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上个月警告印度记者和反对派政治家，他们的手机很可能被印度政府扶持的黑客入侵了，这起事件是印度大开民主倒车的更多铁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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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级：

上个月，记者阿南德·曼纳勒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机上出现了一条来自苹果公司的令人不安的通知： "国家支持的攻击者可能正在攻击你的iPhone"。至少有十几名记者和印度反对派政治家表示收到了同样的信息，他是其中之一。"这条警告称："这些攻击者很可能因为你的身份和工作而单独针对你。虽然这有可能是虚惊一场，但请认真对待。"

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明年即将要举行投票大选，而莫迪很有可能第三次连任五年。但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民主与自由正处在倒退之中。

曼纳勒，全球非营利性媒体“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简称OCCRP）的编辑，于今年八月与合著者拉维·奈尔和NBR Arcadio共同发布了一份深入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总部位于印度的阿达尼集团，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集团在港口、基础设施、水泥、绿色能源、食用油和苹果等多个领域均有涉猎，其复杂的离岸投资结构引人关注。此次调查报告引起了《金融时报》和《卫报》的注意，两家英国媒体均发表了详细报道，指出阿达尼集团似乎通过在毛里求斯注册的空壳公司违反了印度股市规则。

报告提交给阿达尼集团数小时后，OCCRP在一份新闻稿中透露，曼纳勒的手机遭到了间谍软件的攻击。虽然曼纳勒本人并未直接提交问题，但作为区域编辑，他的姓名在OCCRP网站上极易查找。

阿达尼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印度第二大富豪的高塔姆·阿达尼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关系密切，已有数十年之久。2014年的大选期间，莫迪甚至使用了阿达尼集团的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进行全国巡游。多年来，莫迪与阿达尼及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的关系一直被视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这三人均出身于印度西部富庶的古吉拉特邦。有观点认为，印度正逐渐形成自己的俄罗斯式寡头体系。

在反对党眼中，阿达尼集团对莫迪政府的影响力成为一大攻击点。众多反对党正联合起来，准备在2024年的大选中向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发起挑战。反对党国大党的领袖、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后代拉胡尔-甘地将阿达尼集团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视为政府的代名词。他指出，苹果公司的威胁通知表明，政府正试图通过黑客攻击来打压那些揭露阿达尼和其影响莫迪的政客的行动。

反对派政治家、对阿达尼直言不讳的批评者玛瓦·莫伊特拉报告称，她的手机也收到了苹果公司的警告。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阿达尼和总理办公室的恶霸们——你们的行径只让我对你们感到可悲。”她的言辞直接指向了总理办公室（PMO）。

曼纳勒在谈及这些指控时表示，目前只有间接证据表明苹果公司的通知可能与印度政府有关。据OCCRP委托的取证分析显示，尚无法确认是哪个国家的政府或政府机构策划了对他手机的攻击，也没有证据表明阿达尼集团参与其中。但考虑到莫迪政府过去曾被指控使用间谍软件针对政治反对派、批评记者、学者和律师，此次事件的时机引起了广泛关注。

2019年，Meta旗下的WhatsApp在美国联邦法院对以色列NSO集团提起诉讼，后者是知名间谍软件Pegasus的开发商。诉讼显示，该软件曾被用来针对印度记者和活动家。一年后，“飞马项目”（Pegasus Project）的国际新闻调查报告称，至少有300名印度人，包括拉胡尔-甘地在内，被这款武器级间谍软件列为攻击目标。《纽约时报》去年的报道指出，莫迪在2017年首次访问以色列时，签订的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防务协议中就包含了Pegasus间谍软件。2021年11月，苹果公司也起诉了NSO，批评该公司将强大的国家支持的间谍软件武器化，用来打压那些努力改善世界的人，这在“自由社会中是不可接受的”。

曼纳勒的遭遇体现了过去九年在印度上演的一系列事件的最新发展。从各种国际指数中不断下降的分数可以看出，印度的民主正在倒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编制的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印度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61位，其分数自2017年以来急剧下降。无国界记者组织表示：“记者遭遇的暴力行为、媒体的政治党派性以及媒体所有权的集中，都表明新闻自由正处于危机之中。”

