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传》第八章以“圣人立象以尽意”为纲领，构建了中国哲学“观象—系辞—明变”的认知体系。这一章既是《周易》从占筮向哲学转化的枢纽，也是历代学者阐释“易道”的核心文本。从汉代象数派的宇宙论建构，到魏晋玄学的本体论突破，再到宋明理学的道德形上学转型，其诠释史本身即构成一部微缩的中国思想史。

一、汉易象数派：在符号中重建宇宙秩序

汉代经学以“象数”为钥匙，将第八章的“拟象”思维转化为可推演的宇宙模型。孟喜首创“卦气说”，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四时，七十二爻配七十二候，使“变通配四时”（《系辞》）具象为节气流转的符号系统。其《周易章句》注“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曰：“五者，五行；三者，三才。五行生克，三才相推，故能‘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这种将天文历法、五行生克融入卦爻的诠释，使《周易》成为汉代宇宙观的数学化表达。

京房进一步发明“纳甲法”，将十天干纳入八卦，以《乾》纳甲壬、《坤》纳乙癸，构建“卦纳甲，爻纳支”的天人对应体系。他在《京房易传》中解“观其会通”时强调：“会者，阴阳相会；通者，刚柔相通。甲壬为阳，乙癸为阴，阴阳相杂，方成变化。”这种“象数互涵”的诠释，使卦爻成为推演天象、人事的运算工具。荀爽的“乾升坤降说”则聚焦爻位变化，以《乾》九二升居《坤》六五、《坤》六五降居《乾》九二为例，论证“刚柔相推”的本质是阴阳二气的升降交感，其《周易注》云：“阳当升而未升为‘吝’，阴当降而未降为‘悔’，圣人观此以定吉凶。”汉易象数派的诠释虽被后世批评为“牵合附会”，却为《周易》奠定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实践传统。

二、魏晋玄学：在言象之外追问本体

王弼“得意忘象”之说的提出，标志着《周易》诠释从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向。其《周易略例·明象》开篇即破题：“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这种诠释学革命在第八章的解读中体现为对“意—象—言”关系的重构：他注“圣人立象以尽意”时，强调“象”是“意”的载体而非目的，真正的“道”超越具体卦象，需通过“忘象”“忘言”抵达“无”的本体。韩康伯注“阴阳不测之谓神”时进一步发挥：“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象求也。”将“神”诠释为超越象数的宇宙本体，使《周易》成为玄学“贵无”论的经典依据。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作为官学定本，调和汉魏之争，提出“易理备包有无”。他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时说：“天地之道，易简而已；圣人法之，故能‘成位乎其中’。”既肯定王弼“得意”的义理方向，又保留汉易“观象”的方法论，使第八章成为“体用不二”的理论支点。这种“援玄入儒”的诠释，为宋明理学将《周易》纳入道德哲学体系铺平了道路。

三、宋明理学：在卦爻中安顿道德性命

宋儒以“理”释“易”，将第八章的宇宙论转化为道德形上学。程颐《易传》注“观其会通”曰：“会通者，阴阳变化之道，圣人所宜观省以顺性命之理。”将“会通”解读为对道德法则的体认，使卦爻成为君子修身的镜鉴。如解《乾》初九“潜龙勿用”时，他强调：“龙，德之盛者也；潜，隐而未见。君子修德而未用，乃‘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之道。”朱熹《周易本义》进一步构建“理—气—象—数”体系，认为“卦爻阴阳之象，皆理之所在”，其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强调：“道器不离，器中有理，理在器中。”使第八章的“观象制器”成为“格物致知”的实践路径——通过玩味卦象爻辞，体认“天理”在具体事物中的显现。

张载的气学诠释别开生面，其《正蒙·大易篇》谓：“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小大，及系辞其爻，必谕以君子之义。”将卦爻属性与君子德行直接关联，注“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时说：“‘出入’，谓应物；‘外内’，谓动静。君子应物动静，皆有法度，使知戒惧。”赋予“爻位”以道德修养的实践意义。王阳明虽以心学为主，其《传习录》解“变通配四时”时亦言：“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将“易道”与“良知”等同，完成心学对《周易》的创造性转化——卦爻变化不再是外在规律，而是内心良知的显发。

四、清代朴学：在训诂中回归经典原义

乾嘉学者以考据辨伪重塑经典文本，惠栋《周易述》复兴汉易象数，注“参伍以变”时引京房“三五相变”说，力证“汉人解易，皆有师承”。他反对宋儒“空谈义理”，认为“舍象而言理，《易》之旨亡矣”。戴震《原善》从文字训诂入手，考“赜”为“杂乱”，解“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为“圣人见天下事物之繁杂，而以卦象统摄之”，强调“拟象”的本质是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其《孟子字义疏证》批评宋儒“以理杀人”，主张回归《周易》“观象系辞，因物付物”的求实精神。

凌廷堪在《礼经释例》中提出“以礼解易”，将第八章的“典礼”概念具象化为周代礼仪制度。他通过考证《仪礼》与《周易》的关联，指出《履》卦“履虎尾，不咥人”对应贵族礼仪中的“趋礼”，《谦》卦“劳谦君子”对应士大夫的“揖让之礼”，使“象”背后的社会伦理内涵得以显明。这种“以礼释象”的路径，使《周易》研究从形上思辨回归到具体历史语境。

五、现代诠释：在多元视角中激活经典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哲学、符号学、自然科学等维度重新解读第八章。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运用文字训诂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出“观象制器”实为上古圣人“根据自然现象而创造工具”，如《涣》卦“木在水上”象征舟船的发明，还原了《周易》的实践品格。金景芳《周易全解》则强调第八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刚柔相推”“变动不居”揭示了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跨时空呼应。

在符号学领域，李镜池提出“《周易》是中国最早的符号系统”，其“象—辞”结构与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形成对话。自然科学家则注意到“大衍之数五十”与斐波那契数列的相似性，“阴阳爻”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使《周易》成为解读古代科技思维的密码。这种多元诠释表明，《系辞传》第八章的价值早已超越单一学科，成为中华文明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

结语：作为活态传统的经典诠释

从汉代的宇宙论建构到当代的跨学科解读，《系辞传》第八章的诠释史印证了伽达默尔“经典的真义永远在诠释中生成”的论断。孟喜的卦气、王弼的得意、程颐的穷理、戴震的求是，这些看似对立的诠释路径，实则共同构成了《周易》“变易”与“不易”的辩证统一——变的是时代语境与诠释方法，不变的是中华文明对宇宙秩序、道德实践、知行合一的永恒追问。在人工智能重塑认知方式的今天，第八章所揭示的“观象制器”“拟议以成其变化”的智慧，依然为我们提供着应对复杂性的思维范式：真正的经典，永远在与时代的对话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