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末至1953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战备行动。为了这次事实上并未打响的战斗，我方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所进行的准备规模之大，超过了抗美援朝期间任何一次战役的准备。

然而，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军事档案的解密，却发现这次没有打响的战斗，中国并没有白忙活一场，而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进行这次战备行动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方面自1952年年末起又表现出扩大战争的迹象。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登陆的威胁，一直是我方严重关注的问题。

从第五次战役前至1952年夏，中朝联合司令部一直在东西海岸部署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

由于东西海岸线长，平川开阔地较多，易于被敌舰炮火力控制，敌人又可以任意选择登陆地点，因而我方对后方有限的兵力实行部署，主要是集中主力部队于海岸纵深便于机动的地区，准备待敌深入再予以歼灭。

虽然敌军一直没有登陆，但是缺少可靠工事保障的东西海岸却始终是我方战略防御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特别是朝鲜北部最狭窄的蜂腰部，只有170公里宽，朝鲜北部的主要铁路线又靠近东西海岸，如果敌人一旦登陆并深入，就将切断我前后方的主要通道。

所以在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我方对于正面战线防御已不再担心，为实现守住朝鲜北部的战略目标，主要注意力就转到海岸防御上。

1952年11月23日，已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即电告在朝的志愿军领导人，立即着手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准备。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前往朝鲜访问，并公开宣称“美国得准备打破僵局”。

极端反共好战的杜勒斯又入主国务院，强烈要求以军事行动夺取胜利。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军委作出了敌人可能在我侧后实施两栖登陆的估计。

12月上旬，毛泽东接见志愿军代理司令员邓华时，就要求志愿军从“三肯定”出发进行准备，即“肯定敌人登陆，肯定要从西海岸登陆，肯定敌在清川江至汉川间登陆”，至于时间，可能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

12月20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这一指示判断敌有从我侧后海岸、特别是在西海岸以7个师的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根据这一指示，原中朝西海岸联合指挥所予以扩大，由邓华任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主持。

12月下旬，志愿军召开常委扩大会和军以上干部会，确定反登陆作战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

同时确定反登陆作战的方针是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就坚决消灭它，绝对不许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

在兵力部署上，以一部兵力依托海岸阵地实行坚守防御，力求歼敌于海上和滩头；主力部队则位于敌舰炮火力射程之外的纵深进行机动部署，准备反空降，并待一线部队将登陆之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反击，与敌决战，力求全歼。

为了反登陆作战，中央军委在国内也进行了局部动员，并决定缓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部分项目。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东南沿海加强了设防，国内又动员了50万新兵。

这时中央军委已不仅立足于准备敌人在朝鲜登陆，并准备战争扩大到我国沿海地区。

当时，尽管苏联对于美国扩大战争深表忧虑，在配合反登陆的问题上表现出退缩的态度，但是中共中央坚持不怕战争威胁的一贯态度，一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一面在谈判中继续坚持原有立场。

为进行反登陆作战，中央军委增加了在朝部队，使志愿军的数量达到入朝以来的最高点。

调整后的中朝部队25个军（其中志愿军19个军，人民军6个军团）的部署是：正面战线14个军，西海岸7个军，东海岸4个军。另外鸭绿江中国一侧还有预备队l个军。

同时，空军也准备了14个师约500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

新中国刚成立的海军也第一次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备行动，调动了一个鱼雷快艇大队（18艘快艇）至鸭绿江口中国一侧的大东沟停泊，并以两个海岸炮兵连进至朝鲜西海岸准备参加反登陆作战。

为了准备抗击敌人登陆，中朝军队花费了4个月时间，在东西海岸抢筑了以坑道和钢骨水泥工事为骨干、纵深十余公里的防御阵地，其中坑道总长达720公里。这些阵地同正面防线相连接，使朝鲜北部形成了东、西、南三个防御方向的环形防线。

另外，为了防止运输线被敌人登陆切断，后勤部门突击抢运物资，至1953年2月，前线各军已囤积了可食用8个月的粮食，并储备了十几个基数的弹药。

后方部门也进行了反登陆、反空降、反坦克的训练。因为空降突击具有时间、目标的不确定性，对我方威胁最大，所以训练以反空降为重点，勤杂人员都配发了武器，准备随时随地打击敌空降兵。

1953年4月，随着停战谈判的恢复和发现敌人并无登陆迹象，我方在东西海岸的防御部署又已完成，反登陆就由临战准备转入一般性警戒。

耗费了如此大量人力物力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究竟是否值得？要从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特别是美国方面的战略意图来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许多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已经解密。从这些材料看，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其对朝政策明显有着追求迅速谋和或准备扩大战争这两重性。

开始，艾森豪威尔及其助手曾研究过登陆、封锁中国海岸、放蒋介石“出笼”等措施，甚至主张使用原子弹。可是这些尚处于论证阶段，并无登陆的具体部署。

在论证中，他们也担心扩大战争将付出巨大代价，会引起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对，并有丧失盟友和出现同苏联冲突的危险。

在举棋不定时，中朝方面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的信息一再传来，这促使美国最高决策层感到扩大战争与减少自身损失、尽快结束战争的意愿不相符，加上其他原因，美国对朝政策的基点又转向力争停战。可以说，反登陆作战虽然没有打响，但中国并没有白忙活。

从我方来看，对于敌人登陆的现实性确实估计过高，但是抗登陆作战准备迅速完成，使“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实行有了更可靠的保证，发起夏季攻势也减少了后顾之忧，在战略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此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对于我军战役、战术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次战备行动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从现代战争条件出发进行的反登陆作战演练，尽管最后未经实战检验，却促使我军高级领导机关认真研究现代立体战争中的反登陆作战问题（当时主要是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诺曼底登陆为参考材料）。

在反登陆的作战指导上，放弃了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强调采取阻止敌人于海上、力求歼敌于滩头的方针。

这种“背水击”、“半渡击”的设想，成为五十年代我军反登陆作战的主要指导原则，也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项发展。

当时，登陆和使用原子弹只是美国未见诸于行动的一种威胁，但是已迫使我方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备工作，这确实表现出局部战争中威慑行动的重大作用。

中国方面由于没有核武器，海空军又比较弱小，当时对抗敌人的威慑主要靠大量动员地面部队和在预想的阵地修筑工事，这在战区狭窄的朝鲜战场可以起到有效的反威慑作用。

依靠坑道防御体系，也能够使原子武器难以在战役上和战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如果在海岸广阔、防线漫长的大陆，采取同样的方式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最有，效地对抗敌人威慑的方法，还在于提高自身的装备技术水平。1953年初美国的威慑行动，从反面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领导人加速发展国防新技术，龙其是发展尖端武器的理念。

参考资料：《北纬三十八度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解放军出版社）、《血火三千里：朝鲜战争》（军事科技出版社）、《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