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河南商丘有个名叫李文贵的老人，骑车摔倒后被送到医院，却在手术后的第二天撒手人寰。

他的女儿在调查父亲死因时，发现医院开出的三份简历内容并不一致，真实性存疑。

另外，李文贵火化后，家人在他的尸骨中，发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他身体中的手术部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发前，李文贵的家人们并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因为骑车而摔倒。李文贵最大的爱好就是骑车，而这个爱好，还是他在工作中培养起来的。

年轻时，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李文贵，经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农村的田野乡间，指导农民耕种。

即便当时村里都是土路，沟沟坎坎颠簸不已。李文贵骑着自行车，也都像行驶在平地上一样轻松。

退休后，李文贵每天依旧离不开自行车，不管是晨练还是出门办事，他都喜欢骑着自行车到处跑。

家人们怕他累着了，商量要给他买辆电动三轮车，这样他就省力了。

可李文贵死活不答应，表示骑不惯3轮车，控制不好方向。是以，家人们只好作罢，让李文贵继续骑着家里的小自行车。

2013年10月18日，李文贵跟往常一样，准备骑着自行车出门买馍。

小区的道路由于设计问题，一些井盖是高过地面的，直接骑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是以，李文贵准备下来推车，绕过这个井盖。

可他当时不知怎么了，下车时一脚没站稳，直接摔在了路上，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只得急忙向巡逻的保安求救，很快被送到了医院里。

经过一系列诊察，医方判断李文贵的左股骨骨折了。同时，他们还告知李文贵的女儿李青萍，治疗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不开刀，靠吃药等方式慢慢恢复，不过容易导致延误治疗，病情恶化后导致股骨头坏死；另一种就是做手术，见效比较快，而且术后不容易复发。

不过价格要高出不少，光是进口的人工全髋关节，就要花将近4万块钱，比另一种国产的贵2.3万元。

按医生所说，进口的髋关节虽然比较贵，但是副作用小且坚固耐用。李青萍没想太多，很干脆地选了进口的。

10月24日，李文贵被推进手术室中。据医方所说，手术进行得很成功，李文贵在医院休养几天就能出院了。

李青萍看着逐渐从麻醉中苏醒的父亲，一直悬在她心里的那颗大石头终于落下。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她的心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安。

次日清晨，李青萍在家煮了一锅清汤面，带到医院让李文贵吃。

然而李文贵说自己口渴，只喝了几口汤就表示自己吃饱了，虚弱地躺在床上沉默不语。

李青萍认为父亲刚经历了手术，虚弱些也正常。念及于此，她转头看向了插在父亲身上的引流袋。这一看，可把她吓出了冷汗。

手术后体内会出现渗血、积液等“瘀血”，必须用引流袋等器械，将这些“淤血”及时排出体外。

一般来说，医方还会给患者打一些用来稀释血液的药，以此提高排出“淤血”的效率。

按道理说，这种“淤血”颜色要比正常血液更深。可此时李文贵身上的那个引流袋中，装的却是鲜红色的血液。

正巧这时医生来查房，李青萍急忙向医生咨询情况。医生却告诉她，引流袋中装的就是“淤血”。李青萍感觉对方有些不靠谱，又找到了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建议做下抽血化验，然而等结果出来后，主治医生却不让李青萍看结果，只说李文贵的各项指标相对正常，不需要输血。

到了11点左右时，李青萍问父亲中午想吃什么，李文贵虚弱地说自己不饿，就是感觉渴得慌。

正说着话，李文贵突然愣了一下，接着说自己看到的东西都变红了。

紧接着，他抬起手指，开始念着每个家人的名字，看起来仿佛处在半清醒半糊涂的状态。

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李青萍发现在这几个小时期间，引流袋中的血液颜色变得越来越明亮。

李青萍再次找医生，得到的还是那个答案：这种情况很正常，不需要做输血治疗。

晚上8点多，已经陪护一天的李青萍准备回家。临走前，她和前来接班的哥哥，一起找到医生交代道：

“你说不用输血治疗，我们相信你。但是引流袋里的血液实在太像鲜血了，请你把稀释血液的药停了吧！“

回到家后，李青萍一直惴惴不安，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凌晨3点多，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李青萍仿佛预料到了什么，有些不安地接起了电话。

在电话那头，她哥哥焦急地说：“赶紧来医院！爸快不行了，现在正抢救着了。”

李青萍赶到医院时，李文贵正躺在病床上接受抢救，此时他的血压降到了0，已经开始休克了。

只可惜，在经过两个小时左右的抢救后，李文贵最终还是因呼吸衰竭逝世。

看着几乎没有血色的父亲，李青萍不由痛哭了起来，同时急迫地问哥哥，她走后医院有没有继续打稀释血液的药。哥哥想了想，发现那个药还真没有停。

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李青萍认为父亲的死因，其实是严重失血导致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家医院。

