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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在2000年5月9日晚,一代战将郑维山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曾在多个战区留下印记的郑维山将军,其生前的最后日子中,与疾病斗争时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他的病榻前,他口述给中央的一封信震动了所有人。那么这封信中,郑维山将军究竟表达了哪些思想和愿望?
1949年初,三大战役—淮海、辽沈、平津达到了顶峰,标志着蒋介石统治的终结。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令全军进军,挥师向中国残存的国民党势力发起总攻,目标是全面解放中国。
当时的局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蒋介石的视线被迫集中在西北的40万残军,他们是他末日抵抗的最后希望,尤其是依赖马鸿逵和马步芳的力量,他们正准备为生存作最后的挣扎。
随着4月24日太原战役的胜利闭幕,毛主席迅速调整战略布局,4月25日便发电至西北战线的重要将领,命令彭德怀总指挥进一步整顿18和19兵团,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战役做好准备。
这两支兵团刚从硝烟未散的太原战场撤离,就立即转战西北。在19兵团中,第63军的军长郑维山怀着复杂的心情加入战斗。14年前的悲剧让他对“马家军”有着难以抹灭的记忆:那时他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因战略失误而遭遇重创,仅少数人突围成功。
这段历史是郑维山军事生涯中最为痛苦的回忆。他发誓要清算这桩血债,而这次西进,似乎命运为他提供了这个机会。此时虽然胡宗南的部队还有十余万人驻守,但已经被西北野战军连续三年的打击所削弱,形同惊弓之鸟,真正的威胁是来自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马家军”。
随着19兵团的深入陕西,这支部队很快被编入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郑维山的部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迅速歼灭了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共计4.3万人。这一胜利使胡宗南被迫带领残兵败将撤往秦岭,而与他一度结盟的青海、宁夏的“二马”见形势不妙,亦匆忙撤退以保存实力。
扶眉战役不仅是一场军事胜利,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胡宗南与“二马”联盟的彻底崩解。青、宁二马的领导层万万没有预见到这一战的后果,深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军事实力足以对抗解放军。然而彭德怀的决策和郑维山部队的英勇表现,为他们的覆灭敲响了丧钟。
彭德怀在分析完战场情况后,下达了“钳胡打马”的战略命令,确定将精力集中于彻底击溃“马家军”。这一决策不仅是战略上的调整,也给郑维山一个清算过去的机会。此时的郑维山,带着一种几乎是宿命的决心,准备迎接与“马家军”一决胜负的最终较量。
1949年8月4日,彭德怀将军发出了进军兰州并歼灭“青马”军队的命令。兰州以其坚固的防御著称,主要守军为马步芳的青海部队,指挥官是他的儿子马继援。马继援狂妄地宣称要让彭德怀在兰州城下尝尝败绩,显然低估了解放军的决心和实力。
彭德怀深知即将到来的战斗的关键。要攻克兰州,必须首先清除豆家山、营盘岭等关键外围防御点,这是攻城的必经之路。
郑维山将军的第63军负责攻打豆家山和十里山。接到命令后,郑维山进行了周密的部署,189师和187师担任主攻任务,188师作为第二梯队。攻下豆家山,意味着打开了进入兰州的东大门。
马继援调集了他的精锐部队82军和100师,以及青海保安第1团,在豆家山进行防守。郑维山知道,这确实是一块硬骨头。对于此前曾两度交手的敌人100师,郑维山深知其战斗力之强,决定以硬碰硬的策略迎战。
8月21日黎明时分,全线发起攻击。出乎意料的是,敌人火力之密集、凶猛,让攻击部队寸步难行,尽管发起了多次攻击,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郑维山感到非常沮丧。彭德怀立即作出指示,要求所有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务必在再次攻击时取得胜利。彭德怀将再次攻击的时间定于8月25日。
在战前的几天里,郑维山亲自在前线勘察地形,调整兵力部署。他们面对的防御工事坚固异常,令人唏嘘。郑维山挥舞拳头,坚定地说:“就算是铁做的,我们也要把它砸烂!多用穿甲弹,让敌人尝尝我们铁拳的厉害!
