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在中铁隧道局工作已有七年之久的资深员工。然而，我在2022年10月31日决定辞去我现在的工作。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公司以各种理由拒绝为我提供离职证明，这导致我新工作的入职被严重拖延。无奈之下，我只能寻求劳动监察大队的帮助，希望通过他们的介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我的投诉行为却激起了公司的情绪。他们对我所采取的行动感到愤怒，还扬言说爱去哪告去哪告。这也使我开启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维权之旅。我首先选择了向天津滨海新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然而，与工作人员的交谈让我深感失望，他们只能提供一些沟通的建议，并建议我进行劳动仲裁。我当时的心情无比复杂，但我也知道，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无法与政府机构抗衡。

接着，我试图通过媒体的力量给单位施压，希望他们能够改变态度。我找到了天津市电视台，向他们说明了我的困境和请求。然而，他们只是表示会考虑一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事件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他们不愿意投入资源去报道。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等待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劳动仲裁。由于疫情的影响，我在2023年初才开始这个过程。由于疫情的影响，交通不便，我也只好先回家，期待单位能够良心发现，主动为我开具离职证明。到了2023年5月，我对单位彻底失望了，于是我决定启动劳动仲裁程序。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我还请了天津的专业律师协助我。我的诉求主要有两点：一是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我出具离职证明，并返还被申请人扣押的全部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二是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我因为这次经历所造成的就业损失，暂计为60600元（从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

经过了提交申请书、开庭、等待裁决书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后，这场漫长的斗争终于在经过两个月的等待后有了结果。劳动仲裁委员会同意了我的第一条诉求，但是驳回了第二条诉求，也就是说他们不会赔偿我经济损失。我的律师也表示，他们认为劳动仲裁的结果可能不够专业，也担心承担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判决。因此，我决定再次挑战一审法庭，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

在七月份，我提起了一场法律诉讼，并在当月底的7月26日收到了开庭的通知。然而，当我期待着在法庭上为自己的权益辩护时，却发现单位没有人出席庭审。我以为这场官司胜券在握。我的律师也为此做了很多准备，他告诉我已经尽力准备了所有可能的证据。然而，在漫长的等待中，又过去了一个多月，直到9月5号，我才终于接到了一审判决。遗憾的是，结果并不如我所愿，我败诉了。我的诉求没有得到支持，法院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

当我听到这个结果时，我感到非常困惑和茫然。我的律师解释说，法官认为证据不足，无法支持我的诉求。法官还说如果我的诉求得到支持，其他辞职的员工也会提出索赔要求，这将给单位带来困扰。

听到这些理由后，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无奈。但是冷静下来之后才明白这是一家央企，与法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普通人，我们很难与之抗衡。不过万幸的是，在9月初判决刚下来的时候，单位却主动给我开了离职证明。

之后我来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公司却提出了一个让我感到震惊的要求——他们要求我将自2022年11月开始由公司为我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全部退回去。不然就不给我办理我的档案转移手续，以及扣押我的证书。这就意味着，因为公司的无赖我一年没有收入，还要倒贴给公司2万。在愤怒和无奈之下，我没有完成所有的离职手续，我选择了离开。

律师告诉我，对于这种情况，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申请强制执行。然而，由于我之前曾经经历过一次劳动仲裁和一审的经历，那次的经验让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我担心执行法官也和单位有关系，如果我选择申请强制执行，最后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公正的裁决。但是，律师告诉我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法官的权力很大，即使我有再多的投诉，最后也是变成法院内部的解决。因此，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强制执行的程序。

这次的经历让我深刻体验到了劳动法的无力。在我看来，劳动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真正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有那么多劳动者对劳动仲裁的结果表示不满。劳动仲裁的时间太长，一审、二审的时间更长，这对于我们这些劳动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我们无法承受这样的等待，而企业却可以无所畏惧。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或者大型企业，他们的实力强大，背景深厚，法官在判决的时候也难免会有所偏颇。而我自己则从最初的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我对法律已经失去了信心。用铡美案中的秦香莲的一句话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那就是：“我以后就是屈死，冤死，也不会来告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