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是一位极具特色的帝王。他出身寒微,甚至一度沦为奴隶,历经磨难。然而,这并非他最独特之处,毕竟古来英雄多磨难。

真正让石勒与众不同的是,他是个不识字的皇帝,这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尽管如此,他对史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无法亲自阅读,石勒常年让文臣为他诵读史书,即便是在早年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也从未中断过对史书的听读。
石勒不仅热衷于听史书,还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且见解独到,常常令群臣心服口服。
一次,他听下属诵读《汉书》,当听到郦食其劝刘邦分封六国后裔为王时,石勒惊讶地说道:“刘邦若这么做可就错了,这样还能得到天下吗?”待听到张良劝阻刘邦时,石勒才松了口气道:“幸亏有张良及时劝阻。”
石勒酷爱史书,善于评价历史人物,有时甚至会对自己做出评判。
公元332年的正月,石勒已经59岁了,距离他称帝也快两年。这一天,高句丽和宇文屋孤的使者从东北远道而来,抵达襄国(今河北邢台),向石勒朝贡。石勒对此感到十分欣喜。

为了表达对两国使者的欢迎,石勒下诏与文武百官一同设宴款待使者。宴会上,众人推杯换盏,气氛热烈。酒至酣处,石勒笑着问中书令徐光:“在古代开创基业的帝王之中,你觉得朕能与谁相提并论?”
徐光恭敬地回答:“陛下英明神武、智谋过人,远超汉高祖刘邦;雄才大略更是魏武帝曹操所不及。自三王以来,无人能与陛下媲美,可以说仅次于轩辕黄帝。”
石勒听后哈哈一笑,说道:“人贵有自知之明,你的话未免有些夸张了。如果朕生逢汉高祖的时代,必定臣服于他,甘愿与韩信、彭越并驾齐驱,为他效力。但如果遇到光武帝刘秀,我们必将在中原展开激烈角逐,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至于曹操和司马懿父子,他们靠欺凌孤儿寡妇、耍弄权谋篡夺天下,这样的行为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依朕看来,自己的能力大概处于汉高祖与光武帝之间,又怎敢与轩辕黄帝相比呢?”
听到这番话,群臣无不叩首称颂,齐呼圣明。

史书记录这一段故事,意在凸显石勒的清醒认知:他明白自己能与哪些帝王相提并论,又有哪些人是他无法企及的。至于他的功绩是否超越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留待后人评说。
即便石勒对自己的评价可能存在争议,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内心流露出的一丝满足感,以及相对减弱的进取心。毕竟,刘秀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而石勒当时仅基本掌控了北方地区。当然,我们不能单纯以成败来评判英雄,也不能因此断定石勒称帝后便放弃了开疆拓土的雄心。
事实上,石勒虽然没有对东晋发动大规模的正面战争,但他的军事行动从未停止。在此背景下,后赵通过海路三次袭击东晋的举动尤其值得关注。
东晋偏安江东,而后赵选择从海上进攻,实际上是对东晋后方的战略打击,这种威胁不容小觑。能够采取如此大胆且具有战略眼光的行动,后赵及其将领的能力确实值得称赞。

后赵首次海路攻击东晋发生在公元330年五月,由石勒麾下的十八骑之一、时任青州刺史的刘徵率领。此次行动中,刘徵一路挺进至南沙县(今江苏省常熟市福山街道),并斩杀了都尉许儒。
第二次海路攻击则是在公元331年正月,仍由刘徵指挥。这次,刘徵深入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境内,攻掠娄县(今江苏省昆山市),随后继续向北推进至毗陵郡武进县(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面对这一威胁,东晋朝廷派遣驻守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的徐州刺史郗鉴率军迎战,最终成功将刘徵击退。
需要说明的是,刘徵最后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在水路进攻扬州之时。至于他是否在第二次海上攻击东晋时阵亡,史书并无明确记载。
第三次海路进攻发生在公元332年三月,指挥官为韩雍。事情缘由是:当时后赵已占据扬州的淮南郡(今安徽寿县),而东晋将领赵胤则对后赵控制下的马头城(今安徽蚌埠禹会区马城镇)发起攻击,并迅速攻克。

