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个下午，中南海西花厅内正在进行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室里的气氛凝重而紧张，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这场只有11人参加的秘密会议。突然，身为重要将领的张爱萍站起身来，说要提前离开参加外交部安排的一个外事活动。就在张爱萍准备迈步离开会场的那一刻，周恩来却突然从沙发上站起，快步走向张爱萍。在场的其他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恩来走到张爱萍面前，目光坚定地说：＂搜一搜口袋。＂这是怎样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周恩来会对自己的老同志提出如此不同寻常的要求？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故事？
一、历史背景与前期准备
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消息传到北京，这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当时，苏联专家带走了大量技术资料，连最基础的核反应堆设计图纸都被收回。
面对如此困境，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27人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初就遇到了一个严重的泄密事件。一位高级将领的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不慎将核武器研制的相关文件带到了家中。这份文件被他的邻居无意中发现，所幸及时发现并收回。
这一事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文件管理制度。所有涉密文件必须专人专管，建立严格的登记制度，任何人都不得将文件带出办公场所。
1960年初，美国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越中国领空，对核设施进行侦查。这些侦察机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高分辨率相机，能够拍摄到地面极为详细的图像。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中央专委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多个疑似核设施的伪装点，用来迷惑美国的侦察。其次，在真实的核设施周边布置了大量伪装设施，包括假厂房和假设备。重要的核心设施全部建在地下，地面上只保留必要的建筑。
同时，为了防止技术泄密，中央专委会还采取了分段管理的方式。每个技术人员只能接触到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对整体情况并不了解。即便是重要的技术专家，也要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1961年底，美国的间谍卫星发现了罗布泊基地。为了防止美方干扰，中央专委会立即调整了工作计划。将部分非核心设施转移到其他地点，同时加快了地下工程的建设进度。在外围设立了多重警戒线，严格控制人员进出。
1962年初，中央专委会成立了专门的情报分析小组，负责收集和分析国外对中国核计划的情报。这个小组发现，美国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核计划产生了严重误判，认为中国至少要到1965年才能获得足够的核材料。这个误判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二、核试验筹备过程中的重大决策
1964年初，毛主席在一份绝密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核试验时间选择要慎重，既要快，又要稳。＂这份批示为后续工作指明了方向。
3月15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的核心成员开会。会上，科研人员汇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铀-235的提纯工作进展顺利，但产量仍然不足以支持多次试验；第二，气象专家提出，罗布泊地区每年只有两个适合进行核试验的时间窗口，分别是5月和10月。
针对这两个问题，周恩来提出了＂双轨并行＂的方案。一方面继续加快核材料生产，另一方面同步推进试验场地的准备工作。他要求气象部门必须在4月底前，拿出详细的天气预报方案。
4月初，试验地点的选择成为重点议题。当时有三个备选方案：罗布泊、柴达木盆地和阿拉善。经过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在罗布泊建设核试验基地。这个决定考虑了多个因素：首先，罗布泊距离人口密集区较远；其次，地形条件有利于观测；第三，便于保密。
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责成张爱萍组建专门小组，负责制定详细的保密方案。这个小组提出了＂三不准＂规定：不准私自记录、不准私下讨论、不准擅自传达。所有涉密文件必须由专人管理，阅后立即销毁。
5月中旬，一个意外事件引起了高层的警觉。一份标注为＂绝密＂的文件在北京飞往兰州的航班上被发现。经查，这是一份关于核试验场地建设的技术报告。这份文件虽然及时追回，但这一事件还是暴露出保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
随后，中央专委会立即调整了文件传递制度。重要文件必须由专人护送，严禁使用普通邮寄或交通工具传递。同时，建立了专门的通信网络，采用特殊的编码系统进行联络。
6月底，试验场地的前期工作已经完成。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美国的U-2侦察机活动突然增加。为应对这一情况，空军在试验场地周边设立了多个防空阵地，并在关键时期实施24小时警戒。
7月初，毛主席批准了最终的试验方案。方案规定：如果10月的天气条件适合，就在10月中旬进行首次核试验；如果天气不适合，就推迟到次年5月。同时，方案还详细规定了试验过程中的各项应急预案。
8月下旬，中央专委会又制定了一项特殊规定：试验前一个月，所有参与核心工作的人员必须集中居住，严禁与外界接触。这项规定虽然严格，但确保了试验前的绝对保密。
三、西花厅会议的关键时刻
1964年9月28日下午3点，中南海西花厅的会议室内，11位核心成员正在参加一场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核试验前的最后部署，由周恩来亲自主持。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特别交代警卫人员，任何人不得靠近会议室50米范围内。会议室的窗帘被拉上，所有参会人员的通讯设备都被收缴。在会议桌上，摆放着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核试验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技术参数。
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张爱萍突然站起身，表示需要提前离开参加外交部安排的一个接待外宾的活动。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按照惯例，在这种级别的会议期间，任何人都不能中途离开。
就在张爱萍准备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叫住了他，要求检查他的口袋。这个要求虽然不同寻常，但张爱萍立即配合。检查发现，张爱萍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份会议记录纸，上面记录了会议的关键内容。
