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李宗仁回国，总理请张云逸迎接，张云逸不解：为什么派我去

1965年的一天，73岁的张云逸将军正在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突然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电话中，总理语气轻松地说:＂老张啊，李宗仁要回国了，我想让你去接他。＂这个消息让张云逸一时愣在原地。他和李宗仁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往，从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合作，再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对立，两人之间经历了太多跌宕起伏。＂总理，这...这恐怕不太合适吧？＂张云逸犹豫着说道。然而周总理却笑着说:＂就是因为你们的过往，才非你莫属啊！＂这句话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深意？为什么周总理偏偏选中了张云逸去迎接这位特殊的＂老朋友＂？

从对手到战友：张云逸与李宗仁的早期交锋

1929年的广西，百色起义的枪声打破了宁静。这场由邓小平、张云逸等人领导的起义，成为了张云逸与李宗仁第一次严重对抗的开端。当时，张云逸率领的起义部队占领了百色地区，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二十一师，开始在右江流域开展革命斗争。

李宗仁作为广西地方实力派的重要人物，不能容忍自己的地盘上出现红军势力。他派出精锐部队，对百色根据地展开了多次围剿。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张云逸的部队与李宗仁的桂军在百色城外展开了惨烈的巷战。李宗仁的部队利用城内修建的暗堡和地下工事，给张云逸的红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1930年2月，在一次重要战役中，张云逸采取了大胆的战术。他命令部队在夜间沿着右江河谷，借助茂密的甘蔗林掩护，悄悄接近了桂军的防御工事。在黎明时分，红军突然发起猛攻，打了桂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次战斗，张云逸亲自带领突击队，攻克了城外多处据点。

然而，李宗仁很快做出了反应。他调集了更多的部队，从多个方向对红军发起进攻。在龙州一带，双方展开了长达数日的拉锯战。张云逸的部队在弹药补给不足的情况下，依然顽强抵抗。最终，红军不得不转移阵地，撤往更有利的地形。

1930年深秋，形势更加严峻。李宗仁的部队利用地利优势，对红军实施分割包围。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张云逸的部队被迫分成两路：一路由邓小平带领向北转移，另一路则由张云逸负责殿后。在大新县境内，张云逸的部队被桂军围堵在一处河谷地带，情况十分危急。

就在这危难时刻，张云逸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战术。他命令部队在夜间分成数个小组，分散突围。红军战士们攀爬悬崖峭壁，穿越密林，最终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这次行动，让李宗仁的围剿计划功亏一篑。

之后，张云逸带领部队向湘西转移。在转移途中，他们还要不断与追击的桂军周旋。经过一系列的遭遇战和阻击战，张云逸的部队终于摆脱了桂军的纠缠，成功与北上的主力会合。

1931年初，在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后，张云逸的部队抵达了中央苏区。当时的情况显示，这支部队虽然在与桂军的对抗中损失不小，但保存了主要战斗力。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为张云逸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也让他对李宗仁的军事指挥风格有了深入了解。

抗日风云中的转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张云逸和李宗仁的关系也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

8月中旬，李宗仁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派出代表前往重庆，邀请张云逸参加两广军事会谈。这次会谈的地点选在了桂林，主要商讨两广地区的抗日战略部署。

会谈期间，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双方的隔阂。日军轰炸机突袭桂林，会谈不得不转移到防空洞内继续进行。在幽暗的防空洞里，李宗仁向张云逸详细介绍了广西的军事部署和防务计划。张云逸则提出了关于游击战术的具体建议，特别强调了如何利用广西的山地地形打击敌人。

1938年初，日军开始对武汉发动猛攻。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部队与新四军在大别山区域展开协同作战。张云逸此时担任新四军某部指挥官，与桂军在枣阳、随县等地进行了多次联合作战。在一次关键战役中，张云逸的部队为桂军突围提供了有力掩护，使其成功撤出日军的包围圈。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张云逸和李宗仁又在桂北地区共同组织抗日游击战。双方约定，在桂北建立联合指挥部，协调行动。李宗仁派出了一个精锐团配合张云逸的部队，专门负责对日军补给线的破坏工作。这支联合部队在桂北山区活动了近半年，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1939年春，日军对广西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全州战役中，张云逸和李宗仁的部队首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协同作战。张云逸的部队负责侧翼游击，而李宗仁的正面部队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这次战役，双方默契配合，成功阻止了日军向桂林推进。