后赵彭城王石堪得知消息后,立即派遣部将韩雍率军增援。然而,当韩雍抵达马头时,战斗已经结束。于是,韩雍决定放弃争夺马头城,转而沿淮河入海,绕道袭击东晋后方。此次行动的目标依然是扬州地区的南沙县与海虞(今江苏常熟)。在这次战役中,韩雍俘虏了五千余名东晋士兵。
尽管后赵三次通过海路进攻东晋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给东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压力。为此,东晋加强了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防御力量,从而有效保障了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安全。
此后,后赵再未尝试从海上进攻东晋,这或许与东晋强化京口防御有一定关联。

公元332年的夏季,后赵境内持续暴雨。某日,襄国上空突然响起一声惊雷,建德殿端门与襄国城西门被雷电击中损毁,五人不幸遭雷击身亡。后赵皇帝石勒得知消息后深感忧虑,立即下令全面调查各地灾情。
不久之后,各地上报的情况陆续汇总到襄国。连日的暴雨和雷暴导致多地受灾严重。多个郡县遭遇冰雹侵袭,尤其是并州的西河、太原、乐平、上党等地,以及冀州的赵郡、钜鹿,甚至包括都城襄国所在的司州广平郡,上千里的农田遭受雹灾,树木折断,庄稼颗粒无收。
其中,西河郡介休县介山一带的冰雹尤为严重,其大小如鸡蛋般,堆积在平地上厚达三尺,低洼地区更是高达一丈左右,致使行人和禽兽死亡近万。
石勒听闻灾情后忧心忡忡,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犯下了什么过错,才招致上天如此严厉的惩罚。

石勒召集众臣在建德殿东堂商议国事。太子石弘、尚书令石虎、左仆射郭敖、右仆射兼吏部尚书程遐、中书令徐光、尚书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以及黄门郎韦謏等纷纷来到议事堂。
群臣刚刚落座,石勒便迫不及待地询问中书令徐光:“爱卿,自古以来,可曾有过类似的灾情?”
徐光回答道:“陛下,周、汉、魏、晋各朝代都曾遭遇过类似天灾,这实属古今常见之事。然而,贤明的君主往往会选择采取一些措施,以表达对上天警示的敬畏之意。去年陛下颁布诏令禁止寒食节,但寒食节是为了纪念介子推而设立的传统节日。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一位忠臣,世人尊称他为介子。他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来救活晋文公重耳,这一壮举深受后人敬仰。介子推去世后被葬于介休县绵山,后来晋文公将绵山改名为介山,并修建庙宇祭祀他。介子推被视为帝乡之神,百姓普遍认为不应忘记这位贤臣,因此不宜禁止寒食节。即便天下各地风俗各异,但在介山一带,这里是晋文公封赏之地,应当允许百姓继续尊奉介子推。”

石勒听罢,心中有所顾虑。他担心如果继续禁止寒食节可能会引发百姓不满,但又害怕恢复寒食节可能带来其他弊端,于是谨慎地说道:“寒食节原本是朕家乡并州的传统习俗,百姓尚且铭记介子推的功绩,朕又怎能轻易遗忘呢?只是之前有人提出,介子推仅是诸侯之臣,作为君王不应为其设立忌日,朕才采纳了这一建议。或许朕不该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这可能是上天震怒的原因吧!尽管介子推是朕家乡的守护神,但祭祀活动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现命尚书省迅速查阅相关典章制度,拟定具体意见呈报给朕。”
几日后的大朝会上,尚书省上奏称,介子推备受历代推崇敬仰,建议陛下颁布旨意,全面恢复寒食节的庆祝活动。同时提议栽种嘉木、修建祠堂,并为每户人家提供祭祀所需的物品。

石勒正准备应允此奏时,黄门郎韦謏起身反对道:“陛下,臣认为此次天灾与介子推并无关联。试问,在介子推之前,冰雹又从何而来?再者,介子推乃是一位贤德之人,怎会施加如此暴虐之事?仅因介子推忠贞贤良,允许介山附近的百姓供奉他便已足够,为何要推广至整个天下呢?臣查阅古籍经典,发现冰雹实为阴阳失调所致,阴气过盛便会形成冰雹。据《春秋》记载,藏冰之举违背天道。臣推测,此次冰灾可能与修建冰室且冰室位置不当有关。”
石勒认同韦謏的观点,决定将冰室迁往寒冷之地,并仅允许并州介山一带恢复寒食节的习俗。
史书详尽记录了石勒与群臣商讨寒食节恢复事宜的过程,旨在彰显石勒勤于政务、爱民如子的形象。关于石勒体恤民众的事迹,史书中还有另外两例。
其一,石勒称王建国初期,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人陈武的妻子生下一胎三男一女的四胞胎。
陈武携妻儿来到襄国,向后赵王石勒禀报此事。

