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奉化文史资料》第一辑，作者汪日章原蒋介石侍从秘书。

正文

1926年我留法回国，执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任西洋画系主任，一个偶然的际遇，使我踏上了仕途。

事情得先从我与蒋介石的关系说起。蒋介石的孙氏母舅孙琴风，是我母亲的堂兄弟，他在宁波当新顺杂木行经理（阿大），在蒋介石幼年和生母王采玉生活困难的时候，一直资助并给资赴日本留学，因此，蒋介石对这位不是亲娘舅却非常敬重，胜过王氏舅家，每回奉化必先拜见。孙琴风死后，也必先去坟头肃立，祭奠膜拜，然后才回家。1 937年蒋经国自苏联回国后也带上妻子方良及儿子孝文等前去扫墓。我父亲长蒋三岁，相互认识。

有一次，我在留法同学毛庆祥（当时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处叙旧，适逢蒋介石进来，谈及乡亲之谊，知我曾学美术与市政，乃介绍我做了南京工务局技正（工程师），负责公园管理和设计。1932年底蒋的两个秘书因故离职，仅有毛庆祥一人，还兼任机要室主任，忙不过来，于是执意推荐我当他助手，做些文书收发工作。因有以上几种关系，自然得到蒋信任，很快就当上了侍从秘书。以后又兼任侍从室第四组少将组长。直到 1938年5月离职。现将跟随蒋介石六年见闻，回忆成文。由于时隔多年，必定语焉不详，有的地方甚至混淆模糊，亟望知情者指正。

蒋介石在21岁时就在河北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习武，所以军人习气很深，冷水洗脸，烟酒不沾，很少用茶叶，只喝白开水，外出就罩一件猫皮黑披氅。除丰镐房名下外，其他亲戚族人概不亲自接见。与养在苏州姚冶诚处的蒋纬国常有书信往来，批改他的作业；一俟宋美龄不在，即派人接纬国同住数天。自己清晨即起，散步半小时，室内活动半小时，七时坐功，八时批阅文件、写信，往往自己起稿文电，午饭后休息，下午二时起工作、看书，三至五时会客或外出开会演讲。晚饭前后必散步，在南京时常去中山陵一转，有时也转小街小巷，发现问题即饬市长办理，限期汇报，常找市长魏道明，工务局长赵志游规划建议新街口广场、新住宅区，公园、辟明故宫一带为行政区，集中各院部会于一处，筹划修建挹江门等等，为长期统治作打算。蒋每日必记日记，格式自己设计，每天一页，页头印有警句，如“早起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大器晚成”等等；每星期多加一页，上半页是一周工作回顾，下半页订计划。他挂在办公室里的座右铭是《孟子》里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其对文件的处理非常仔细，即使只错一字，也必追回改正后再发，对将发表的文告更是逐字斟酌，逐句推敲。看书专注，多加圈点与评语，如对《张居正评传》、戚继光征倭的《纪效新书》、《管子》等等，择其有用者作为理论根据，加上自己的言行录，印发分送各将领。平时对人尚有礼貌，讲客气，当然是对为他所用，尽忠于他的人；但一有错误，毫不留情，如侍卫官张恒祥迟到五分钟，立即开除，骂侍卫长王世和“混蛋”，两次不起用，严厉责骂军需署长朱孔阳后立即撤职，由蒋在奉化凤麓学校读书时的校长周枕琪之弟周枕琴继任。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后，改信基督教，1930年10月受过洗礼。他曾在1937年耶稣受难节向“美以美会”致词：“人生不能无宗教信仰”，但又强调信仰与迷信完全不同，硬将信仰耶稣与信仰三民主义揉合在一起。他把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为反对罗马统治者而唤起犹太民族复兴说成是民族革命的导师，把耶稣反对当时社会的恶势力坏习惯说成是社会革命的导师，又将耶稣的“博爱”和孙中山的仁爱和平、牺牲奋斗拉在一起，说耶稣是宗教革命的导师。但他仍笃信佛教，每到名刹必顶礼舍施。蒋介石受宋美龄的影响，每于午休时叫侍从副官替他放留声机，唱片皆为世界名曲，多半是小提琴独奏。宋美龄在房门外置有小型磅称，经常量体重，减食不肥胖，对饮食十分苛求，即使在庐山时也得由好几个厨房下手背负大瓶蒸馏水上山备用，生活之奢侈，无异于“一骑红尘妃子笑”。她也有私人秘书，代其处理同国外的通信和以她的名义做些妇孺福利工作。

1933年4月，第四次“围剿”尾声，我去南昌行营报到，接替侍从秘书毛庆祥做文书收发签呈工作，毛庆祥当时兼职中将机要室主任，任务繁忙，逐渐将侍从秘书职务交给了我。当时南昌行营秘书长是杨永泰，参谋长是贺国光，晏道刚为高级参谋，晏勖甫为参谋处长，参谋卢集贤是晏道刚的人，后来又调入秋宗鼎为参谋。那时还没有侍从室名义，侍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人员等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称之为“官邸”人员。1934年2月，蒋介石采纳杨永泰的建议，为了更好地起小朝廷内参作用，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成立了侍从室，这才有了正式定名。侍从室除主任晏道刚外，记得起的主要成员有参谋长林蔚文（原任军委会铨叙厅长）、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侍卫秘书汪日章，侍从参谋宣铁吾、主管黄埔同学会。情报、宣传秘书邓文仪、侍卫长王世和、侍从副官蒋国涛、项传远负责接待客人、登记事项、侍卫官竺培基、沈开樾、内务副官蒋孝镇，会计蒋和畅、庶务袁广陛、医官陈方之（后继任的是吴麟生）、速记林春华（后继任的有萧乃华、萧自成、廖国休、曹圣芬）；加强了“内廷”班子，凡来往电文均由司书抄录，字体端正，文句通顺，简明，这些文件直接由侍从秘书转呈蒋介石，交下属密件也是如此，无须再中转他人。因此无论蒋出发何处，我必须亲随侍从，并派定几个最优的电务员跟着我，有时因为当时飞机容量小，而我又不准离蒋左右，电务员就得先期到达指定地点待命。蒋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军大权，每日公文不可胜计，几乎全属急件，不敢稍育疏忽，所有文件均由传令官送至我处，由我交传令官发出，忙得我日夜不得闲。这个情况直到1936年夏、俞国华参加第四组后做了我的好助手，很象当初毛庆祥和我那样，我才有了自由活动的时间。

