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的惨败是红军历史上遭遇的重大挫折，影响很大。

然而，由于西路军涉及人物众多，历史复杂，因此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西路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军史的研究“禁区”，很少提及。

直到改革开放后，在西路军亲历者徐向前、陈云、李先念等人的干预下，以及邓小平的支持下，西路军真相才得以逐步澄清。

那么，西路军惨败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徐向前晚年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总结了四点原因，其中第二点原因让人无比痛心。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了长征的结束。

此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不断加剧，日军在华北不断制造摩擦，企图出兵占领华北，全国救亡图存的呼声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在共产党的努力下，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纷纷与共产党达成了统一战线的意愿，坚持主张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一面“逼蒋抗日”，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回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

另一面准备实施“宁夏作战计划”，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夺取宁夏和甘西，连通新疆，从而打通与苏联的通道，获取军事援助。

为了阻止红军，蒋介石制定了一个“通谓会战”计划。所谓的“通谓会战”计划分两步，第一步，调集兵力将红军围困在西南通道地区，阻止红军渡过黄河；第二步，集中几十万大军，以飞机、坦克开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将红军主力压缩在黄河以东的狭小区域内，妄图一举歼灭。

同时，蒋介石还向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令他们向红军发起攻击，否则撤离西北，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

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可谓是一石二鸟。

张学良将蒋介石“通谓会战”的作战计划透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意识到形势紧迫，在和中央军委研究后，决定立即实施攻取宁夏计划。

根据计划，红军四方面军主力南进西兰通道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渡过黄河，攻占宁夏。

然而，就在红军渡河之时，蒋介石胡宗南向红军发起攻击。

在胡宗南的猛烈攻击下，红军渡河计划被迫中断，红军被拦截成两部分，即已经渡河的河西红军和尚未渡河的河东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攻取宁夏已经不现实了。于是，毛泽东和中央命令，已渡河的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作战任务是西进凉州，一年内在西北建立稳固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通道。

经中央任命，徐向前为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王树声为副总指挥。后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

西路军下辖三个军，分别是红五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每个军的具体情况为：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2师4个团，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2师6个团，6500余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2师6个团，7000余人，枪3200余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在这三个军中，红三十军实力最强，红九军次之，红五军最弱。

此外，还有一个骑兵师，只有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全军一共21800人，其中战斗人员16800人，其余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占40%左右。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总兵力才5万多人，西路军就占了2/5，而且都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革命的火种。

可以看出，由于局势的剧烈变动，西路军的组建，以及对其所下达作战任务，都是在仓促间决定的，这也为西路军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6年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西路军向西进发，执行攻占凉州，连通新疆的战略任务。

西路军以红三十军为右翼部队，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红九军为左翼部队，从镇虏堡地区出发，经松山城、干柴洼地区向古浪前进；实力最弱的红五军在红三十军后面跟进。指挥部和直属机关随红三十军行动。

此时正是初冬时节，茫茫的大西北旷野上北风凛冽，人烟稀少，不见河流，不见树木，到处是萧瑟与荒凉。西路军将士们忍受饥饿、寒冷和疲惫，在这样的环境下艰难行军。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

“蒋介石部队已将红军主力与渡河红军从中隔断，渡河者现组织西路军，受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人数22000余人，今其依照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望准备接济物品，从新疆方向接应西路军。”

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是马家军，马家军又主要分为宁马和青马，即宁夏的马鸿逵和青海的马步芳，主要人物多为回族、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

马家军的发迹史还要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当时爆发陕甘回乱，青海回人马占鳌参与叛乱。

马占鳌先是大败前来平叛的湘军，而后又向湘军乞降，归顺朝廷，之后被朝廷封官进爵，成为西北的实力派人物，由此开启了西北诸马崛起的历程。

马家军拥有军队5万余人，大多是骑兵，多为回民组成，擅长用马刀冲杀，以剽悍、凶残著称。此外，西北还有民团武装十几万，连同马家军共有20万之众，是西路军的十倍之多。

反观西路军，此前经过一年半的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部队早已疲惫不堪，武器、弹药也十分缺乏。