石勒听闻后,特意下诏表示,这是天地和谐之气所促成的祥瑞之兆,于是赐予陈武家一名乳母、百石粮食以及四十匹杂色丝织品。类似的情况在石勒称帝后不久再次发生。
冀州堂阳县(今河北省新河县)人陈猪的妻子也诞下三胞胎男孩,石勒同样赏赐陈猪衣物、丝绸、食物,还赠送了一名喂奶的婢女,并免除陈猪家三年的徭役。
石勒对多胞胎家庭予以奖励和厚赐,或许与当时中原地区连年战乱、人口稀少有关,但也充分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怀之情。毕竟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养育这么多孩子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
程遐徐光谏杀石虎,后赵郭敬失襄阳公元330年九月,石勒登基称帝之际,年仅17岁的石弘被立为太子。石弘自幼喜爱儒家经典,擅长诗赋创作,待人谦逊有礼,广受士人爱戴。他身边所亲近之人皆以儒雅品德著称。

然而,石弘的性情却让石勒感到忧虑。一次朝会结束后,石勒对中书令徐光叹息道:“大雅(石弘)这样的品性,实在不像出自将门之后。”
徐光听后答道:“昔日汉高祖刘邦虽以武力夺取天下,但其子汉文帝刘恒却以清静无为治理国家,同样成就了盛世。”
石勒闻言大喜,认为此言甚是有理。徐光接着说道:“皇太子仁义孝顺、温良恭俭,而中山王石虎则强横霸道、狡诈多端。陛下若不幸驾崩,臣恐国家将面临危机。陛下应当逐步削减中山王的权力,同时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
石勒对此表示赞同,但却未立即采取行动。
到了公元332年六月,尚书右仆射程遐入宫觐见石勒。
作为太子石弘的舅舅,程遐再次向石勒进言,提醒他考虑身后之事。近年来,程遐眼见尚书令、中山王石虎权势日益膨胀,心中充满担忧与恐惧,因此特意劝谏石勒尽早安排妥当。

程遐心知肚明,石勒在世的亲生子嗣仅有三位:太子石弘、秦王石宏以及南阳王石恢。其中,石弘性格温良恭俭,偏好儒学之道,对权力并无过多觊觎之心。
至于石宏与石恢,年纪尚轻,既无征战经历,也未立下显赫战功,显然无法独挑大梁。当然,程遐也清楚,石勒还有几位养子,如石生、石聪和石堪等人。然而,这些人要么是汉人出身,要么唯石勒马首是瞻,与程遐之间并无太多交集。
相比之下,中山王石虎年仅三十八岁,却已声名显赫,手握重权,朝中无人能及。他不仅战功卓著,麾下猛将如云,更因多年的经营而权倾朝野。
然而,石虎生性狡诈多端,手段残忍狠辣,令人闻风丧胆。此外,石虎的儿子众多,例如石邃、石宣、石韬、石鉴、石苞、石斌、石挺、石琨、石遵等,这些子嗣大多参与过战场厮杀,个个骁勇善战且凶残异常。每当想到这些,程遐便忧心忡忡。
然而,石勒对此始终未采取任何行动,这迫使程遐不得不再次进言劝谏。

一日,程遐入宫求见石勒,语重心长地说道:“臣为陛下及赵国之安危深感忧虑,有一事不得不陈。陛下,中山王石虎之凶悍、权谋与智略,在文武百官之中无人可比。他心中所怀志向,除了陛下之外,无人被他放在眼里。多年来,中山王屡立战功,威名远扬,震慑四方。同时,他麾下将士众多,一声令下,无不效命。如今,他的几个儿子均已成年,并在军中担任要职,参与诸多重要事务。中山王此时可谓权势滔天,无人能敌。当今天下,有陛下在,中山王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但他内心未必真心臣服于太子。一旦陛下驾崩,臣恐怕国家必将面临巨大危机。因此,臣以为应当尽早除去中山王这一隐患,以确保陛下千秋大业得以延续。”
石勒听闻此言后,勃然大怒,说道:"当今乱世未平,太子年幼,需要贤能之士辅佐。中山王乃国之栋梁,我正欲赋予他如伊尹、霍光般的重任。他的品行怎会如你所说?你恐怕是担心将来无法独揽大权吧!放心,到时你也会被任命为顾命大臣,不必过分忧虑。"

