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下午两点左右，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几个服务员突然听见了窗玻璃碎裂声，吓了一跳，大家发现大会堂二楼半北侧西边的双层玻璃外层有两个小孔，孔洞周围呈蛛网状放射裂纹，内层玻璃有一个孔洞，另一处没穿透，夹层玻璃底部发现一个弹头。
人民大会堂竟然发生枪击事件，惊动了中央。先是市公安局的人迅速到场勘察，次日一早，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带着带着第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恩眷和技术人员来了。
王恩眷是1939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出身，当过连指导员和骑兵团团长，转业后在公安系统工作，刑侦经验丰富。他和市局的同志仔细勘察现场，研究那颗弹头，弹头直径5.6毫米，用放大镜可以看见弹头上有6条枪膛纹线，除此之外尚未发现其他线索。
人民大会堂老照片
大家正在讨论案件情况，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陪同周恩来总理来到了现场。周恩来进门就问，公安部和市局的人都到了吗？杨德中忙把公安部和市局的负责同志作了介绍。王恩眷向周恩来汇报了初步勘察情况。
周恩来接过放大镜查看弹头和玻璃上的弹孔，表情严肃，首先批评了公安人员，说案子发生快一天了，基本情况还没头绪，进展太慢了。又说，人民大会堂遭到枪击是第一次，这是危险的信号，有可能是敌特分子所为，一定要当成大案来抓。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也被批评了，因为他们粗心大意，打扫卫生时把现场遗留的另一枚弹头弄丢了。周恩来对案件作了批示，要求马上找来枪械专家检测弹头，搞清楚子弹是从什么方向、什么位置打来的，主要查小口径枪和无声手枪。王恩眷等人一听，对总理的细致大为钦佩。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解放军总参、总政部门和北京卫戍区的首长也来现场勘察，协助公安人员查案。最后周恩来指示说，由公安部统一负责，各单位分头侦查，昼夜不停，限两天内查出结果，向他汇报。
王恩眷一家
当天下午，公安部召开紧急会议，与会的有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总参、总政等部队首长，市局和其他有关单位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会上作出几点部署，一是排查2月2日当天在南长街通过的所有敞车；二是检查各单位的小口径枪支，近期是否使用过；三是排查中山公园和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各单位如发现线索立即报告，每晚8点在指挥部开碰头会。
当天晚上9点左右，公安部6局的人便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据住在南长街南口的一位全国体委领导家的看门大爷反映，领导家上高中的孩子这两天和几位同学玩过枪，他们在房顶上打过麻雀。公安部于副部长马上带着王恩眷等人上门调查询问。
那位体委领导住的是两层院，门房和车库在前院，后院是一栋二层小楼。看门大爷说，领导家的孩子用的是小口径猎枪，在车库顶上打了柳树上的麻雀，猎枪就挂在门房的墙上。
根据看门大爷描述的情况，王恩眷等人发现，猎枪的射击方向刚好朝着大会堂北侧的窗户，目测距离约600米，在猎枪的射程内。为了进一步查证，公安人员把那支猎枪和几盒子弹带走了。
早期民警
王恩眷把枪带到公安部三局，让刑侦技术人员连夜检验。他们将现场发现的弹头和猎枪子弹放到显微镜下做对比，又用猎枪反复进行打玻璃试验，一宿没合眼，一直忙到2月4日上午，终于作出结论，案发现场的弹头的确是体委领导家那支猎枪射出的。
周恩来听说后，让办案人员当面汇报。当晚7点，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带着公安部于副部长和王恩眷一行，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于副部长向周恩来简单汇报了南长街南口某领导家的孩子拿枪打麻雀造成的意外，由王恩眷汇报枪弹检验的情况。
周恩来让王恩眷坐到自己身边，王恩眷拿出技术鉴定书念道，“孩子们打麻雀用的是西班雅牌小口径猎枪……”周恩来一听，伸手把鉴定书拿过去看了看，说猎枪牌子写的不对，应该是“西班牙”，而不是“西班雅”。
接着又说，当然，翻译时候用任何同音字都是可以的，但还是用俗称比较好。说罢，周恩来拿着笔把字改过来了。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办案人员把那支猎枪和子弹也带来了，周恩来拿起猎枪看了看上面的外文，又仔细读了鉴定书。鉴定结论里有一条写的是，“两个弹头膛线对比结果一致……由此认定，现场弹头是这支小口径猎枪射出的。”
周恩来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现场弹头和样本弹头，又看了公安部提供的显微镜照片，皱了皱眉说，两个弹头上有三条纹线完全一致，但另外三条纹线不太一样啊。王恩眷赶忙解释说，这是因为现场弹头射出后撞击玻璃，纹线轻微变形了。
尽管公安部已经做了多次模拟射击试验，周恩来还是担心结论不准确，要求再搞一次模拟射击，力求与现场情况一致。
周恩来听说是体委某领导的孩子闯的祸，严厉地说，“怎么能在城市打鸟呢！城市到处是人群，流弹伤到人怎么办？高干子弟要严加管教，清朝八旗子弟是有历史教训的！”当他听说那支猎枪就挂在体委领导家的门房里，小孩子可以随意拿去玩耍，当场要求公安部加强枪支管理。
那时公安部正在拟定枪支管理办法，但具体情况比较复杂，趁机请示了周恩来。周恩来说，“各种枪支都要管。军队系统的由军队自己管，民兵枪支还是人武部管，体育运动枪支由体委管，自卫枪支和社会上枪支由公安部登记管理，可以搞个试行管理办法，十天左右搞出来，直接交给我，再由国务院颁发。”
北京老照片
谈话结束，已经8点多了，周恩来起身把办案人员送到西花厅门口，刚好炊事人员捧着一个上漆的方盘，给周恩来送饭来了。周恩来让办案人员吃完饭再走，笑道：“不过没什么好吃的。”于副部长说他们已经在大会堂吃过了。王恩眷注意到，总理的晚餐只是一碗蛋炒饭，一碗粥和一小碟咸菜。
当晚，专案指挥部召开会议，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由城市建设部部长带着工程师，来到大会堂遭枪击的现场，仿制与现场相同的窗框，装上可拆卸的玻璃，用于模拟射击。
2月5日晚，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王恩眷和市局负责人带着试验小组，来到北京西郊的体委射击场，在零下20度的室外安装好玻璃窗框，反复试验多次，打坏20多块玻璃，直到早上6点多，终于打出了与案发现场弹头击中玻璃后相似的蘑菇状弹头。
最终结果证明，大会堂遭枪击和敌特活动无关，完全是一起意外事件。当天下午，办案人员通过杨德中把两枚蘑菇状弹头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看了看，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可以认定就是这支枪打的。
“大会堂枪击案”调查至此有了圆满结果，那位体委领导的孩子受到了批评教育。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没多久，公安部拟定的枪支管理办法起草完成，周恩来过目后，国务院便批准试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