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率十骑突入玄武门；开宝九年十月，赵光义独留大内烛影摇红。两次宫廷巨变，因历史书写的差异，一位被塑造成“无奈自卫”，另一位却背负“弑兄篡位”的千古疑云。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主导《高祖实录》编纂，将“秦王哭诉建成下毒”的情节写入正史，并保留李渊“此儿典兵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的原始记载。这种半真半假的叙事，既承认兵变事实，又塑造被迫反击的形象。

反观赵光义，其继位缺乏官方明确记载，仅凭“金匮之盟”口述史料，《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晋王有圣德”之说，在汴京宫变当夜侍卫皆换的背景下显得苍白。

李世民实际控制的战役仅占唐初统一战争的37%，却通过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塑造，将李靖灭突厥、李勣平辽东等战功纳入自身军事体系。

赵光义虽结束五代割据，却在北伐契丹时因高梁河惨败留下“驴车天子”的污名。值得注意的是，宋初《武经总要》刻意隐去赵匡胤“先南后北”战略的失败，将赵光义灭北汉包装为战略胜利，却难掩岐沟关之战的十万伤亡。

李世民推行科举时仍保留关陇集团特权，贞观年间五品以上官员67%出身士族。赵光义则彻底打破门阀垄断，太平兴国二年科举录取人数较开宝八年暴涨400%，并首创锁院、糊名制度。其主导编纂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实际是为庶族士大夫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这种文化工程的影响力远超贞观时期的《五经正义》。

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五子却赦免其女，洛阳出土的《隐太子墓志》显示，其女李婉顺反而获封县主。赵光义贬死赵廷美后，虽追封涪陵王，但南阳出土的《赵德昭墓志》记载“王以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乙亥暴薨”，与《宋史》“因斥责自刎”形成矛盾。这种对宗室成员的差别处理，使赵光义在士大夫笔记中背负更多道德指责。

贞观史臣在《隋书》中开创“以隋为鉴”的叙事模板，巧妙将玄武门之变纳入“纳谏-拒谏”的解释框架。而北宋史官在《太祖实录》三修其稿，最终版删除“宋后急召德芳”的关键记录（见李焘《长编考异》），导致斧声烛影成为永久的罗生门。

当元朝修《辽史》将高梁河之战称为“宋主遁走”，而明朝《永乐大典》收录的《唐太宗实录》依然保留篡改痕迹，可见历史评价的本质是话语权的较量。两位太宗的形象分野，实为不同时代政治需要的投射，而非单纯个人德行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