而且，西路军以步兵为主，在无遮无拦的西北旷野，与骑兵相比有着天然的劣势。

此外，西北地区群众基础十分薄弱，老百姓从来没有听说过红军，加上马家军对红军抹黑、散布谣言，使得老百姓对红军十分恐惧，唯恐避之不及。

敌众我寡，缺粮，缺弹，缺兵源，西路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6年11月15日，红九军全军抵达古浪县城，马家军闻讯赶来。次日拂晓，马家军集中3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古浪县城发起猛攻。

红九军苦战3天，虽然毙伤敌人2000余人，但自身损失也非常惨重，军长孙玉清负伤，参谋长陈伯稚和一个师长、一个师政委牺牲，基层部队排以上的干部也大部分牺牲。

最后，红九军不得已放弃古浪，被迫撤出战斗。军长孙玉清因为指挥失误被撤职，由李聚奎代理。

红九军的受挫给西路军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徐向前后来回忆：

“这一仗叫人十分痛心，我主力部队九军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五军人数少，名义上是一个军，实际上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后来的作战主要依靠三十军...”

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其他几支部队也接连不断遭到马家军攻击，几乎没有一天不在作战。

至“西安事变”发生时，西路军已经奋战月余，虽共毙伤敌人6000余人，但自身也损失惨重。部队伤亡每天都在增加，人数由渡河时的21800余人，锐减至15000余人，减员近四分之一。

时值隆冬，天寒地冻，由于没有后勤补给，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大批伤员也得不到救治，情况极其糟糕。

后来，后勤部门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从山里搞来两千多头羊分给各个部队改善伙食，西路军将士这才稍微补充了点营养。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在此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建议以打通苏联通道为主要任务，创建根据地为次要任务。

李先念后来也回忆道：

“粮食欠缺到如此程度，西路军要在这里支持下去，显而易见是不可能的。”

然而，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却改变原先的作战计划，将打通苏联通道降为次要任务，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

其实，中央这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出尔反尔，不仅在南京扣留了张学良，还调集40个师的重兵准备进攻西安，河东红军主力面临的压力剧增。

为了解除危机，中央计划让西路军停止西进，制造红军主力将与西路军会师的假象，以此调动国民党军主力，为红军主力转移争取时间。

然而，中央并没有将这个意图明确的告知西路军，只是命令西路军原地坚守，建立根据地。

由此，西路军开始真正陷入了绝境。

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停止西进的指示很不理解，徐向前后来回忆到：

“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左思右想想不出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指示；留在原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难。我们电请中央派援军，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我们只能坚决服从命令，让部队就地坚持。”

就这样，在东起凉州西北的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的这条300公里的狭长地带里，西路军与马家军终日苦战，血洒河西走廊。

马步芳为了解决红军这个心腹之患，也为了及早向蒋介石邀功，集结重兵，在永昌、凉州一带与西路军主力决战。

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也积极策应，予以援助，这对西路军处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就在红三十军遭到强敌围攻时，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由于不久前红三十军在与马家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陈昌浩认为，形势一片大好，西路军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力量击溃马家军，创建根据地。

而徐向前认为，目前主动权在敌人手里，是敌人在发起进攻，红军被迫防御。红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缺乏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条件，长此下去，被动挨打，势必要吃大亏。

李先念也认为不能一味维持现状，被动挨打，他找到陈昌浩，当面说道：

“要东我去打先锋，要西我也去打先锋，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

但是，徐向前和李先念等人的意见都没有被陈昌浩采纳，加上中央也坚持西路军就地发展的策略，因此西路军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改观。

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率部进军高台县城，并将城里的一部分民团收编，组成“抗日义勇军”。

