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皖东文史》第六辑(1998年12月)，作者黄黎霞，原标题《父亲和日本投诚军人》
正文
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父亲黄深著先生一份弥足珍贵的手稿，使我重又走进了那段硝烟弥漫、风云激荡的岁月。虽然我那可敬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好几年了，但他的坚韧、执著、慈祥甚至包括他那声声的叹惜仿佛就在昨天。下面就是他生前娓娓道出的、距今已有60年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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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3日，虽说日本天皇裕仁早在8月15日就已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许多地方的日军依旧心存幻想，困兽犹斗。而侵华日军驻芜湖师团的三名军官，这时却在秘密策划向共产党军队投诚。这天，他们将三挺轻机枪和三支步枪及几千发子弹，藏匿在一口棺材里，自己化装成老百姓，靠夜幕掩护，划着一叶小舟，悄然渡过长江天堑，向我驻扎在无为县的新四军七师投诚。第二天中午，两名投诚军官被敌工部分配去了炮团；另一位留下的就是高物博之医师，他中等身材，黝黑的脸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年龄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当时在师部医务队任队长，也许是同行的缘故，父亲与他一见如故。父亲紧握住高物博之的手真诚地说：“欢迎、欢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股暖流传遍高物博之的全身，多日来的紧张和迷惑一下子云消雾散。也就是从那时起，俩人竟成了一对“道义相砥、生死可托”的特殊朋友。
七师遵照党中央北上集中的指示，经散岳镇渡巢湖，历经几天夜以继日的行军，终于来到了皖东著名的抗日根据地——定远县藕塘镇。
为了称呼上的方便，他称我父亲为“黄山”，我父亲称他为“高山”。高山是日本神户人，1938年在当地医学院毕业后应征入伍来华，在部队中任军医一职。日本宣布投降后，他深刻领悟到军国主义的罪孽，同时也看不起国民党军队的无能，他对共产党的军队早就敬佩有加。这次主动投诚，是因为他们确实不想做国民党军队的俘虏，所以毫不犹豫地走上了正义之路。高山的中国话很好，诗词写的有板有眼，尤其对中国历史颇有见地，他非常欣赏唐朝韩愈的两句话：“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
到达藕塘镇才两天，家住县西靠山的爷爷闻讯后，赶了几十里路来看望父亲。因为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新四军，所以他老人家特别关心自己的队伍。当父亲把高山这位日本朋友介绍给老人家时，他担心地说：“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在一起可不要打起来呀！”高山连忙保证道：“不会，不会，我们永远不会打起来的。”爷爷的心情可以理解：原来我大伯在与日军的交战中牺牲了，死得非常惨烈，被抬下战场时血已流尽，虽然整个肠子都敞露在外面，可他的手里还攥着半截折断的大刀片。高山听后深为内疚，同时又为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所震撼。父亲强忍着泪水对自责中的高山说：“我们不会恨你的，我们恨的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高山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有天夜里，老乡抱来一个十多岁患病的男孩，经高山诊断是贫血性鼻出血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输血。病孩的父亲骨瘦如柴，高山实在不忍心输他的血，他挽起袖子坚决地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半个小时过去了，得到高山300CC血液的病孩，蜡黄的小脸有了血色。当孩子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高山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天真的笑容。
这是高山沉浸于我大伯牺牲的内疚后，第一次露出宽慰的笑容，他认为自己又减轻了一份罪孽。休整后的我军继续北上，深秋的原野是一望无际的枯黄，父亲与爷爷挥泪惜别，高山安慰道：“我们一定还会见面，您老人家多保重，黄山比我小，我会照顾好他的，您老就放心吧！”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1947年春天，爷爷被国民党军在青洛的一个村庄残忍地杀害了，这事一直到1950年父亲才知道。
11月上旬，我师抵达淮阴。这时师部授予了高山准团级待遇，高山激动地连声说道：“感谢新四军，感谢共产党！”从此，高山更加增添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观看了战士们演出的话剧《俄罗斯人》后，高山赞叹道：“新四军中有这么多人才，真了不起！”看了京剧《定军山》后，高山感慨到：京剧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民族精神和悠久历史的再现，应该保护和发扬光大。一天在街上父亲和他买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柯察金的感人故事深深地激励了他们，更增强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他们把书中的名言抄录下来，并且发誓：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献身，那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