蒋的统治范围逐渐扩大，所辖军政大权都已集中，为适应需要，正式定名原来的侍从室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待从室”。由侍一处、侍二处、侍卫长、侍从秘书组成，仍山原班人马就任，侍卫长何云辞职后，钱大钧并兼侍卫长一职，我仍任侍从室秘书兼第四组组长。侍从室秘书本是一般对外的统称，在内部有区别，因为秘书一般都隶属于各组，唯侍从秘书则不属组里管辖，直接为蒋介石代拆代行。如戴笠来的情报，机密文件，连两处主任都不知晓，仅由侍从秘书收转，所以只对蒋一人负责。外面有人称之“官邸”秘书。我调行政院后，由俞国华升任侍从秘书，陈方当第四组组长，邓文仪改任驻苏武官，后为国防部发言人。

1933年夏，蒋回南京转上庐山，主要是为了发展“外部”骨干，创办军官训练团，为反共军事需要作准备。因为是第一次上庐山，只好临时住在白鹿洞书院的小庙里，一切简陋，苦于跳蚤，夜不成眠，蒋大骂内务副官蒋孝镇；在第二次上庐山时，熊式辉已经为蒋在观音桥旁造起有三，四间房子的小木屋，有水泥平台，桥下泉水铮淙，曲折透迤在石缝中，有些地方还浮起乳白泡沫。象这样的风景几乎到处皆有，中国山水画多以此模拟而来。从蒋住地向东北角望去，五老峰屏峙天际，浑翠壮丽，很象五位老人围坐健谈。蒋徘徊眺望，决定带宋美龄同来避暑，趁此机会召集一批军官集训，于是即令陈诚主办其事，就在海会寺旁五老峰下平整土地，盖起临时营房，

筑起小型检阅台兼作讲台，庐山军官训练团就在此成立。蒋自兼团长，总教官陈诚具体负责，抽调在江西军队中的团以下军官作为期两周的政治思想和山地战术训练，共办三期。每日爬山是必修课，建立“通讯小组”控制思想，印发《“剿 共”手册》作为指针，灌输“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作战方法，结业后仍回原部队当骨干。1934年夏复至庐山继续开办，改每期为一个月，也办了三期，调全国校级以上军官集训，因有上年基础，且要求与对象不同，这次办得比上年认真，蒋每期必亲自主持开学，结业典礼，经常讲课，点名，参加早上升旗，编印蒋介石《言论集》，戚继光《纪效新书》分发各军官。蒋的讲话始终贯彻反共内容，把现在不能对日作战的责任推给共产党。曾说：“我们现在和日本打仗，则三天可亡国，这不是吓人听闻。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不全，比如一个人的眼，口，手，足四到不齐，现在国内军政，军令还不统一。且有共产党拉后腿”，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要学员们“平时如战时，战时如平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效忠蒋介石。学期结束，每人发给“军人魂”自杀用短剑一把，剑鞘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要学员“不成功便成仁”。凡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和峨嵋山训练团以及抗战时的中训团结业学员每人皆可发到蒋介石戎装照一幅，一般以同志相称，下署“中正”两字，由我代为题款，以资笼络。

蒋介石为了实现统一全国的野心，除了对共产党多次“围剿”外，对内对外还使用两种手法，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忍让，妄想利用英美同日本在华利益冲突，引来国际干涉；一方面参考德意志法西斯军事办法佐以我国固有的怀柔、收买方法，力图吞各地方军阀。他分析各地大小军阀的封建割据势力，在本质上都是反共的，但又害怕共产党，各自兵力有限，不能单独对抗红军。蒋就利用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先从社会秩序更乱、人民受压更重的西南着手，在江西中央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之时，立即搭法国轮船偕意大利籍顾问夫妇溯江去重庆。

当时的四川势均力敌的军阀有刘湘、杨森、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王陵基、王赞绪等，而以刘湘势力最大，表面上以他为首。刘文辉叔侄火饼，潘、邓等也时常开仗，人民水深火热，苦不堪言。有个叫范绍增的用十万银元在重庆上清寺盖起一所占地数百亩的官邸，周围砌有由一米多长，甘厘米见方的条石墙，高约五米，宛如城堡，里面有高尔夫球场、养虎室，两大厅备有落地唱机，跳舞厅皆为小柚木条嵌地板，华丽赛过近世纪外国贵族庄园，关着九个老婆，还在别处占有大量房产，这个被人嗤为“倒戈”将军的军阀，出身行伍，投机于乱世之中，鱼肉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是旧中国黑暗势力的典型代表，但蒋介石封其为师长，开分化川军和收买利用之先例。我们一到重庆就住在那里，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党部、孔祥熙、贺耀祖等都占用了一部份房屋。

重庆是当时四川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其真实写照。时常见有路毙的人，有的是死在家里无力丧葬，故意扔在路上，无告哀民，何其多也。军阀互相残杀兼饼，各在自己强占地盘内横征暴敛，予支钱粮达四、五十年，有时一方退出，人民又得向新的占领者重新完粮纳税，我们到重庆时，遍见一般人民衣不蔽体，骨瘦如柴。穷则思变，无怪乎四川人民参加革命的很多。