1月3日，红三十军和西路军总部进驻临泽县倪家营，总部设在缪家屯庄。

红九军则掩护总部直属机关、后勤部兵工厂、妇女抗日先锋团等进驻沙河堡。

在这三支部队中，红五军的位置最为突出，仅有的一部电台也被留在临泽，无法与总部取得联系，这使得红五军的处境十分危险。

1月9日，马家军集结4个骑兵旅和炮兵、特务、手枪3个团，以及部分民团共2万余人，绕过驻扎在倪家营的西路军主力，围攻高台城。

董振堂率红五军拼死抵抗，血战三日，将马家军挡在城外。

就在这时，原先收编的民团突然叛变，打开城门将马家军放进来，致使红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3000余将士壮烈牺牲，其余皆被马家军俘虏。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气焰更加嚣张，转头又向西路军主力所在地倪家营扑来，将倪家营团团围住。

马步芳

最后时刻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恶战、苦战即将展开。

战斗一开始，西路军总部所在的缪家屯就成了马家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马家军根据战马的颜色来设立骑兵营，如花马营、黑马营、红马营、白马营等等。进攻时，往往投入整连整营的骑兵，对目标发起密集冲锋。

受宗教影响，马家军思想狭隘野蛮，悍勇无比。马家军在战斗前举行仪式，用水冲洗身体，他们相信这样死了就会“上天门”。

冲锋时，马家军腰挂手榴弹，挥舞着马刀，嘴里大喊着“天门开了”、“升天了”，不要命地往前冲，就算前面的人倒了也不会停下来。

不过，面对这样野蛮剽悍的敌人，红军没有被吓倒，他们依托断壁残垣坚守阵地，同马家军进行反复争夺。

由于连日苦战，弹药及其匮乏，红军只能等马家军冲到十余米处才放排枪和扔手榴弹。

随着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冲在最前面的马家军骑兵栽倒一片，而后，红军战士们就跳出断壁残垣，与敌人进行肉搏。

红军战士用刺刀、大刀、枪托甚至是木棍与敌人战斗，即使是重伤也不下火线，武器没有了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

阵地丢失了，就组织反冲锋夺回来，再丢失，再夺回...如此反复，马家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丢下大批尸体。

西路军将士的英勇和顽强，就算是心狠手辣、悍勇无比的马家军见了也胆战心惊。

他们不知道，这群穿着破破烂烂、武器破烂不堪的叫花子部队，为何会爆发出这么惊人的战斗力，这是一种他们未知的力量，更是一种让他们恐惧的力量。

倪家营子血战历时40天，虽然最后惨遭失败，但是西路军将士在绝境之中，团结一致，视死如归的气魄，让敌人大为震撼。战后，马步芳也不得不承认：红军不愧为铁军。

据统计，西路军牺牲人数达7000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被俘的有一万多人，其中5600人惨遭马家军虐杀活埋，其余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努力下被营救出来，最后返回延安的有4500人；此外还有4700多人失踪或流落民间。

倪家营子战斗后，所剩余部在李先念、李卓然等人的领导下，经过一个半月的艰险征程，辗转1500里到达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此时仅剩420人，这是西路军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幸存部队。

西路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惨败，但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精神，足以称得上惊天地、泣鬼神。

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晚年在他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总结了西路军惨败的四点原因：

一、党中央和军委交待的任务多变；

二、战场主动权丧失；

三、前方指挥员缺乏指挥上的机断专行；

四、对蒋介石过于亲信。

在以上四点原因中，第二点尤其让人痛心。

西路军在无后勤、无补给、无兵源的困境下，丧失战场主动权，最后只能被动挨打，惨遭失败。如果西路军有马家军哪怕十分之一的给养和装备，其历史结局恐怕将会改写。

1949年，彭德怀率一野发起解放大西北战役，马家军又想在解放军身上复制西路军的惨剧。然而，此时的解放军，早已不是当年那支弱小的西路军了。

在解放军的打击下，马家军全军覆没，西北迎来解放，革命事业终于取得成功，足以告慰西路军牺牲将士的在天之灵！

参考文献：

1、《英名垂千古，丹心照汗青-西路军失败原因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