要由研发人员和科学家组成，各项研发要由科学家们来实现，因而为研发人才和科学家们建设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城”，是“吸引科学家”和“留住科学家”的关键要素，这也成了长沙和湘江新区城市建设的新命题。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成熟的案例经验，以及研发人员和科学家们的工作模式、创造经历、生活方式等特点来勾勒出“理想之城”的大致模样：

可交流的城市——美国西雅图科技创新核心聚集区联合区1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有30家咖啡店，这些咖啡店设置于各种顶尖机构、创业公司和孵化器之间，研发人员们之间的交流无处不在。

有风情的城市——下午茶和酒馆对英国的科学研究有着非常大的贡献，在酒精和茶香的惬意安闲氛围中，剑桥的下午茶“喝”出了6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

有温度的城市——研发人员和科学家并不是孤家寡人，每个人才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只有妥善安置了家庭，才能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

艺术之城——很多时候，科学家的灵感是由艺术所激发出来的，像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著作《力学原理》的开篇就是一首诗；爱因斯坦的业余爱好就是小提琴；发明摩斯密码的摩尔斯曾是一名画家……

科学与艺术、科学家与艺术家，有非常多的重叠，由此倒推，我们的“研发中心城市”也应是一座艺术之城。

事实上，湘江新区在成立之时就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进行规划和建设的，现在提出建设全球研发中心城市核心引领区战略后，未来将进一步强化这套发展逻辑，产城融合的建设也将提升一个层级。

长沙和湘江新区打造“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同时，一座研发人员心目中的“理想之城”也逐渐清晰，在这个过程中，湘江新区冲锋在前，既是做样榜表率，也是为积累经验，进而形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模式辐射全市。

当网红长沙开始批量制造网红科学家，孵化出爆款科普节庆/研发顶会IP时，“研发中心城市”最终将呈现出“产业发展，市民宜居，人才宜业”，一副只有在理想中才会出现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