蒋介石随带贺国光的教导团入川，贺要求开拨费两佰万元，我在他的报告上签拟批给壹佰万元，蒋介石在报告上批了“如议”两个字。这是蒋的精锐部队，有这军事力量先摄住川军。刘文辉被其族叔刘湘打败，蒋作了调解，将刘文辉委以西康省主席，请刘湘去南京观光，对其他军阀亦作了安抚，把邓锡候、范绍增升了军长、付军长，杨森安置在重庆，防止红军入川康。以后，杨森的大女儿杨郁文在一九四二年时嫁蒋介石外甥竺培风为妻，蒋杨成了儿女亲家，杨森后来当过贵州省主席。虽然各军阀在反共政策上一致，但又各不相服，当时无人能执长四川，于是由蒋自兼省主席以为统制，待局势稳定后再由张群继任。统一四川大功告成，遂即飞抵贵阳，以联合防共为名保留王家烈军长职务，叫吴礼卿担任贵州省主席，一年后由吴鼎昌接任。比较容易地将贵州政权抓了过来。在飞返重庆途中，突遇大雾，能见度骤降，当时机场导航设备落后，遇此复杂天气，复杂地形，飞机油料将罄，情势紧迫，青年侍从飞行员徐焕升，临危镇定，凭自己掌握的熟练技术，在地面无线电指挥下，毅然冒险迫降，总算安全降落于广元坝机场。

当时，四川币制异常混乱，一省之际，各地军阀自铸钱钞，互不通用，各处铜元大小面值不一，省外根本不流通，影响国计民生很大，蒋令改为法币与全国采用同一货币。

卢作孚来见蒋介石，耿耿陈述中国富强必须工业化，提倡办大企业；介绍了民生公司一条船起家的经过，强调政治上要有支持，领导上要目光远大，赞成蒋介石统一四川，蒋对这位商界实业巨头拥护蒋的政策大加慰勉赞许，传言行政院予以护持。

首次入川，随行人员较多，除主任晏道刚外，李昆刚、卢集贤、于达、邵存诚等侍从参谋等，还有林卧薪、蔡劲军、蒋国涛、吴中相、戴文、李良荣为侍从副官、侍卫长何云（玉龙）。何是一九二七年浙江省光复前在孙传芳时代的地下国民党员，对蒋立有功劳，曾任杭州市公安局长，我听当时警卫顾问斯夫乃司说过：何云充任侍卫长最合适，他身体高大和蒋一般长，长脸上蓄着日本式短须，紧跟蒋介石前后左右，乘飞机，坐车子，若遇刺客可以乱真。这个顾问和总顾问德国将军塞克特都是希特勒介绍来的，塞克特和陆大校长杨杰都参加了对日作战时在长江布防的工作。那时德、日、意还未联盟。驻意大使刘文岛极力与意拉拢，并买过意产飞机，因质量很差，废置不用。当墨索里尼、希特勒崛起之时，蒋介石极力模仿他们，向德订购军火。其时谭伯羽（谭延闿之子）、俞大维均在德国留学，俞大维就以购买德制武器当上了军政部兵工署长，其得意工作就是督造了中正式步枪，其余大批军火乃至飞机都是外国进口，如德国的容克、美国的波音。一切军事方面仿做德国，派程天放为驻德大使，派桂永清去德国学习军事，蒋纬国先留德后转美国学军事。当时蒋介石无自己的兵工厂，沈阳的已被日寇所占，汉阳的只能造七九步枪和子弹，要新办或扩建兵工厂，没有经费，只好维持原状，购买德、法、英、捷的军火。刘湘有一个名为兵工厂实是一个修械所，曾派黎慕颜等人去法国学空军，买回来一架双翼单发动机的教练机，随带法籍飞行员一名，回川塞责，刘湘内战时用来投手榴弹，居然也称之为空军。

蒋介石在四川所以获得成功，这是因为他晓得凡是军阀皆反对共产党，他在分别召见川军各将领时，都是以联合反共为主要条件，然后再提到一旦准备对日作战问题作为点缀，这是一石二鸟的策略。

陈布雷是蒋介石最重要的幕僚，对蒋有一定的影响，从陈布雷身上也侧面地反映一些蒋介石的情况。

我任第四组组长，陈布雷是我顶头上司。蒋介石早闻陈布雷文才和见识，陈撰写的《上海商报》社论中的立论与主张皆吻合国民党的要求，因此在北伐前，蒋特派黄埔学校秘书长邵力子与陈布雷联系，为国民革命军广开舆论；1927年前后，蒋一到南京，对陈优礼有加，数次请其出任秘书，皆被托故推辞。蒋介石的地位日渐稳固后，对内外文告沓多，亟需专事撰写文告言论的人，先委陈以浙江教育厅长，复在蒋自兼教育部长时，请陈当次长，基于侍从室内廷权事扩大，乃以特任职邀请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结束“客卿”身份，一切重要党政事务，都由陈主办，尊称为布雷先生，蒋对其下属称先生者仅陈一人，依界良深。1938年初，又调周佛海任副主任协助之。他写的《敌乎？友乎？》发表后，日本人不久也有声明，气焰嚣张，侵略凶相毕露。说什么打到那里就在那里成立傀儡政府，以战养战，以华制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相互“称善”，互相制约，以日本现有的实力，三个月即可解决中国。这就无异正式宣布侵略者已箭拔弩张，战争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采纳陈的建议，加快巡遍全国，与各派势力交换意见，务求意志一致，统筹部署，健全组织，共同对敌;同时派何应钦北平与日本外交官兼军部代表梅津美冶郎磋商，订立了《何梅协定》以为缓兵之计。事先，蒋介石召见何应钦与戴笠，告以国内尚未统一意志，只能誓与日寇权宜拖延时间，此情定将为天下人责骂，勉何应钦忍辱负重代蒋受过，伤戴笠不得轻举妄动，影响大局，果然这一出卖民族利益的条约订立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也由于英美不甘心日寇独占利益，对日施以强硬影响，蒋介石乘机软施，协定条款未付实现。其后宪兵第四团撤离，党政军机构均有变动。

