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身处风雨如晦的旧时代，那时的中国，列强环伺，国内反动势力猖獗，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1927年那场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使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瞿秋白没有丝毫退缩，他目光坚定，内心满是对革命的热忱。在党内针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讨论中，他条理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凭借着卓越的见识和无畏的勇气，赢得了众多同志的支持，成功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启了他为革命奔波忙碌的领导生涯。

成为领导人后，瞿秋白一心扑在拯救革命的事业上。他日思夜想，反复权衡，最终制定出一套极具战略性的反抗计划。

南昌起义便是这个计划的关键一步，他期望通过起义，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在全国掀起革命的浪潮。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本想着在那片富饶之地休养生息，积聚力量后再进行北伐，彻底推翻反动统治。

可现实的残酷远超想象，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不仅要应对敌人的疯狂围剿，还要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短缺等难题。每一场战斗都打得异常艰难，每一次转移都充满危险，最终，他的计划未能如预期实现。

后来，1929年共产国际又下达新的指示，这引发了党内新的行动。李立三在东北的行动引发轩然大波，而瞿秋白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次承担起重要责任。

他回到国内，试图平息风波，却因为对李立三事件的处理方式，被卷入了党内的纷争。在与王明等人的观点碰撞中，瞿秋白渐渐处于劣势，最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无奈离开了领导核心，转而投身文学领域。即便如此，王明仍不放过他，将他排挤到中央苏区。

在中央苏区，瞿秋白与毛主席有了交集。毛主席性格豪爽，常以轻松的态度与瞿秋白交流，可瞿秋白因内心背负着太多革命的压力，总是显得严肃认真。早年瞿秋白在共产国际时，对毛主席的一些理念有着不同看法，这也在他们之间留下了一丝隔阂。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瞿秋白因身体欠佳，留在苏区继续战斗。不幸的是，他被敌人抓捕。在狱中，他没有被恐惧打倒，而是写下了《多余的话》。有人说，这篇文章是他对革命信念的动摇，可换个角度看，这何尝不是他在生命尽头，对自己一生的深刻反思。他回顾自己的革命历程，剖析自己的内心，将那些不为人知的挣扎与思考都写进了文字里。

1935年，瞿秋白英勇就义，他用生命为自己的革命生涯画上了句号。毛主席对他的态度也颇为复杂，早期认可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革命烈士标准的不同理解以及《多余的话》引发的争议，瞿秋白的评价变得扑朔迷离。

直到1962 年，香港报刊发表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毛主席看过报纸之后，在上面批示道：“以后要少纪念瞿秋白，要多多纪念像方志敏这样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