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铭九活曾捉蒋介石，后投靠日军，解放后给安排工作，活到91岁

世人皆知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却鲜有人知道亲手抓捕蒋介石的人是谁。1936年那个寒冷的冬夜，一个叫孙铭九的东北军军官，在华清池的山坡后发现了蜷缩在石头后的蒋介石。这个曾经轰动中外的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人生轨迹却充满着戏剧性的转折。从张学良的心腹参谋，到汪精卫政权下的伪军司令，再到新中国的政协委员，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起伏？为何会在抗日战争中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更令人感慨的是，晚年张学良重获自由后，最想见的人就是他，可这对曾经的主仆，为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未能重逢？

一、东北军往事

1918年，东北军将门之后张学铭要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张学良特意为弟弟挑选了一位随行伙伴，这个人就是年仅18岁的孙铭九。那时的孙铭九，家境殷实，为人机敏，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与张作霖也有几分交情。

在日本求学期间，孙铭九表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尤其在炮兵专业的学习上颇有建树。一次实弹演习中，孙铭九在极为不利的天气条件下，依然打出了惊人的命中率，这一幕恰好被来访的张学良看在眼里。

回国后，孙铭九被分配到天津保安队任职。1930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的命运。当时，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副总司令，需要从南京前往北平就任。途经天津时，正是孙铭九负责沿途护送。

三天的护送任务中，孙铭九的表现让张学良印象深刻。一日午后，张学良的车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孙铭九凭借对天津地形的熟悉，临机决断改道，带领整个车队安全通过。这一举动不仅避免了可能的危险，更赢得了张学良的赏识。

张学良素来重用年轻人，很快就将孙铭九调到身边，任命他为随从参谋。更让人称道的是，张学良破格让这位炮兵出身的军官担任了卫队营二营营长，这在当时的东北军中是极为罕见的。

1931年秋天，孙铭九在担任卫队营长期间，立下了一个大功。当时有人密报，说是发现了意图刺杀张学良的可疑人员。孙铭九带人连夜排查，最终在张学良府邸附近的一处民宅中，抓获了两名携带武器的特务。经审讯，这两人竟是日本特务机关派来的。

这一事件之后，孙铭九便真正成为了张学良的心腹之人。张学良特意赠送给他一块签有自己名字的金表，这块表不仅是信任的象征，更成为了日后孙铭九人生轨迹中的一个重要见证。

随着东北局势日益紧张，张学良对孙铭九的倚重也与日俱增。在张学良主持的几次军事会议上，孙铭九提出的建议往往能得到采纳。特别是在调配军需物资和规划防御工事方面，他的意见总能切中要害。但谁也没想到，这位深得张学良信任的年轻军官，会在五年后的西安事变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

二、西安事变关键角色

1936年12月的西安，局势日趋紧张。张学良与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进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均遭到蒋介石的坚决反对。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准备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对陕北红军发起新一轮进攻。

12月11日深夜，张学良召集了包括孙铭九在内的几位心腹军官，在西安城外的一处院落中秘密碰面。会议决定采取强制措施，扣留蒋介石，迫使其改变剿共政策。根据计划，由孙铭九负责带队进入华清池，实施抓捕行动。

12月12日凌晨4点，天还未亮，华清池周围已被东北军包围。孙铭九带领一支精干小队，悄无声息地接近蒋介石下榻的房间。然而，当突入房间时，只见床铺凌乱，蒋介石已不知去向。

关键时刻，孙铭九注意到床铺还有余温，推断蒋介石离开不久。他立即分配手下分头搜寻，自己则带着几名士兵沿着后山搜索。寒风凛冽，积雪覆盖的山路异常湿滑。搜索过程中，一名士兵发现了地上的脚印，这些脚印显然是仓促之间留下的。

顺着脚印，孙铭九带队来到一处陡峭的山坡。在一块突出的巨石后面，他们发现了只穿着睡衣的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已被寒气侵袭，瑟瑟发抖。蒋介石声称腰疼无法行走，孙铭九当即命令士兵用担架将其抬下山。

在押送蒋介石回城的路上，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孙铭九特意安排士兵将蒋介石的随身衣物取来。整个押送过程中，除了必要的警戒，并未对蒋介石施加任何不当对待。

蒋介石被安置在西安城内一处宅院后，张学良立即与周恩来等人展开谈判。在谈判期间，孙铭九负责蒋介石的安全警卫工作。他严格控制探视人员，同时确保蒋介石的基本起居不受影响。

12月25日，经过各方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事变即将结束时，孙铭九向张学良提出警告，认为不应轻信蒋介石的承诺。但张学良最终还是决定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事后证明，孙铭九的担忧不无道理。蒋介石一到南京就立即扣押了张学良。这一变故也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瓦解，同时也改变了孙铭九此后的人生轨迹。尽管如此，西安事变作为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确实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而孙铭九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参与者，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整个西安事变期间，从最初的抓捕行动，到后期的警卫工作，孙铭九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和临机应变能力。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他日后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注脚。

三、投敌任伪职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逐渐瓦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孙铭九随东北军主力被调往河南驻防。在这段时期，他多次参与对日作战，但随着战局的恶化，东北军的处境也日益艰难。

1938年春，在徐州会战期间，孙铭九所在的部队遭遇日军猛烈进攻。当时的东北军已经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在一次激战中，孙铭九带领残部被日军包围在小岗村的一处山谷中。经过三天的顽强抵抗，弹药耗尽，士兵伤亡过半，最终被迫投降。