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

陈布雷自律很严、怕烦、小心谨慎，站不挺胸，在大庭广众中，总是走在旁边轻轻侧身而过，息事宁人，唯恐有所得罪。侍从室增设第六组及第三处时，他都不赞成，但又不坚持己见，更不明显反对。曾对我说：感蒋知遇之隆，不得已供驱驶，将来还要回教育界新闻界操旧业；他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愿从政。但从其所撰写的文章上看其思想意趣，则又言不由衷。其议论国计民生在文字理论上头头是道，但按之实际则必需假手于人，行之不能尽其意。

陈布雷进侍从室之时，正值风云多变，政局动荡，外侮一触即发之际。蒋介石又提倡新生活运动，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军校的开学及毕业训词、节日文告、元旦献词等等，一篇未成又接一篇，内容虽授意于蒋，但也渗入个人意见，虽不全是言听计从，但也多有采纳。即使不纳也很客气地重申蒋自己的意思，所以陈布雷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影响的决策者。西安事变后，陈在溪口文昌阁和杭州新新旅社煞费心机地为蒋写了一本《西安蒙难半月记》。抗战后，陈布雷借陶 希圣文才，保蒋为第五组组长，代蒋写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抗日战争起，蒋介石那篇《集中力量抵抗暴敌》——二十六年九月廿四日对中国共产党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谈话，也是陈写的。一再强调三民主义救中国，重申中国立国原则为三民主义。1938年六月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中也明确说明“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举凡《告全国军民总动员书》、《抗战建国告友邦人士书》、《击退敌人建立新中国》、《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我国必胜》、《领导全国精神总动员》等等凡是作为蒋介石讲话发表的文告、篇篇内容都离不开要实现三民主义，特别是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训词上就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作为题目，贯穿始终。

蒋介石等人参加陈布雷葬礼

数不清的文山，写不完的稿海，压垮了陈布雷原本瘦弱的体质，香烟一支接一支的习惯更促使其加重病体，（抗战时期特许供应三五牌纸烟）有时不能执笔则有徐沧波代笔，张季鸾参加起草，到国共再次分裂时，文字工作更感困难，雄辩毕竟不能胜过事实，呕心沥血彻夜工作，神经衰弱越趋严重，非服安眠药不得入睡，1948年东北全部解放，蒋介石政权频于覆亡，陈的幻想也在破灭，思想和精神负担不堪其苦，空有一付封建文人的好心肠，为蒋介石鞠躬尽瘁，终于在一个晚上，服用大量安眠药求得解脱，蒋介石赠他“一代完人”以慰逝者。

到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向蒋呈送本地产玉器。河南是蒋嫡系控制地，操心不大，有心休憩，蒋嘱其要特别保护洛阳的龙门伊阙，调令张静愚为建设厅长，并专程去参观。随后即去西安，布置打陕西北部红军根据地，委十七路军杨虎城为西北绥靖公署主任，祝绍周为陕西省主席，民政厅长是CC派的彭昭贤，实权在握，与甘肃朱绍良、绥远董其武互为呼应。

在西安，蒋介石参观了碑林和霍去病墓。那里集历代各地的碑文石刻于一堂，是我国珍贵文化又一瑰宝：霍去病墓边两旁石兽罗列，气势浑厚，俯仰之间显示古代群体雕刻的浑厚格局。以后又到秦始皇建都的咸阳看了历史遗迹。

离陕西折向山西，阎锡山故步自封于山西一省略及周围，忌蒋的吞饼，娘子关内自造窄轨铁路，自设实业公司、兵工制造所，另有“同志令”党组织，行政上并不听命于蒋介石，但在反共保其势力这点上与蒋意见一致。所以我们到太原时他事先作了布置和准备，以极隆重礼节迎接蒋介石，宴席中乐队在旁演奏，气氛极表友好。蒋阎经过几次长谈，达成了由阎侧攻红军的协议。蒋又将阎部徐永昌等拉了过来，但仍未能直接插手山西。

在山西有人向蒋介石写报告，反映阎锡山对付共产党的一套办法，蒋看后叫我亲手把这一报告面交阎锡山，要阎抄录后原件退还。我看到报告里还有批评阎的文句，就提醒蒋，蒋把报告翻给我看说：这些话我已经删掉了，我即趁车子到阎的家里，当面把报告交给了他。阎对我很客气，照蒋的意思办了。阎锡山的耳朵特别大，至今我仍有印象。

在山西，我们参观了大同云岗石窟，其工程浩大远过伊

阙，足见云岗更富西域风格。

离开山西即去昆明，龙云专意张灯结彩，高搭牌楼.盛情招待，宋美龄、陈布雷、张学良与端纳均随行。蒋要龙云在和日本打仗时出兵，龙云则求蒋帮助阻止共军入滇，这本是蒋的初衷，当然一拍即合，龙云向蒋的随行人员不论职位大小，分发纯金纪念章一枚，对蒋表示诚意。