1940年底，日军再次对广西发起进攻。在桂林保卫战中，张云逸和李宗仁共同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们利用漓江水系，设置了多道防线，采取以水制敌的战术。张云逸的部队负责在漓江上游设置水障，配合李宗仁部队的正面阻击。这个战术让日军在进攻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

1941年初，为了加强抗日力量的整合，李宗仁主动提议在桂南地区成立联合指挥所。张云逸被任命为联络官，负责协调新四军与桂军的行动。在这期间，双方共同参与了多次对日作战，包括著名的融水保卫战和柳州外围战斗。

这段时期的合作，不仅改变了张云逸和李宗仁之间的个人关系，更为之后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在共同抗击外敌的过程中，昔日的对手逐渐放下了过往的恩怨，建立起了战场上的互信。

隐藏在历史背后的友情

1941年末的一个雨夜，张云逸接到了一封来自李宗仁的密信。信中提到日本方面正在通过秘密渠道接触桂系高层，试图分化中国抗日力量。李宗仁在信中详细说明了日方开出的条件，同时表明了自己坚决抗日的立场。这封信后来被张云逸转交给了党中央，成为了揭露日军分化阴谋的重要证据。

1942年春，新四军在皖南遭遇重创后，部队补给陷入困境。李宗仁得知这一情况后，以军需物资互换的名义，暗中向张云逸所在的新四军部队输送了一批急需的医疗用品和弹药。这批物资是通过一位在桂军中担任军需官的老部下，以运送普通军需物资的方式秘密转交的。

1943年7月，张云逸和李宗仁在重庆一家茶馆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这次会面的直接原因是日军计划在桂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李宗仁向张云逸通报了日军的部署情况，双方就如何协同作战进行了详细商讨。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期间两人还回忆起了百色起义时期的往事。

1944年初，日军对豫湘桂发动大规模进攻。在这场战役中，李宗仁和张云逸再次展开了默契的配合。当桂军在湘西遭遇日军重兵包围时，张云逸指挥部队在日军后方制造声势，迫使日军主力回撤，为桂军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8月，在桂林保卫战期间，李宗仁派出亲信向张云逸通报了日军的调动计划。这些情报对新四军在桂北地区的战略部署起到了关键作用。张云逸根据这些情报，成功组织了多次对日军补给线的突袭行动。

1945年春，在重庆谈判期间，张云逸和李宗仁又有一次秘密接触。这次会面是在李宗仁的私人寓所进行的。会面中，李宗仁表达了对国内局势的担忧，并向张云逸透露了一些国民党高层的内部分歧。这些信息后来被证明对共产党制定谈判策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前夕，李宗仁通过私人渠道向张云逸递送了一份详细的日军在广西的防御部署图。这份情报使新四军在解放广西的行动中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这些密切的往来和互助行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都必须严格保密，直到多年后才逐渐为人所知。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两人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他们通过可靠的联络员互通信息，在关键时刻相互提醒和帮助。这种特殊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内战爆发前夕，为后来的历史发展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

1946年初的最后一次秘密会面中，两人在重庆郊外的一处园林进行了长谈。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一直未对外公开，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次会面很可能影响了两人在之后局势变化中的一些重要决定。

解放战争时期的再度对峙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张云逸和李宗仁再次站在了战场的对立面。这一次，张云逸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而李宗仁则统率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

1947年初，辽沈战役打响。李宗仁派出的国民党军队与张云逸指挥的部队在锦州外围展开了激烈交锋。在一次重要战役中，张云逸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故意在东线制造声势，实则集中主力从西线突破。这个战术恰恰击中了李宗仁部队的薄弱环节。