日军方面很快发现了孙铭九的特殊身份。作为西安事变中抓捕蒋介石的关键人物，他立即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日军将其送往南京，在那里，他见到了已经投敌的汪精卫。

汪精卫政权成立后，孙铭九被任命为江苏省保安司令。1939年底，他又被提拔为淮海区绥靖军总司令，统领苏北、皖北地区的伪军。在任职期间，日军多次利用他的影响力，招降在苏北地区活动的国民党游击队。

1940年春天，孙铭九奉命前往青岛，与当地日军司令部商议军事部署。途经徐州时，他遇到了一位昔日的东北军老部下。这位老部下正带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徐州地区活动。面对旧部的质问，孙铭九只是沉默以对。当天晚上，这支游击队在转移时竟然安然通过了伪军的封锁线。

1941年，日军策划了一次大规模＂扫荡＂行动，要求孙铭九的部队配合作战。在行动前夕，当地的一些抗日力量收到了匿名情报，提前撤离了预定的打击区域。日军怀疑孙铭九暗中泄露军情，将其调离前线，改任南京军事顾问，实际上是被软禁起来。

1943年，日军为了笼络更多的投诚分子，在南京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孙铭九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并被要求发表讲话。他的发言异常简短，仅仅说了几句场面话就匆匆结束。这次会议后，日军对他的监视更加严密。

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场局势逆转，日军开始调整在华战略。孙铭九被派往上海，担任特别行动组的顾问。这个职务看似重要，实则是日军对他实施严密监控的一种方式。在上海期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监视之下。

即便在这种处境下，孙铭九仍然设法与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他的一些举动，如经常出入上海的老城隍庙，看似是在游览观光，实则是在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秘密接触。这些细节直到战后才被逐渐披露出来。

四、解放后的新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孙铭九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他向接收部门提供了大量关于日伪政权内部运作的重要情报，这些信息对接管上海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孙铭九在投敌期间曾暗中协助过地下抗日组织，加上他主动投诚并表现出真诚悔过的态度，新政府决定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1950年初，他被安排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工作，主要负责整理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

1951年，上海市政协成立，孙铭九被任命为政协委员。在政协工作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帮助旧军人改造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1952年春天，他参与组织了一次面向原东北军官兵的座谈会，通过现身说法，劝导不少旧军人放下思想包袱，投身新中国建设。

1954年，一件特殊的任务落到孙铭九身上。当时，有关部门正在整理西安事变的历史档案，需要当事人提供详细的口述资料。作为事变的重要亲历者，孙铭九用了整整三个月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这份材料后来成为研究西安事变的重要史料之一。

1956年，孙铭九被调往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系统整理东北军的历史资料。通过与其他老同事的联系，他收集到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为研究近代军事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59年，一位来自台湾的记者秘密带来了张学良的问候。这是孙铭九自西安事变后第一次收到昔日长官的消息。张学良在信中表达了见面的愿望，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1962年，孙铭九参与了一项重要的历史考证工作。当时，有关部门正在核实抗日战争时期在江苏地区活动的地下组织情况。他提供的一些细节性的信息，帮助确认了多位地下工作者的身份。

1965年，孙铭九完成了一部关于东北军历史的专著。这本书详细记录了东北军的发展历程，尤其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历史作了翔实的考证。虽然这本书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出版，但其中的许多史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七十年代末，随着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孙铭九更加投入到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中。他不仅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档案，还接待了众多来访的历史研究者。在与这些研究者的交流中，他始终保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回避自己的历史问题，也不夸大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虽然年事已高，孙铭九仍然坚持参加各种历史座谈会。他经常应邀到高校作历史报告，向青年学生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些报告中，他总是强调要以历史为鉴，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五、晚年生活与贡献

1985年起，孙铭九开始专注于编写个人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不同于此前的历史著作，更多地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包括了西安事变期间的许多具体场景，如华清池搜捕行动中的紧张时刻，以及事变期间与各方人士的接触经历。

1986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孙铭九在北京遇到了当年在徐州与他有过接触的那位游击队员。这位老战士已经是位退休的工厂厂长，他们相谈甚欢，一起回忆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往事。这次会面后，孙铭九在回忆录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章节，记述了抗战时期在敌后的一些隐秘活动。

1987年，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备一部关于西安事变的纪录片。制作组多次邀请孙铭九担任历史顾问。在拍摄过程中，他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还亲自带领摄制组重访华清池，实地还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988年，孙铭九参与了一项重要的档案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对东北军的历史档案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包括张学良与日本方面谈判的密电，以及东北军内部的一些重要会议记录。这些材料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1989年，应香港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孙铭九开始着手整理他在上海期间的经历。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上海的社会状况，以及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情况。这些记录后来被整理成书，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1990年，孙铭九的回忆录终于完稿。这部长达三十万字的著作，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特别是对西安事变前后的政治局势，以及东北军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变化，都有深入的描述。

1991年初，孙铭九最后一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历史研讨会。会上，他详细讲述了西安事变期间的一些关键细节，特别是关于蒋介石被扣留期间的具体情况。这些证词对于澄清一些历史疑点具有重要价值。

同年夏天，他将自己保存多年的一批珍贵照片和文件捐赠给了国家档案馆。这些资料中包括了一些从未公开的历史文献，如东北军的作战日记、与日军谈判的备忘录等。这批资料的公开，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

1991年冬，孙铭九在北京家中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对历史的一些思考，以及对年轻一代历史研究者的建议。文章完成后不久，他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依然关注着历史研究工作，并通过口述方式，继续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

1992年春，孙铭九在北京逝世。他生前整理的大量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理解这段复杂的历史时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