是以，李青萍决定搜集证据，将医院告上法庭。

父亲逝世后，李青萍很快就辞职在家，一心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

在去医院复印病历时，李青萍通过对比父亲的3本病历，发现每本的数据都不完全一样。

比如低分子肝素钠注射液等5支注射液，在一张清单上是正数，在另一张上却是负数。

除了这些，两张清单的其他数据一模一样，包括合计金额。

李文贵老人的清单

这就怪了，按理说其中的几个数变成负数，总金额肯定会出现变化。如果总金额不变，说明清单很可能被人篡改过。

由于李青萍一家也看不懂也记不住用的药，医院有可能会多报一些压根没用过的药，以此来多赚一些钱。

此外，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漏洞，就是李文贵手术后第一天的用药记录。

那两份病历上的用药，跟前一天的一模一样。可是在另外一份病历上，这天什么药都没有用。

然而实际上，医院在这天给李文贵开了低分子肝素钠等抗凝血药，也就是李青萍一直主张停用的那些药。

这么看来，医院当时执意要给李文贵用抗凝血药，很可能是为了牟取更多利益。

更为离谱的是，医院在得知李文贵对头孢过敏后，依旧连着给李文贵开了11支头孢替安针......

这些证据找起来格外繁琐，李青萍需要详细对比三摞病历，从中找出不同之处，以至于她随口就能说出一些复杂的药名。

在忙着搜集病历等证据的同时，李青萍也在为父亲操持后事。

在为父亲举行火化仪式时，李青萍留了个心眼，请殡仪馆把老人骨灰中的遗留物也保存下来。

很快，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把一个一头是螺丝、另一头有五个孔的金属物体交给李青萍，李青萍判断这应该就是手术部件。

为了鞭策自己尽快查明真相，李青萍将这个部件封存在家中，告诉自己必须等将医院送上法庭那天，再取出这个部件。

功夫不负苦心人，2018年9月，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

除了那3份删改痕迹严重的病历外，法院发现医院还存在延误治疗的情况。

李文贵的护理记录上显示，术后第一天时，李文贵引流袋中的总血量约为3000毫升。

而李文贵的体内，原本应该有约4000毫升的血量，到了后半夜时却只剩下了两瓶矿泉水左右的血量。

如果失血过多，患者就会感到口渴，同时伴随食欲不振、浑身乏力等症状。

如果失血量超过800毫升，就容易引起失血性休克，严重的还会造成死亡。

一般来说，医院在术后都会严格控制患者的出血量，在排出“淤血”的同时，避免患者大量出血。为此，医院基本都会视情况进行输血治疗。

然而李文贵却是在术后第二天半夜3点左右，才开始接受的输血治疗。

14分钟后，医院因李文贵陷入昏迷、测不出血压，停止对李文贵继续输血，对其进行进一步抢救。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医院多次出现严重医疗过错，且病历存在伪造痕迹，应承担90%的主要责任。

然而医院却认为90%太多了，对一审的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当庭提出要上诉。

一审结束后，李青萍回家取出了那个手术部件，并且让多个专业机构和专家鉴定。

结果发现，这压根就不是全髋关节置换术的部件，而是DHS内固定手术的。

价格要比全髋关节的便宜将近3万块，内定价格在7千到1万不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DHS内固定也可以用在股骨颈骨折手术上，只不过术后的效果不如直接全髋关节置换。

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失血量都不会大，也就是说老人的严重失血，并不是部件造成的。

获得了这个关键证据后，李青萍直接提交给了法院。二审时，法院让主治医生的第一副手解释这个重大纰漏。

副手看到这个部件，磕磕巴巴地承认这就是DHS内固定手术用的部件，但同时他还声称，这种部件也能用来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这就有点狡辩了，当时医院里明明有最适合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手术的部件，却舍近求远地去用别的手术的部件。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判医院承担全部责任，并对李青萍一家作出相应赔偿。是以，李青萍总算报了“杀父之仇”。

遥想当时父亲刚刚去世时，李青萍还曾跟采访她的人说：“父亲竟然是这个去世法，我实在不能接受，必须尽快把事实查明。”

可大仇得报又能怎样？李青萍一家平静幸福的生活，已经被医院搅得支离破碎。

李文贵的老伴在他去世后，因过度伤感犯了脑梗，失去了行动和自理能力，只能以轮椅代步，以后基本需要在子女的照看下生活。

而对于李青萍来说，父亲的逝世在她心中一直难以释怀，她脑子里时不时会冒出父亲严重失血、虚弱不堪的身影。

每到这时，她便会失控痛哭，以至于精神状态一直不佳，吃了不少药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其实，像李青萍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她也只是医患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缩影。说到底，医患关系就是一种将心比心的关系。

大多数的医生和护士，都会将病患看做自己的亲属，尽力为其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美医生”邢锦辉

比如“最美医生”邢锦辉，工作近30年来，从未受过孤寡老人、贫困家庭一分钱。疫情期间，一家六口人又是捐物资，又是在前线抗疫。

倘若医院都能把患者当做家人，尽全力救治，那么像李文贵这种因医院疏忽大意而逝世的惨剧，也将会渐渐消失。

[1]中国青年网，《老人骨折就医死亡：手术后流血近3000ml 用药记录“消失”》

[2]《北京青年报》，《79岁老人骨科手术后去世：家属称骨灰中发现另一种手术的部件，价格便宜近3万》

[3]中华网，《79岁老人骨折就医后死亡：术后流出血液近3000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