随着长征节节推进，蒋介石立即再度入川。在重庆、成都稍住即去峨嵋山办训练团，委陈诚主持，学员对象是全国性的军政人员，也有办军需的处长一级人员，军队中校级以上、文职中县长、校长以上，委刘湘为副团长、杨森、邓锡侯、刘文辉为团副，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灌输“拥护蒋介石、复兴民族、忠于国民党、爱三民主义中国“的思想；批判封建割据的严重危害性，贯彻先除共安内后出兵抗日的方针。其间我随蒋介石常飞贵阳督战打红军，限期修筑清镇飞机场，被征集的民工号为铁肩队，穿的百结鹑衣，补丁累补丁，没有一块原来的布料，民谣：“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军阀统治下国土与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红军为了抗日救国，解放民族，历尽艰难辛苦，上有蒋介石空军侦察轰炸，后有薛岳部跟踪追袭，前有杂牌军队阻截，有时蒋介石和红军部队相隔仅数十里，所谓坐镇贵阳，其实兵力已经调完，蒋介石硬着头皮唱空城计，此时若红军直接扑来，我们必定被擒，这是我亲身经历的，至今尚有余悸。蒋介石“围剿”效果适得其反，非其所能逆料。共产党有严明纪律、完善政纲，革命目的性明确，受到人民拥护，所过之处，撒播了革命种子，逐渐壮大以至统一全国，达到革命目的。

西安事变前

于是依次回汉口，循长沙、去镇江、济南、杭州等地，蒋介石皆利用总理纪念周的时间，对当地党政军首脑讲话，分别召见顾祝同、韩复渠、罗卓英、夏斗寅、陈果夫、黄绍雄、何健等，统一认识对日一战的不可避免性，并布置再迫红军的军事力量，分兵围攻留在江南八省边区的红军游击队。并调军工在苏州至江阴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这年七月，对陕甘边区的进攻累遭失败，蒋以杨虎城作战不力，调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进驻西安，指挥30万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内心非常不满，时常和东北军有摩擦。这本是蒋介石制造矛盾一箭双雕之策，命令他们共同打红军，又互相监视牵制。由于中央红军抵达瓦窑堡，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周恩来、朱德亲上前线，张杨先后被歼两个师，胡宗南部队也被击败，红军 全部 送还 俘虏，晓以抗日救国 大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致使西北战事成停战状态，蒋介石对此大为愤怒。与此同时，日寇又在 华北 制造事端，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一方面严令张学良进攻边区，一方面调嫡系部队陈诚、蒋鼎文、万耀煌、胡宗南为后续军，调祝立周为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教育长，陈建承为成都分校教育长，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因为邵曾任驻苏大使，与共产党有过往来。

可用软的一手来进行谈判。

蒋介石注意到英美意德的外交关系，利用它遏制日寇的侵略，特起用安福系的许世英、王正廷、顾维钓、颜惠卿等老外交家；以刘文岛使意、程天放使德、傅秉常、邵力子使苏，胡适使美，委董显光为外长，与这些国家改善了外交关系。蒋介石历来重视外交人员的仪表，因外交人才不敷，也就不苛求外表了。如许世英、王世杰以及驻印大使罗家伦等均被起用。在内政方面请翁文灏、张廷戳出山，在南昌行营增设设计处，作为智囊团，由各方推荐20多个留学生和大学生为“贤良方正”，向蒋 提供 治国方针，蒋在初成立时曾召询过一二次，后来就搁置不问了。这些人以后又各找门路，成了政客，无形解散。有的做了专员，有的做了县长，其中有一位留苏的人因飞机失事遇难，一个叫徐道邻的在德国娶了德国女人，官至行政院副秘书长，因为冯玉祥曾刺死他的父亲徐树铮，在1 943年徐道邻为此向监察院起诉，被蒋知道后撤了职；一个叫李惟果的在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随何应钦到京沪受降，何当行政院长时，李为副秘书长。徐李就是当年设计委员会中留下来比较著名的，皆知遇于陈布雷。蒋孝先由北平宪兵第四团团长撤下来当第三组组长，负责实际“警卫事项”、但蒋孝先一向不安于现职。他本是驻北平宪兵第四团团长，在北平天高皇帝远，可以干涉一切军政事务，敲诈中饱，自由自在，地方当局都不在他话下，现在调来当随从，虽是族侄孙，但下属的卫士都是蒋介石自己挑选的，驾驭不易，行动又大受拘束，郁郁不畅。第三组属侍卫长管辖，但蒋孝先不卖钱大钓的帐,钱大钓也眼开眼闭乐得不管，这样关于警卫的事，就没有切实抓紧的人，形成空隙。宪兵第四团的撤离北平是“何梅协定”以后的事，后日本人要挟胁迫的事还多着。1936年9月间，梅津美冶郎来见，这时蒋介石住在南京中山陵园孔祥熙新建别墅里，提出要兑现《何梅协定》款项，外加日本人在中国居住、经商、开矿等等自由，几经折冲，蒋迫于全国人民呼声和英美的影响，未致结果。稍后，获得百灵庙大捷，使日寇侵略野心暂缓下来。是年6月1日，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两广联合反，蒋介石亲去广东，派陈诚、罗卓英率军30万由江西入广东，余汉谋叛陈济堂投蒋，戴笠、郑介民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起事仅一个月半，陈济棠逃往香港，他留下的从英国定制来的装甲小轿车，先由蒋乘坐，后嫌其笨重速度较慢就废置了。蒋介石指令陈诚进兵高要，自己飞桂林“安托”白崇禧，李宗仁派刘为章至广州，广西事亦即平息。蒋重用桂系黄绍雄，（黄做过浙江省主席、内政部长）于是李宗仁通电拥蒋。先时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来广州即同我一室办事，蒋介石委以上尉书记（文书），派在第四组协助我工作。当时随行人员众多，除钱大钓夫妇住在广州外，都住在黄埔军校旧址。俞国华之父俞作屏和蒋是同乡兼留日同学，因公死于北伐时期淡水县长任上，蒋出资培养其子，俞国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即培植为亲信，1944年复资助赴美留学,以后一直在台湾供职。

