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名将祖逖，人们往往想到“中流击楫”的典故。当时洛阳刚刚被前赵匈奴大军攻破，西晋处在灭亡边缘。皇室成员司马睿有意在建康自立。南逃到江南的世家大族以及士卒百姓纷纷请求司马睿发兵北上，收复失地。祖逖就是积极要求北伐的将领之一。

祖逖率兵乘船北上时，船行至长江中部，祖逖敲着船楫朗声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意思是若不能平定中原，收复失地，自己就像这大江一样有去无回！船上众人无不被祖逖的豪言震撼，后人便用"中流击楫"比喻立志奋发图强。“中流击楫”的典故便是由此而来。

实际上，祖逖北伐时的形势极为险恶。首先因为司马睿和支持他的江南世族只想偏安一隅，无意北伐，但又不好明说，所以没给祖逖一兵一卒，只象征性给了些粮草。祖逖所率乡党家兵不足一千人，而他的敌人石勒却手握雄兵十数万。用几百人对抗十数万人，看起来是天方夜谭，但祖逖做到了。

祖逖渡江后用智谋分化、瓦解小股武装力量，又吸纳、收容乞活军、流民、坞堡等势力，同时占地发展生产，用了四年时间便组织起一支数万人的武装力量。连石勒都不得不命令部下尽力避免与祖逖的军队发生武装摩擦。正当祖逖的北伐事业如日中天时，一件事逆转了这大好的形势，就是王敦之乱。

东晋元帝司马睿虽是西晋宗室，以惠帝皇统而论，却是疏而又疏。他能渡江登基称帝，主要是得到琅邪王敦、王导家族的支持。所以，王敦、王导倍受宠遇。他们权力之大，当时人认为是“王与马，共天下”。然而司马睿不希望这种“共天下”的局面继续下去。他企图削弱王氏等士族的权力。这自然引起士族们不满。永昌元年手握强兵的王敦自上游而下，攻进建康，此事件是为王敦之乱。

王敦叛乱之前，他和司马睿的矛盾便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此消息传到北方，在北方抗胡的祖逖马上意识到国家的内乱恐怕要中断北伐事业了，他不禁气愤难平道：“虑有内难，大功不遂”（《晋书·祖逖传》）。不久之后，祖逖因忧愤发病而死。原本连战连胜，进逼黄河，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的北伐军失去了祖逖的领导，士气大减。北伐事业也就基本无望了。

王敦之乱不止让祖逖的北伐事业夭折，也影响了另一位抗胡名将郗鉴。在邹山坚持数年的郗鉴，在王敦攻下建康后不久，不得不退屯合肥，结果“徐、兖间诸坞多降后赵”。

王敦起兵最终目的是要取司马氏而代之。废掉太子是他实现这一目的重要一步。王敦曾召集百官，当着众人，声色俱厉逼问大臣温峤，欲迫使温峤对太子品行有所否定。但温峤不为王敦淫威所动，从容答对，力陈太子“至孝”品行。众人皆以为信然，挫败了王敦企图动摇晋室“根本”的阴谋。

郗鉴撤出邹山南屯合肥不久便渡江。王敦兵进建康后引起了东晋一系列矛盾的变化。王敦专权，其党皆至大官，引起了其他受排挤士族的不满；他诛杀异己，连一些没介入王、马之争的江东士族也成刀下之鬼，更引起江东士族的不满。其时，势力单薄的江东士族要摆脱受制于王敦的困境，只有和其他反王敦的势力结合起来。他们看到郗鉴将是一个有力的合作者。江东士族尚书右仆射纪瞻以郗鉴“雅望清德，宜从容台阁，上疏请征之；乃征拜尚书”（《资治通鉴》卷九二永昌元年条）。

郗鉴过江后不久，即永昌元年十一月，司马睿在忧愤中死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东晋帝王中，只有明帝能有作为。他看到郗鉴过江后朝廷中正在出现一个南北士族联合反对王敦的政治形势，看到郗鉴、温峤、纪瞻等人是他联系反对王敦势力的重要人物，对他们特别予以重视。随着王敦与明帝对垒的形势越来越分明，支持明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在郗鉴之后又有王导、王舒、温峤、应詹等与明帝谋讨王敦。由于得到这些士族的赞同，明帝才下决心先出兵讨伐，最终平定王敦之乱。王敦之乱持续了一年多，虽然最终被平定，但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它直接葬送了祖逖艰难创造的北伐大好形势，实在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