程遐听罢,明白石勒误解了自己,不禁痛哭流涕地说:"臣所言皆出于公心,陛下却以私心揣测臣下,这岂是明君应有的气度?中山王虽由皇太后抚养长大,但并非陛下亲生,难以指望他尽父子之义。他凭借陛下之谋略才立下些许功劳,陛下只需以恩宠回报即可。陛下难道忘了,魏国重用司马懿父子,最终导致皇权旁落。臣深信中山王必将成为国家隐患。若陛下执意不除掉他,臣已预见国家将有大难。臣因陛下恩宠得以身居高位,若连此忠言都不进谏,又有谁能为陛下分忧呢?"
然而石勒依旧没有采纳程遐的建议。
程遐含泪告退,没有直接回府,而是径直去找中书令徐光,向他讲述了劝谏经过,并提到石勒打算让石虎承担伊尹、霍光般的重任。

徐光听后也深感震惊,对程遐说道:“中山王对我们二人恨之入骨,我担心这不仅会引发国家危机,还可能带来家族祸患。我们必须尽早谋划安邦定国之策,绝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徐光决定择机再次进宫劝谏石勒。
一天朝会结束后,众臣大多已退去,徐光见石勒面带忧色,便趁机问道:“陛下如今占据天下十州,国力远超晋、成二国,可为何今日却愁眉不展,神色忧虑?不知是何缘故?”

石勒回答道:“你以为朕拥有天下十州就该高兴吗?如今晋、成仍据吴、蜀之地,天下尚未一统。尤其是司马氏依旧盘踞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未曾灭亡。朕每每想到,后世史官恐怕不会承认朕的正统地位,心中便倍感烦闷。”
徐光立刻劝慰道:“臣以为陛下所担忧之事并非根本问题,实在不必如此挂怀。为何这样说呢?当年魏继承汉朝天命,成就一代改朝换代的大业,而刘备虽在巴蜀继起,也不能说汉朝未曾灭亡。孙吴虽占据江东,却丝毫不影响魏的强大。如今陛下坐拥洛阳、长安两座古都,成为中原帝王,若非正统,那又有谁能称得上正统?江东司马氏不过是当年孙权吴国的翻版,而成都李雄岂不就是当世的刘备?臣恳请陛下莫为这些小事忧心,而应关注更为重要的事情。”
石勒听后微微一笑,问道:“依卿之见,朕该忧虑何事?”

徐光连忙答道:“帝王正统在于长久而非强盛,陛下应当考虑的是身后之事。中山王凭借陛下亲授的谋略,建立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功绩,但他残暴狡诈,见利忘义,绝无伊尹、霍光般的忠诚之心。况且中山王父子爵位尊贵,权势远超陛下其他诸王,却依然心怀不满。近来中山王参加太子宴会时,竟公然流露出轻视太子的态度。陛下虽一再容忍纵容,但臣担心陛下百年之后,宗庙必将陷入重重危机。这才是关乎根本的大患,陛下理应深以为忧。”
石勒听罢,沉默不语。
石勒认为徐光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却不愿意因此除去石虎,因为石勒对石虎的信任程度极高。
实际上,石勒心中可能还有一种顾虑:他担心石弘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自己辛苦在乱世中建立的赵国可能会迅速衰亡。而有了石虎的辅佐,石勒才会觉得更加安心。然而,在徐光的劝说下,石勒也开始担忧石虎权势过大,可能会威胁到石弘的地位。于是,他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让石弘参与到尚书省事务的裁决中,以此削弱石虎的权力。

由于石勒对石弘的能力有所疑虑,他还安排中常侍严震协助太子处理政务,只有涉及征战或重大刑罚的事情才需要向石勒汇报。
这样一来,石虎作为尚书令的权势被大大削减,尚书府变得冷清异常,门可罗雀。石虎对此极为不满,内心充满怨恨。
后来,石虎得知这一切都是尚书右仆射程遐和中书令徐光所为,他对这两人更是恨之入骨,发誓一定要除掉他们以解心头之恨。
另一边,后赵荆州刺史郭敬于公元330年九月成功占领了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
为了更好地防守,郭敬下令拆除了汉水南岸的襄城,并留下少量兵力驻守汉水北岸的樊城(今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通过这样的布局,郭敬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确保了襄阳地区的安宁与稳定。