粤战胜利，蒋介石非常得意。借避寿名义住洛阳，命令张学良再攻红军。继许世英为驻日大使的蒋作宾（雨岩）回国向蒋述职，同在洛阳军分校花园里散步密谈好几次，因声音很低又兼窃窃私语，我无从知其详，约略知道日本除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外，已准备好武力，狂言三个月亡中国。王芃生原是许世英驻日大使馆高级职员，对日本问题很有研究，此时也来见蒋，蒋委之主持一个对日本问题研究单位，经常提供日本内部的动态。日本人要以蒙、满建立元、清朝为例，以小吞大，扬言现在该轮到日本来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而后独霸世界，日本审时度势，知西方诸国正为希特勒的崛起自顾不暇，除加紧军备制造事故外，又采取拉拢迷惑政策，暂缓直接的军事冲突。蒋介石参加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讲话中分析了当时形势，说与日作战势所不免，强调要“遵奉总理遗教，先求全国之统一”，而现在红军未除，内忧仍在。

张学良已先在洛阳等候，用含糊口气对蒋陈述士兵不愿打内战情绪，自己掌握不住，得请蒋亲去解决。蒋自然非常恼怒。可蒋并不怀疑张学良，认为杨虎城靠不住，张学良常跟随在身边同至各地巡视，不会出问题。

话还得从1934年9月蒋介石由庐山下来到南昌北坛时说起。蒋派我去飞机场迎接“国际联盟调查团”共约七、八个人来华，其中有一个是跛足的美籍犹太人。我们用法语交谈，他们向蒋陈述了来意。日本不宣而战，一夜之间侵占了沈阳北大营，北大营里有个占地十里的大兵工厂，早伏有日本顾问，遂即占领了整个东北，迫令张学良让出东北。张学良以少帅荫父职，平时虽不能说毫无防备，但生活腐化染上烟瘾，只想苟延一时，现在临时措手不及，乃电报请示蒋介石；蒋自顾能力有限，不能孤注一掷，若出兵抗日，难操胜算，乃劝张学良忍耐下来，一面向国际联盟呼吁控诉，而“国联”原是第一次欧战后的产物，十余年来，无能伸张公理，只是列强工具，所有斡庭的条约，只具空文，所以这个“李顿国联调查团”完全是吃白食的政治骗子，摆摆样子而已。蒋介石虽私下有所批评，但还须用来掩盖遮羞，借以缓和拖延抗日的舆论指责。张学良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现在又背着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国仇家恨，加上他属下少壮派军官的激愤，一刻也不忘怀于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关系还可回溯到1930年阎冯联合反蒋，战于陇海、津浦沿线，张学良初作壁上观，迨战局逆转，韩复渠、杨虎城反戈服从蒋介石时，张学良也率一部东北军入关，壮蒋声势，阎冯宣告失败，蒋对张有了好感；蒋劝张学良杨虎城戒烟，两人均接受劝告，毅然戒除，身体日益健壮，至时深获信赖，使坐镇西北。

蒋介石一向以子侄辈待张学良，并许以高官厚爵，安定了东北军，原想利用这支军队为其事业出力，而张学良平时也唯蒋命是听，所以蒋始终对张深信不疑。在临潼时根本不考虑带上自己的卫队，而以张的侍卫队为护卫，而晏道刚直至最后也没有一字报告。（所以西安事变后，蒋手令撤晏道刚职，永不录用。）但蒋估计杨虎城有变，西安不那么太平，告宋美龄带其他高级官员的家属随同回南京。还有一个预兆：张学良、端纳随从蒋宋去昆明时在闲谈中张学良以说者有意，听者不觉的办法劝宋美龄不要去西安，说内地气候干燥，风沙大不习惯，沿途劳顿，还是先休息一段时间，也劝端纳高令出门太辛苦，不必去西安。

可知张学良早有准备。张学良既不愿在中央军督战下再打红军，也不愿意调离西安而被分化；杨虎城与红军也有单独联系，两人各为自身的利害打算，暂合一起，这是旧军人的致命弱点。蒋介石错认为张杨不可能真正联合，并不怀疑张学良的托词。才决定去西安说服东北军将领而后控制西北军，所以选定驻临潼，由东北军外围保护。一方面饬俞济时率58师向陕西挺进，令王叔铭带轰炸机大队和战斗机大队驻洛阳，并准备四架自备飞机，但临潼无飞机场，用不上。12月4日由张学良陪同，我们随专车抵临潼，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同行。住华清池。在三间宫殿式平房中蒋住在右边二间，我们住左边一间。每天，蒋忙于接见中央军、东北军师级以上将领。陈诚、胡宗南、蒋鼎文坚决主张撤走东北军、西北军，由他们来“国剿”。蒋责骂张学良逐日升级，蒋说：“我到过苏联，共产国际把外蒙强占去，它也是要把中国做附庸，苏联和日本同样侵略我们国土。我们必须在总理遗象之前，确立自身负责尽职，奋斗到底的誓愿。”“共产党是我们的大敌，若被他劫持，我们万劫不复，我们中国尽有好的东西，不必剽窃外来的，我们要真实力行我们的三民主义。”“我是主张抗日，这几年奔走各省，就是为了作抗日的准备，但内部不一致，怎能抗御外侮”等等。有次张学良向蒋“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又大声斥骂：“你这样，我枪毙你1”声达室外。张学良与钱大钧一向投契，碰到一起就说说笑笑，平等无拘束，所以钱不愿去当他的参谋长，否则成了部属，关系不好随便了。张学良每次挨了骂就进后面一幢房子里和钱大钧谈天，笑声时达门外，张学良趁机提出专车的火车头必须修理的问题，钱当然想不到为什么，欣然答应，这样，临潼至外地只有汽车可通，而汽车皆是张学良的车队。12月11日，杨虎城特请一班侍从人员吃饭，饭后看西安最好的戏，并使一部份好赌者聚赌至半夜，这样分散了侍从和侍卫人员的注意。蒋孝先当然是必请的人。张、杨计划周密，蒋介石插翅难飞，实在用不着惊慌翻后墙而逃。只因侍卫官不明真相，听见枪声，促其快走，流弹呼啸，反加危险。