这份记录纸立即被收缴。周恩来当场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参会人员不得携带任何纸笔，会议记录由专人负责。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核试验结束。
事后调查显示，张爱萍并无不当意图，他只是按照多年的工作习惯记录会议要点。但这个事件还是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便是最核心的参与者，也可能在无意中造成信息泄露。
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会议确定了三项重要内容：第一，核试验的准确时间定在10月16日上午3点；第二，所有技术人员必须在10月5日前到达试验场；第三，建立三级指挥系统，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特别强调：从现在开始到试验结束，所有参与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双人联控＂制度。任何一项操作都必须由两人同时进行，互相监督。这项制度后来被证明对确保试验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召集了一个小范围会议，专门讨论如何防范可能的情报泄露。会议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传递信息，将完整的试验方案分解成若干个独立的部分，分别由不同的人员负责执行。
第二天，中央专委会紧急下发了一份补充规定：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员，在试验结束前不得与家人通信通话。这个规定虽然严格，但为确保试验的绝对保密是必要的。
这次西花厅会议成为核试验筹备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会议后，各项保密措施更加严格，工作程序更加规范，为试验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核试验期间的保密工作
1964年10月初，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为确保试验的绝对保密，中央专委会在现场建立了三道安全防线。
第一道防线从试验场外围50公里处开始，由武警部队负责巡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拦截可能出现的牧民和商队。为了不引起注意，武警人员都穿着地质勘探队的工作服。每个巡逻组配备了无线电设备，一旦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第二道防线位于试验场周边20公里处，由正规军部队把守。他们设置了多个检查站，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严格盘查。每个检查站都有一个特殊的密码本，密码每12小时更换一次。没有正确密码的人员，即使持有通行证也不能通过。
第三道防线就在核心试验区周围，这里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佩戴特制的身份牌，身份牌上有磁性编码，必须通过专门的验证设备才能确认真伪。
10月5日，一个意外事件引起了指挥部的高度重视。一名负责气象观测的工作人员在例行记录时，使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这违反了＂不准私自记录＂的规定。尽管这名工作人员没有记录任何机密信息，但还是被立即调离岗位。
10月10日，指挥部发现了一个技术漏洞。试验场的无线电通信虽然使用了加密设备，但信号强度可能被外界探测到。为此，立即调整了通信方案，除紧急情况外，全部改用有线电话联系。
为了掩护试验进程，指挥部还在试验场周边布置了多个＂疑似目标＂。这些目标的规模和外观都与真实试验设施相似，目的是干扰可能的卫星侦察。同时，在真实试验设施上方搭建了伪装网，用来改变其在空中的投影形状。
10月13日，一份情报显示，美国的U-2侦察机可能会在试验前夕再次出现。为此，空军在试验场上空设立了临时禁飞区，并派出战斗机24小时值班。地面则架设了多部警戒雷达，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可疑飞行器。
10月15日晚，也就是试验前夜，指挥部下达了最后一道保密命令：所有非必要人员必须撤离核心区，留守人员必须在指定区域内活动，严禁擅自改变位置。试验过程中的每一个操作步骤都必须有两名以上人员在场，相互监督。
为了防止可能的信息泄露，指挥部还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试验前12小时内，所有参与人员不得使用任何通讯设备，包括有线电话。各个工作组之间的联络全部通过专门的联络员传递，联络员必须两人同行。
五、试验成功后的保密措施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后续保密工作。会议首先确定了三个重点保密区域：试验数据、技术档案和参与人员。
在试验数据方面，所有原始记录必须立即封存。指挥部专门成立了数据处理组，由三名专家分别保管密钥，只有三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保险箱。数据的复制和传输必须经过特殊加密，使用独立的通信线路。
10月17日，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引起了高层注意。在清理现场时，工作人员发现了几块带有辐射痕迹的岩石标本。这些标本虽然不具备技术价值，但如果落入他人之手，可能会泄露试验地点的具体位置。随后，指挥部立即组织人员对试验场周边进行了全面清理。
为了确保技术档案的安全，中央专委会采取了＂分散存放＂的策略。将完整的技术资料分成若干部分，分别存放在不同地点。每个存放点都配备了专门的保管人员和警卫力量。档案室采用了双重门锁系统，钥匙分别由两个人保管。
10月20日，一份关于试验的技术简报在北京某机关的办公室内被发现。经查，这是一份非正式记录，内容虽然笼统，但也涉及了一些敏感信息。这个事件促使中央专委会进一步加强了文件管理制度，规定所有涉及核试验的文件必须集中销毁，不得私自保留。
在参与人员管理方面，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措施。所有直接参与试验的人员，必须签署终身保密协议。他们的去向必须报备，调动工作需要专门审批。同时，还对这些人员的家属进行了保密教育，要求他们不得向外界透露任何相关信息。
11月初，中央专委会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一些参与试验的科技人员在不同场合的报告中，可能会无意中透露一些技术细节。为此，专门制定了＂统一口径＂，规定在对外交流时只能使用经过审定的标准说法。
为了防止国外情报机构的渗透，安全部门对所有参与人员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员，都要接受特别审查。同时，还对这些人员的通信通话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监控。
12月中旬，中央专委会又制定了一项长期保密制度：所有参与核试验的人员退休后，其人事档案必须特别标注，继续接受定期回访。这项制度的目的是确保这些重要的技术信息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泄露。
1965年初，为了巩固保密工作的成效，中央专委会在各相关单位成立了保密督查小组。这些小组定期对文件管理、人员管理和设施管理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同时，还建立了举报制度，鼓励工作人员及时报告可能存在的泄密隐患。
这些保密措施的实施，确保了核试验的相关情报不会外泄。直到新华社正式发布新闻公报，国际社会才确认中国已经成功进行了首次核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