公元332年三月,东晋将领成功进军襄阳,顺利收复了这一战略要地。然而仅仅一个月后,郭敬便率领部队南下,重新夺回襄阳。值得注意的是,郭敬在占领襄阳后,并未将主力部队长期驻扎于此,而是选择留下少量兵力防守。
从战略布局来看,郭敬可能并未亲自坐镇襄阳,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北边的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这种安排虽然让东晋方面有机可乘,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郭敬的战略眼光或胆识。事实上,在攻占襄阳后的三个月内,郭敬已与南蛮校尉董幼展开商议,计划主动出击,进一步拓展势力范围。
根据现有史料推测,郭敬此次目标锁定在江西地区(即长江下游北部、淮河以南区域,与江东相对)。不过,由于历史记载有限,我们无法确定这一行动是否出自石勒的旨意。无论如何,郭敬显然希望通过此举扩大影响力。

然而,郭敬低估了东晋方面的反应速度。公元332年七月,正值初秋时节,他仅留下少量兵力驻守樊城,便亲率大军南下进攻江西一带。他满心以为,此时驻守荆州的东晋军队不会趁虚而入,威胁襄阳。然而,他面对的是东晋太尉陶侃——一位经验丰富且善于把握战机的名将。
当时,陶侃正驻军武昌郡武昌县(今湖北省鄂州市),对郭敬的一举一动都保持高度关注。
得知郭敬率主力远征江西后,陶侃迅速作出决策,决定抓住机会攻打襄阳。他命令时任南中郎将的桓宣与自己的儿子平西参军陶斌组成一支先头部队,向北挺进,直取襄阳;同时,又派遣荆州竟陵郡(今湖北省钟祥市)太守李阳及其侄子陶臻率领另一支部队作为后援,共同确保作战成功。

桓宣,晋朝荆州义阳郡(今河南新野县南)太守桓诩之孙。十五年前,他曾担任南中郎将王含的参军,并协助祖逖成功说服了谯城(今安徽亳州)的樊雅。经过多年历练,他也逐渐晋升为南中郎将。
当太尉陶侃下达命令后,桓宣与平西参军陶斌率兵一同北上。数日之后,他们抵达襄阳,未费一兵一卒便顺利占据汉水以南的襄城(今湖北襄阳市襄城区)。随后,桓宣与陶斌挥师渡过汉水,向北进攻樊城。由于郭敬留守的兵力薄弱,根本无法抵御桓宣与陶斌的攻势,樊城很快失守,后赵驻守樊城的士兵被悉数俘虏。
然而,桓宣并未满足于收复襄阳,而是继续挥师北进,目标直指义阳郡——这片他祖父曾任职太守的土地。当时,后赵在义阳郡的防备极为松散,几乎无兵可守。
桓宣的军队所到之处,后赵守军纷纷望风投降,义阳郡随之重回东晋版图。

后赵荆州刺史郭敬得知襄阳失守的消息后,顿时惊慌失措,立刻与董幼率军回师救援。
当郭敬的部队抵达襄阳时,却得知桓宣和陶斌已率军北上进攻义阳郡。于是郭敬立即率军向北追击,在涅水(今河南省镇平县南部)一带终于追上了桓宣和陶斌的军队。
双方展开激战,结果桓宣和陶斌大败而归,而郭敬的先锋部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桓宣和陶斌见形势不利,只好放弃从后赵俘获的士兵和物资,向南撤退。
郭敬收复了被掳走的兵马和辎重,本打算继续南下追击桓宣和陶斌,并计划再次夺取襄阳。然而就在此时,陶侃派遣的另一支由李阳和陶臻率领的部队已经进入义阳郡,并迅速攻陷了新野县城(今河南省新野县)。

郭敬得到这一消息后深感恐惧,随即停止南进,放弃了重新占领襄阳的想法,转而向北撤退至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市)驻扎。
东晋太尉陶侃在得知麾下部队击败郭敬、成功收复襄阳后,便命令南中郎将桓宣驻守襄阳,以抵御后赵军队的进一步南侵。桓宣到任后积极安抚百姓,吸引了周边众多民众前来归附。
他还鼓励农业生产,利用官府的车马协助百姓运输农具,亲自参与田间劳作。在他的治理下,当地民众逐渐安定下来,不再频繁迁徙。
桓宣在襄阳任职十二年,直至去世。期间,尽管后赵多次发动进攻,但都被桓宣以有限的兵力成功击退。当时的人们常常将他与祖逖相提并论。

至于郭敬丢失襄阳一事,史书中并未记载石勒是否对他进行了惩罚。这可能是因为石勒对这位恩公网开一面,也可能是因为相关史料过于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