8月25日拂晓,全线再次发起猛攻。炮火密集地轰击着豆家山上的马家军阵地,硝烟笼罩了整个山头。尽管面临青马部队的激烈反扑,但189师硬碰硬,使敌军难以抵挡。
566团勇猛冲锋,不到10分钟就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开始向纵深推进。郑维山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幕,他随即命令:“炮火实施延伸射击,狠狠地轰,让马家军血债血偿!”接着数百门大炮齐发,6个小时内超过10000发炮弹如雨点般落在敌人山头,敌方的暗堡工事瞬间被摧毁。
彭德怀通过望远镜看到敌人阵地上飘起了我们的红旗,即刻给郑维山打电话说:“你们打得很好!轰得差不多就行了,别把家底都打光了,小心我还要处分你。”听到这,郑维山嘶吼道:“就算处分,我也要为5600个战友报仇!”
激战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许,郑维山的第63军189师终于全部攻占了豆家山阵地,歼敌3000余人,从而为攻入兰州城内打开了一道门。由于郑维山的部队迅速进入兰州城内,使得守城的敌人陷入两难,青马主力损失惨重,马继援无奈之下只好下令全线撤退。但为时已晚,敌人溃不成军,迅速崩溃。到了26日晨,兰州终于宣告解放。
兰州解放后,郑维山独自一人登上城墙,面对远方的祁连山,深情地缅怀那些年轻生命,在心中默默地向战友们告慰:“13年了,5600名战友的英灵啊,今天我终于为你们报了仇,你们可以安息了。
在1950年,郑维山被任命为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到了1952年7月,彭德怀再次点名郑维山,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代理司令员,前往朝鲜指挥作战。1953年5月,志愿军总部下达了夏季反击作战的指示。
郑维山认为,要成功发起夏季攻势,必须首先攻占973高地和883.7高地等敌方前沿阵地。然而这些高地地势险峻,地形复杂,且已被韩国军队加固了三年,实为难攻之地。
郑维山仔细研究地图,他的目光停留在60军阵地前的一片开阔地,位于883.7高地之下,这里灌木丛生、野草茂密。去年他视察60军时,还特别强调了保护这片植被的重要性。突然,他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
1953年6月4日,郑维山组织召开了作战会议,参会的不仅有20兵团的高级军官,还有3兵团的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杜义德等人。会议伊始,郑维山便提出:“从整个战局来看,志愿军总部的要求是通过有力的军事行动来支持和谈,要彻底改善防御阵地,确保停战线对我们有利。因此,我们的最佳方案是夺回1951年敌人占领的金城突出部,平整战线。
他的话定下了此次作战的目标,与会者纷纷表示赞同。郑维山继续布置作战计划:“怎么打?敌我双方主阵地最多相距3公里,中间是深谷。步兵如何集结?我建议可以提前让部队隐蔽接近敌前沿,利用夜色发起攻击,力争在四五个小时内完成工事修复和弹药补给,待天亮时有效地反击敌人反扑。至于潜伏的兵力,我计算过,至少需要3000人。
他接着向大家阐述了这一战术的四大优点:一,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发起攻击,可以出其不意;二,选择在883.7高地下方进行潜伏,由于植被茂密,敌人不易发现,且战斗一旦打响,我军可以直接冲击,距离近,有利于节省体力、减少伤亡;三,60军已在附近挖掘了两条坑道,可用来囤积弹药和安置第二梯队;四,我军炮兵也可在此潜伏,有助于提高射程和精确度。
郑维山的话音刚落,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不敢轻易表态。因为这种潜伏战术前所未有,等同于冒着极大风险,一旦被敌发现,可能会造成巨大伤亡。此时60军军长张祖谅和67军军长邱蔚纷纷站起支持郑维山的计划。在两位一线指挥官的支持下,郑维山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许世友也感叹道:“我打仗向来大胆,但郑维山你比我还大胆!”
