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建立了以考试作为择优录用的手段，隋炀帝又在这一手段上建立了科举制，经过"罢黜百家，一统天下"之后，儒学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科举制又是以"儒学"为依据的。

尽管隋朝已经覆灭，但是当时的科举制并未完全废除，而在唐朝，唐太宗更是以儒学为根本，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

李世民之所以提出“以文治国”，也是因为他深受儒学思想的熏陶，这一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相吻合。魏晋南北朝和隋朝末年，都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也让这个时代的武道风气更加浓厚。

李世民在治国方面，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君主德性，勤于治国，推行德化。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依靠人民”的观点，并将其视为君主之本，国家之本。

君王治理天下，必然要与百姓的生计紧密相连，唯有如此，百姓方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而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效果，自然就是归到了他的身上。

治理国家的理念最终还是要表现在政策上，唐太宗当政的时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低了民众的赋税，降低了民众的负担，让民众的日子过得更好。

在贞观时期，由于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所以有了一个很好的局面，那就是街上没有小偷，晚上也没有关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反过来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李世民虽然在一直发展了自己的国家，但是却没有忘记巩固自己的国家，面对北边的突厥，西北的吐蕃，吐谷浑，他都是毫不留情的进行了还击，后来更是恩威相助。

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周围的国家，都对李世民顶礼膜拜，最终，大唐迎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而李世民本人，也被称为“天可汗”，不但是大唐的子民，连其他国家的子民，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克己纳谏，一个是以人为中心，不管是克己纳谏，还是以人为中心，都必须要善于聆听。

另外，李世民在臣子们的告诫下，要注意自己的德行，要诚实，要有礼貌，这样才能让君臣同德，亲如手足，这样才能让君王和臣子们齐头并进，才能创造出“贞观之政”的盛世。

贞观时期，不但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繁荣时期，而且是一个人文与精神的繁荣时期，其中君道礼乐，尊师重道，民生安乐，这一切都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与政治的根基。

李世民的文化观还表现在，他认为，他的文艺作品，一定要符合政治和教育的要求，即文艺作品，不能离开实际，要立足于实际，不然，文艺作品，与大道格格不入。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与影响之下，大唐很可能会像是隋末一样，陷入到一场巨大的灾难之中，李世民为了权衡这种意识形态的利弊，采取了“生于忧患”的策略。

总体而言，唐代“民贵君轻”的观念贯穿于整个贞观时期，尽管这一观念是基于隋王朝的覆灭而形成，但在中晚时期又有其自身的发展和丰富的内容。

一位英明的君王，一定要让自己的臣民忠心耿耿，任人唯贤，只有在这种时候，臣民们才会敢于谏言，所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一位君王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

在严格自律的前提下，还要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封建时代，土地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贞观时代的均田制和租约制度，有效的缓解了土地兼并和繁重的赋税问题。

在大灾难的时候，人们有能力度过大灾难，稳定人心，在盛世的时候，人们可以用金钱买到更多的地盘，去享受盛世的荣华富贵。

唐太宗当真是一代枭雄，在治理好了内政和民生的基础上，始终没有忘记对外的侵略，而且在对待异族问题上，他也与以前的异族有很大的区别，在武力威逼的基础上，采取怀柔的方式，使两国的商贸更加繁荣，各民族的文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