事变时，我在睡梦中被乱枪惊醒，子弹从窗门进来，幸未中弹，当即被张的自卫营长孙铭九所俘，我和毛庆祥、葛武棨(qǐ)、萧赞育、邵存诚被点名押去，以为去枪毙，那时也只好置生死于度外了。第二天张学良亲来解释说除了兵谏别无他法，说蒋介石倍受保护，我们不久也可回去。两天后又转押某军长公馆，遇到了张冲、彭昭贤等五人，受到优待，住了约一星期。我和毛庆祥另调绥靖公署内，更为优待，任你自由。一天，杨虎城陪我们吃早点笑着说：“你们受惊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12月25日下午4时由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宋美龄、端纳、宋子文、戴笠乘一架飞机，我和其他秘书、参谋、副官乘另一架离西安抵洛阳转南京，其余侍从人员乘火车于28日回到南京。

蒋介石痛恨张学良的离心，但又认为杨虎城是真正肇事者，利用张的天真阅历浅，正面由张出面，况且据戴笠报告张学良不主张系蒋，而杨虎城几次要干掉蒋，蒋在被囚禁时期也是张学良派警卫严密保护安全的。但蒋为了自己的“尊严”，仍将张交军法审判，传言永不杀他；而对杨虎城则思图报复，调俞济时率军进驻西安，拉出西北军实力分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任命何柱国为西北行营副主任，东北军实行整编，也就拆散了。杨虎城只好出国，借抗战后自己回国请缨，终至遭蒋囚禁到1949年杀害。

事变一开始，张学良即通电全国，但当时各省主脑，封疆兵胥皆早与蒋介石沆瀣一气，嫡系的更不待言，即地方势力都是反共的，因此无认响应，非常尴尬，而东北军和西北军意见也不一致，杨虎城很想乘机分化东北军，扩充自己势力，并不真心联共，日本军阀又借口蠢蠢欲动；何应钦力主武力解决，内乱外侮，眼看山雨欲来风满楼，在此危急存亡关头，幸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做了大量工作，顾全大局，说服杨虎城，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以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为重，一致对外，只要蒋顺应民望，团结抗日，不咎既往，仍尊蒋为统帅，这个力挽狂澜、旋转乾坤的功绩，永垂史册。

回南京后，蒋介石将钱大钧投入监狱，审问：“临潼火车头开走，是否预定计划？与张学良、杨虎城是否通同做的？”后经张学良证实，钱大钧背部中弹出右肺有血衣可验，才算没事。

蒋介石回南京后即去上海治疗，住贾尔业爱路宋美龄随嫁住宅，我分到楼下一间，俞国华随后由西安乘火车头到达上海，就和他同住在下房的一个楼上，既是办公室，又是寝室。我所做的，他也会做，所以我差不多把事情交给他办了。蒋请骨科名医牛惠霖诊治，还有一个鼓楼医院的医师和一个中国土医生，专门按摩跌伤的脊骨，吃补药，治了约一个月再返奉化休养。我亦随蒋乘飞机回溪口，后来将张学良押到雪窦寺软禁八个多月移押汉口。

奉化雪窦寺

从一月下旬到6月下旬，蒋介石在溪口先后住有110天，为其登台后在家乡最长久的一次。其间曾去上海治疗，过春节，去杭州休养，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蒋在溪口住在他母亲坟庄的三间平房里，分为卧室、办公室和会客室，我住在武岭学校后面。蒋受伤后腰部直不起，多数时候卧在床上。三月间又去南京接待日本实业考察团。当时日本表面上好象改变策略，以经济侵略来掩饰，蒋介石也洞悉其奸，况西安事变后蒋已被迫接受团结抗日实行和平的政策，须有一系列善后事宜办理，主要还是在溪口策划，所以来溪口看望、请示、汇报的人络绎不绝，如邵力子夫妇、徐堪、贺耀祖、还有于凤至、李志刚来要求释放张学良，汪精卫、曾仲鸣、褚民谊来探望，告别时蒋亲自送上车。

蒋介卿（1877年一1936年）

蒋介卿（1877年一1936年），名瑞生，字介卿，号锡侯，别号前安，谱名周康，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曾任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广东英德县知事、浙江海关监督等职。

生于1877年，比蒋介石年长10岁。生母乃蒋介石父亲原配。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被扣，蒋介卿担心自己受到牵连好景不长，1936年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9岁。

4月4日为蒋介卿出殡，大讲排场，一时武岭学校成了当时有名人物的接待所。

武岭学校

林森、居正、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俞飞鹏、朱家骅、许绍棣、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都来吊唁。

1937年夏，对日作战迫在眉睫，蒋又上庐山，再办训练团。这次是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前提下办的，与上两次目的有所不同。学员对象除中上级军宫外多是国民党的省市委员，县长专员，聘请著名学者教授讲学，统一对抗战的思想，重申蒋在1935年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也强调“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在完成国内的统一”，声称：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由于“七七”事变发生，只办两期就停了，其间周恩来先生在六月一个晚上由戴笠陪同来庐山牯岭路12号会见蒋介石，我曾参与迎送。蒋介石召集各党派、知识分子举行了庐山座谈会，共商抗日大计，同意红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在华北及敌后打击敌人，会谈决定对日作战，于17日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即题为“驱逐倭寇，复兴民族”的文告，号召“一要有牺牲到底的决心，二要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三要运用智能自动抗战，四要军民团结一致亲密精诚，五要坚守阵地有进无退”。战争即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至此，全国一盘棋，力敌外侮，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国共合作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日本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于“八一三”窜犯上海，“八一四”空袭南京，因防空设备简陋，平民区损失最重，老百姓被炸死的惨不忍睹。日寇野蛮，丧心病狂，更激发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蒋介石决心打击一下日寇锐气以为长时期抗战作精神准备，命张治中率四个师推进上海，派张发奎、薛岳、罗卓英坚决抗击日寇，蒋介石亲自指挥，投入其最精锐的教导团，前仆后继，寸土浴血，牺牲惨重。