虽然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在电话中表达了对攻打883.7高地和949.2高地条件不成熟的看法,并建议暂缓行动,郑维山却坚决表示:“我决心已定,错了我负责。”在郑维山的果断指挥下,6月9日夜,13个步兵连、4个机枪连、4个营部和一个团指挥所共3500人顺利进入了潜伏区。到了6月10日凌晨4时,所有人员已完全潜伏完毕。
6月10日晚8点20分,郑维山下达了进攻命令。潜伏部队仅用了70分钟便攻占了预定目标902.8高地、973高地和883.7高地,并全歼了驻守的南朝鲜军第27团,创下了志愿军阵地战以来一次进攻作战全歼一个团的先例。
郑维山乘胜追击,至6月15日夏季反击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第20兵团已攻占了敌军一个师及一个团的阵地,共计收复土地面积56平方公里,毙伤敌军逾3万人,有效地撕开了敌军在北汉江东西地区的阵线,彻底改变了我军原先的不利局势。
因在夏季攻势中的出色表现,郑维山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此后不久,他被调回国内,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郑维山在1982年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此时他虽已年近七旬,但他的热情与活力依旧旺盛,毫无退缩之意。在这个职位上,郑维山秉承着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多次深入西北高原的恶劣环境中,亲自领导并参与地形勘测,总计行程达到七万公里以上。
1998年春,郑维山不幸患病,入院治疗。面对病痛的折磨,这位经历过无数战火洗礼的老将军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乐观与坚韧。他对待生死的态度异常豁达,对医护人员说:“告诉我真实的病情,对我而言,生与死只是生命旅程的不同阶段。
在医院,虽然郑维山表现得非常轻松,医疗团队却对他的状况非常重视。在经过反复斟酌后,医生团队最终确定郑维山适合进行手术治疗。在手术前夕,郑维山坚持要求局部麻醉,理由是他希望保持清醒状态以便更快恢复。他对医生表示,这种方式可以让他更快地从手术中恢复过来,避免可能的记忆障碍。
当他步入手术室时,为了减轻手术团队的压力,他开起了玩笑,将手术比作战斗,鼓励医生们:“我们就像是在前线,只要顺利完成手术,就等于夺取了胜利的一半。”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手术后的第三天,郑维山不仅能够下床,还能够在病房内自如行走。
到了第五天,他已不满足于在病房内活动,而是开始在医院走廊中锻炼,这让整个医疗团队感到惊讶不已。短短三个月后,郑维山不仅身体恢复得出人意料的好,甚至能够出席自己曾服役部队的军史馆开幕仪式,亲自发表讲话。
后来郑维山不幸患上了肺癌,并再次接受了开胸手术。在郑维山的坚强意志和积极配合下,手术同样非常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在多次生命垂危的情况下,郑维山总是能够奇迹般地恢复健康,这让医生们深感惊叹。
某天在医院换药时,他幽默地评论自己与数字“三”的奇特缘分,如同演绎了多个重要的人生篇章。他说:“看来我这一生都在与‘三’作伴,无论是历史的大场面还是我的个人疾病历程。
随着癌症的进一步恶化,郑维山曾几次拒绝使用昂贵的治疗药物,坚持节省国家资源。他甚至对医院用品如棉球的使用都提出了节约的要求。
在1999年病情恶化,不得不再次住院时,郑维山面对生命的脆弱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坚强。
到了2000年3月,郑维山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再次入住解放军总医院。随着病情的恶化,到了4月19日,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面对这种情况,他决定写一封深情而庄重的信给组织。
郑维山将军的信件内容如下:
“生命终将走到尽头,这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我在此郑重请求,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及时停止一切昂贵的医疗措施,以节约宝贵的医疗资源,这也将成为我为党做出的最后一次贡献。
我的一生未能积累太多财富,但愿我的微薄积蓄可以有所用处。请将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上交党组织作为党费,我的书籍则捐赠给大别山的学校,希望能为那里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
关于我的丧事,请依照节俭的原则处理。我生前签署的文件都主张简单处理后事,因此,我希望我的身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追悼和告别仪式。我的遗体愿意捐献给医学研究,火化后,骨灰请撒在大别山的山间,让我归于那片养育了我,也深爱的土地。”
2000年5月9日晚,郑维山将军因病去世,享年85岁。
这封信件在中央军委得到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张万年副主席,在阅读了这封信后,深受感动,立即批示:“此信必须保存,郑将军的精神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内容。
5月21日,依照郑维山将军的遗愿,他的遗体在进行医学解剖研究后被火化,骨灰被撒在大别山的静谧之地,符合他生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