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3月30日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2023年11月，合肥市滨湖新区某小区发生一起令人痛心的坠楼事件。逝者小琳（化名），拥有令人瞩目的学历背景，本科毕业于伦敦城市大学，硕士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年仅29岁的她，本应在人生的上升阶段，即将步入婚姻殿堂，开启新的生活，然而却以这样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世界。

从家属提供的聊天记录来看，在离世前两周，小琳就频繁表达自己身心处于崩溃边缘，称“被讲得拉肚子”，还去开具了病假条。监控显示，在11月20日至22日期间，其直属领导陈某某连续三天对她展开高强度谈话，累计时长超过6小时。22日晚，小琳报警，称自己“怀疑误吸毒品”；次日凌晨，又通过内部系统请假，留言“爸妈控制我，请求领导来家里”。这些异常行为，并没有引起任何重视。

小琳母亲刘女士控诉，女儿因婚假申请遭到拒绝后，便遭遇领导“恶意打压”。原本从事金融分析工作的小琳，被突然调岗去整理三年的纸质档案，工作量大幅增加。陈某某还在两天半的时间内，对小琳进行了10余次谈话，单次最长达20分钟，刘女士认为这是对女儿的“精神压迫”。但陈某某对此予以反驳，称这些谈话均围绕“操作业务风险梳理”展开，且单位内部调查已认可其合理性。建行安徽分行也强调，当时小琳正处于晋升考察期，部分工作调整属于正常的人事流程。

小琳的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同事“眼红升职”。团队主管张某某的微信记录显示，小琳曾因“复核业务问题”提出辞职，并试图报警。这些细节与警方《报警记录》中“工作压力过大、筹备婚礼”的结论相互呼应。然而，法院认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建行安徽分行存在直接过错，单位仅需承担“人道主义抚慰金”。基于调解结果，建行安徽分行支付28万元抚慰金，但不承认自身存在责任。

这一判决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法律专家指出，在我国，职场霸凌尚未被明确纳入《民法典》侵权责任范畴，法院在认定“精神损害”时，通常持保守态度。尽管小琳在伦敦城市大学QS排名中位居前150，但小琳回国后，依然要面对激烈的职场竞争。临近婚期的她，不仅要应对工作考核，还要筹备婚礼，导致时间管理严重失衡。区别于传统的肢体暴力，小琳遭遇的是“软暴力”。领导通过调岗、高频谈话等方式，给她制造心理压力，还以“提拔考察”为名，对其实施隐性控制，已成为职场霸凌的新变种。

小琳的离世，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警钟。当高知群体在“精英陷阱”中苦苦挣扎，当职场霸凌打着“管理创新”的幌子肆虐，当司法救济在“因果关系”的难题中徘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制度设计的漏洞。只有通过完善立法、强化企业责任、推动社会共治，才能构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职场环境，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公平、和谐的氛围中茁壮成长。

到底有没有“职场软暴力”，需要法律专家与专业人士，基于专业知识和法定程序进行严谨判定。其实，酿成这一悲剧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可怕的“隐形杀手”——抑郁症。抑郁症不仅严重威胁着青少年群体的生命健康，更是导致这一群体自杀行为频发的主要诱因。但在日常生活中，抑郁症带来的种种迹象，却常常被人们忽视。

小琳作为海归精英，回国后不仅要在职场的激烈竞争中立足，还需重新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适应全新的社会环境。从她在单位和家庭中的言行举止，能清晰捕捉到抑郁症的端倪。可惜，周围人对这些危险信号置若罔闻，既未给予足够的关心与重视，更未督促其寻求心理医生的专业疏导，最终导致悲剧无可挽回地发生。

青少年群体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通过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构建完善的心理干预机制，才能有效遏制抑郁症的滋生与蔓延，将这个威胁青少年生命健康的“隐形杀手”彻底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