初冬的一个深夜，由于冬装尚未发下，在老百姓院内的门板上，父亲和高山身上单薄的旧军毯使他们无法入睡。于是，俩人索性就站起来走走。头顶清冷的月光，高山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无限深情地说：“在日本我有一位心爱的姑娘，她是我医学院同学，俩人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原准备一毕业就结婚，可恶的战争使我们相隔大海，开始还有音信，后来就失去了联系。唉！也不知她现在还好吗……”说着说着，高山的声音哽咽了，随及陷入了深深的思念之中。他们的交谈引来了房东大娘，她兴致勃勃的加入了他们的谈话。父亲问她：“大娘，家中怎么就您一个人？”不想一句话问到了老人家的伤心处，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即刻流下了浑浊的泪水。她凄声说道：“四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家老头子回城路过鬼子的炮楼时，被可恶的日本鬼子当活靶子给打死了……”高山听到“日本鬼子”四个字时，羞愧难当，“咕咚”一声跌坐在门板上，他悲愤而又羞愧地哭喊道：“日本军人对中国人民罪孽深重啊！”此时，残留在他身上的那种所谓的帝国军人傲慢精神，顷刻之间烟消云散了。父亲又问老大娘：“您的孩子们呢？”老大娘抹去泪水继续说：“有两个儿子，现在是一个‘死了没埋’一个是‘埋了没死’。”高山和父亲不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她解释说：“为了生计，大儿子被别人带去当了国军，小儿子在淮北煤矿挖煤……”父亲与高山同时“啊”了一声：原来如此。这只有丰富阅历的人，才能讲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来，老大娘真是从容！淮阴的这个夜晚让他们久久难忘。后来，他俩又相约去看望了一次那位坚强的老人。
1946年春天，我师驻防鲁南陶庄。有一天师长和政委给干部们作报告，高山被他们精辟的演讲深深打动了。父亲告诉高山：师长谭希林北伐时是叶挺部下的一名连长，是黄埔一期学生，就是他率部首克汀泗桥，多场战斗中他负伤五次，是员猛将。政委曾希圣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后代。“啊，曾国藩，湖南人。他的书我看过，了不起的一个人。”讲起曾国藩，高山可以说是顶礼膜拜，敬佩得五体投地。他说：“在日本，师长是中将待遇，过的是贵族般生活。而在共产党的队伍里，他们和我们一样，官兵平等，亲密无间。中国人民跟着共产党干，肯定会取得成功。”
1946年6月，蒋介石一手撕毁了停战协定，艰苦卓绝的三年解放战争开始了。部队进行整编后，高山奉命去卫生总部，我父亲被分配到了六〇团任卫生队长。虽然他们人分两地，但每次战后修整还能见面，高山在业务上给予了父亲极大地帮助。工作上高山把伤病员当作自己的亲人，生活上要求不高，随遇而安。他常常翻译外文资料供部队学习之用。他的敬业精神给战士们留下了温馨的记忆。解放战争胜利后，高山调往华东卫生部，父亲则留在了北京。1949年高山写了一封信约父亲去上海见面，可当时父亲在卫生部任人事科长，事情实在太多，无暇去上海看望老朋友。1950年6月，父亲奉命前往上海军医大学学习。一下火车他就风尘仆仆地赶赴华东卫生部找高山。谁知人事科长周晓岚悲痛地告诉父亲：“半月前高物博之先生因急性肾出血，引起心脏衰竭，抢救无效去逝了……”父亲一下子就瘫坐在椅子上，耳边只有周科长急切的呼唤：“黄科长，黄科长……”
如今，高物博之先生静静地躺在苏州陵园里，享年仅有32岁。几十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始终珍藏在父亲的记忆中。由于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反右扩大化原因，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来到了定远农村。可不管父亲身居何处，遭遇怎样的打击、冤屈和挫折，父亲只要想起与高山的这段革命友谊，便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为了怀念这位日本朋友，他孜孜不倦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走东乡串西村，不分昼夜地为百姓解除病痛。父亲常期外出劳动或为人治病，若能跟随父亲出去一趟，就成了我们几个孩子最幸福的事情了。然而，为了不给集体及病人家庭带来负担，父亲每次只允许一个孩子去，由此可见父亲的心地是多么的善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无产者，这一辈子最问心无愧的就是：从没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过半分私利。”当时我们做儿女的都不理解他，觉得他太傻了。而他却告诫我们：“不要做金钱的奴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才渐渐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物质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唯有精神永存。
敬爱的父亲，敬爱的高物博之先生，我将始终把你们的磊落气节作为我一生做人的标准。愿你们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愿世界不再有战争和仇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享和平，愿和平之花开满整个世界。
（作者系定远县卫生防疫站干部）
资料来源：
《皖东文史》第六辑(199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