4月中旬，双方在北镇地区展开激战。李宗仁指挥部队采取了多点设防的战术，试图分散解放军的进攻力量。然而张云逸凭借对李宗仁指挥风格的了解，预判到了对方可能的部署，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的战术。这场战斗最终以解放军的胜利告终。

1948年秋，淮海战役开始前，李宗仁曾通过秘密渠道向张云逸传递了一个信息：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地区的部署存在重大漏洞。这个信息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为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期间，在徐州外围的一次遭遇战中，张云逸指挥的部队与李宗仁的嫡系部队正面交锋。战斗中，双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军事素养。李宗仁的部队采用了一种特殊的阵型，这种阵型在早年与张云逸的对抗中曾经使用过。张云逸立即认出了这个战术特征，随即调整部署，最终化解了这次进攻。

1949年1月，南京战役前夕，李宗仁已经接任国民党代总统。在一次军事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撤退方案，这个方案的细节与张云逸预测的情况惊人地相似。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因为这种相似，解放军才能更好地制定相应的战略部署。

4月，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前，李宗仁通过可靠渠道向张云逸透露了国民党军队在长江沿线的防御部署情况。这些信息对解放军成功渡江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在南京城破前的最后时刻，李宗仁下令国民党军队避免与解放军在城区进行巷战，这个决定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双方的伤亡。

5月底，当解放军向上海推进时，张云逸收到了来自李宗仁的最后一封密信。信中详细说明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部署。这些情报为解放军攻克上海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这段对峙时期，虽然双方站在不同立场，但他们之间的某种默契仍在发挥作用。李宗仁在多次重要战役中的决策，都显示出对尽量减少双方伤亡的考虑。而张云逸在指挥作战时，也常常能准确预判李宗仁的战术意图，这种情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之间长期积累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后交集

1949年12月，李宗仁离开大陆赴美。在此之前，他通过私人渠道向张云逸递送了一份详细的文件，记录了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部署情况和一些重要军事设施的位置。这些信息后来被证实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1950年春，张云逸出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收到了来自香港的一封密信。信中详细记录了李宗仁对国民党内部分裂状况的观察，以及他对台湾局势的分析。这封信通过一位在香港经商的老部下辗转送达。

1951年，在抗美援朝期间，李宗仁通过海外关系网，向张云逸传递了一些美军的军事部署信息。这些情报经过验证后，对中国制定战略方针提供了有益参考。同年秋天，李宗仁还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含蓄地表达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质疑。

1953年底，张云逸在北京参加一次军事会议时，收到了李宗仁从美国寄来的一份手稿。手稿中详细记述了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治态势，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最新动向。这份材料后来被证明对制定对台战略有重要参考价值。

1955年初，李宗仁通过在香港的关系网，向张云逸传达了他对和平统一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被整理成专门报告，上报给了中央决策层。同年夏天，李宗仁在美国的一次华人聚会上，公开表达了对台湾前途的担忧。

1956年，张云逸派出的特使在香港与李宗仁的代表进行了秘密接触。双方就和平统一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接触为后来李宗仁回国创造了重要条件。会谈内容被记录在一份绝密文件中，直到多年后才解密。

1965年，李宗仁决定回国定居。在回国前，他专门致信张云逸，表达了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赞赏。张云逸随后参与了接待李宗仁回国的相关工作安排。在北京饭店的欢迎宴会上，两位老将军时隔多年再次相见。

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前夕，李宗仁经常到张云逸家中做客。两人经常就国际形势和军事问题进行探讨。李宗仁还向张云逸详细介绍了他在美国期间对西方军事体系的观察。这些谈话内容被整理成专门的研究资料。

1967年，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波及到老一辈革命家时，张云逸仍然设法保持着与李宗仁的联系。他通过可靠的渠道，确保李宗仁在北京的生活不受干扰。这段时期，两人之间的往来虽然减少，但始终没有中断。

1969年，李宗仁因病住院期间，张云逸多次前往探望。两位老将军在病房中回顾往事，谈及两人相识相争近半个世纪的经历。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些会面，也为这段跨越时代的特殊关系画上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