八一三沪淞抗战，我军民在敌人的飞机军舰均可使用的战场上，奋力抗御，视死如归，欧美各国均派武官观察，皆赞叹不置。

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分全国为几个战区，建立各自为战的体制。是年9月，蒋由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住宅移居中山陵园花房办公，花房内仅小屋数间，相隔数十步又有一处一样的小屋，日寇在汉奸的指引下，深夜空袭，将另一处花房夷为平地，事后蒋仍不搬迁；11月蒋赴苏州前线与陈诚等在上海作战的将领会谈，在沪淞三角地带，铺毛竹于阵地以阻挡敌人坦克，士兵以血肉之躯，不借牺牲，阻挡敌人，悲壮激烈，可歌可泣，再有谢晋元的八百壮士，身陷重围，孤守上海四行仓库，英勇事迹，震惊中外，永垂国史。

蒋介石并令川军开赴前线，邓锡侯出陕西，委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兵十万出川。九月二十日共产党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取消红军番号，改编为18集团军，一致抗日。蒋就此也发表谈话：“自九·一八以后，我不借忍辱负重，以达安内抗外之目的，对内统一，已告完成。倭寇之进犯亦愈积极而横暴，既盘踞东北四省，继之以冀东察北地区伪组织之扰乱，最近复突犯华北，进扰沪淞，全面战幕，业已揭开，暴日之处心积虑，势必非亡我国家不止，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此其时也。”但仍以正统自居，强调“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意志”，将1931年至1937年期间六年内所做的事情归纳为“倾国家之人力财力的一大半，都用于军政时期的工作。”反正他不承认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有错。号召国民党员：本党同志，皆知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此后全国之共同目的。……诚以建国目的，在实行三民主义。1937年12月13日，我随蒋介石退出南京，随后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死人30万，造成人类史上最无耻最灭绝人性的暴行。玉碎宫倾，恰恰更激励了抗战到底的决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中国人民总以其特有的民族气节融所有民族于一体，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以杀人民开始而毁自己告终。

撤离南京时，侍从室部份人员退至衡山，前一日敌机大炸长沙车站，盖日寇已侦知蒋将过长沙。我们在南嶽住了一个多月，蒋召集各战区长官开会，布置各自为战的任务，决定以重庆为陪都。退守武汉后又告急，乃撤向四川。刘湘不想将四川奉送蒋介石，竟不顾民族大义勾结韩复榘暗与日寇妥协，这是鼠目寸光的小军阀们所固有的伎俩，趁乱摸鱼，害民蠡贼，自古皆然。韩复榘将山东不战而让给日寇，自己满载三卡车金银珠宝私蓄率十万兵力擅自进占河南，1938年1月，我随蒋由汉口到开封，蒋亲自布置处决了韩复榘。四川军阀范绍增已被蒋升为副军长，向蒋密告刘湘、韩复榘、宋哲元联合反蒋事，蒋派何应钦将他们三人往来密电稿给刘湘看，刘称病住在汉口万国医院，自知事败，吓死了。蒋介石在1938年6月，为了给国民党输送新血液，在汉口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采纳陈布雷建议，自任团长，叫陈诚当书记长实际负责；蒋发表了《培养革命活力完成抗战建国》的告全国青年书，寄希望和罗致全国青年为其所用，后来成为反共的又一股反动力量。蒋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又去武昌珞珈山南湖办起中央训练团（以后在四川继续办训），战事干部训练班培养嫡系人员。分别由陈诚、桂永清、康泽、贺衷寒实际负责。

兰衣社骨干分子、黄埔第一期学生丰悌(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有人说是常德）于1938年11月实行所谓焦土政策，在日寇尚未到来之前，大火烧了长沙城，致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舆论大哗，要求杀薛岳以谢天下，蒋只好将丰悌当替罪羊枪毙于长沙。闻此时张治中在长沙坐镇，是有责任的。

1938年10月退出武汉时，蒋发表《胜利须赖久长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中说：“我在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一贯的方针，一曰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与日寇周旋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其中心意思是：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说“总理（孙中山）一生在政治上的奋斗，目的要实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最终目的实现世界大同。”当然，蒋介石是处处以三民主义作幌子，排斥异己，又要利用人民，当人民起来了，又害怕人民，这就是他所代表的阶级反动本性。最终必然被人民所淹没。

退到重庆之后，由于抗战动员了全国军民，民族感上升到第一位，蒋利用这个机会，加紧推行“抗战建国”的政策，在1939年3月4日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抛出“《以三民主义为教育最高基准》”的演讲，将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抓紧，长远打算，培养青年作蒋政权的接班人。说：“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个要素构成，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亦可以说教育是经济与武力相联系的总枢钮，所以必须以发达经济增强武力为我们 教育的方针。”他要求教育界做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系，道系然后民知敬学。”

抗战初期，蒋介石为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自兼行政院长，稍有头绪后即由孔祥熙继任，孔是当时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复兴公司董事长，操财政大权，是其全盛时期，但对政务本就外行。蒋写了条子派我去行政院，孔即委我为简任二级秘书，掌机要组，所有公事凡是院长者皆由我经手送核。我仍兼职侍从室秘书。从此，我实际上已离开了侍从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