预计明年五月印度将举行大选，莫迪有望赢得连续第三个五年总理任期，并进一步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自2014年以来，随着印度成为一个潜在的战略制衡力量，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莫迪在全球舞台上的曝光率不断提高。尽管西方媒体对他的专制倾向和印度教沙文主义越来越多的批评，但这似乎对印度的外交地位影响不大。与此同时，莫迪在国内一直在利用，甚至滥用总理办公室的权力来压制反对派的批评。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亿万富翁商人高塔姆·阿达尼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批评人士指责这种关系已经越界，成为裙带资本主义。Vijay Soneji/Mint via Getty Images。

在苹果公司发出预警的次日清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愤慨的浪潮。主要反对派人物纷纷对政府进行间谍行为的指控。苹果公司则坚称，他们“无法透露触发警报的具体信息”。他们解释称，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国家支持的攻击者调整策略，以便未来规避侦测”。然而，信息的缺失造成了一个信息真空，这个空白地带被种种猜测和阴谋论所填补。苹果公司对信息的慎重处理暗示了通知可能完全是虚假的可能性，也为政府提供了模棱两可的借口。

与此同时，印度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维什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政府对苹果公司的通知表示关切，并承诺会“深入调查”。面对反对派政治家的指责，维什诺回应说：“我们的国家充斥着无理批评者。”他强调，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指责政府。互联网自由基金会创始人、律师阿帕尔·古普塔则认为维什诺的话是在“淡化或误导公众的注意力”。

OCCRP 发布关于阿达尼集团可能非法操纵股市的调查报告后，曼纳勒的手机遭到间谍软件攻击，这并非孤例。去年10月，古吉拉特邦警方将曼纳勒及其合著者Ravi Nair传唤至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就OCCRP的报告进行询问。两名记者都不住在古吉拉特邦，警方根据一名阿达尼股东的投诉召唤他们，这显得颇有恐吓之意。在印度最高法院的介入下，这两名记者才得到临时保护，避免被逮捕。

在最高法院，知名律师Indira Jaising指控古吉拉特邦警方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任意传唤Mangnale和Nair至该邦，并未明确告知他们被询问的身份。她向法院表示，这似乎是“逮捕的前兆”，侵犯了他们宪法赋予的人身自由权。一周后，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保护了《金融时报》驻印度的两名记者，避免他们被逮捕。这两名驻孟买和德里的记者并未基于OCCRP的文件撰写文章，但仍被警方传唤至古吉拉特邦。预计12月1日，警方需向最高法院解释他们询问这些记者的迫切原因。

尽管印度的主流电视新闻经常大声讨论新闻话题，但却鲜少报道政府对寻求追究其责任的个体施加的压力。备受尊敬的印地语记者拉维什·库马尔向我透露，在莫迪统治下的印度，公众很少了解记者和反对派声音所面临的威胁。他说：“当听到像拉胡尔-甘地这样的政治人物发表指责时，人们可能会将其视为政治攻击而非事实。新闻界对监视问题缺乏认真讨论。”

库马尔曾在NDTV担任重要角色，这是一家历史悠久、受人尊敬的新闻网络。但今年3月，阿达尼集团对NDTV进行了恶意收购，导致包括库马尔在内的众多著名主播和编辑纷纷辞职。NDTV现已成为又一个企业控制的电视新闻网，这些企业要么公然对莫迪政府表示支持，要么不愿因合理批评而危及自身其他业务。

今日，库马尔在其个人YouTube频道上继续报道，尽管该频道拥有近780万订阅者。今年7月，一部关于他在印度进行准确报道的孤军奋战的纪录片在英国和美国的电影院上映。

库马尔认为，记者和批评家对印度政府的惩罚措施感到恐惧是自然的，因为有人因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中发现的可疑证据而被投入监狱。最臭名昭著的案例是，一群著名学者、作家和人权活动家因2018年煽动骚乱和密谋暗杀总理而被指控。《华盛顿邮报》聘请的独立分析师报告称，该案中的电子证据很可能是被栽赃。

斯坦·斯瓦米，一位80多岁的耶稣会牧师，因被控犯有印度反恐法规定的罪行，在等待审判期间于2021年去世。斯瓦米患有帕金森，这使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许多困难。在被监禁期间，他受到的待遇极其恶劣，甚至需要上诉一个月，才获准使用吸管喝水。

对于像曼纳勒这样敢于质疑权力和揭露机构腐败的记者来说，逮捕的威胁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尽管对他的逮捕暂时停止，但曼纳勒仍需面对进一步的法庭诉讼，并可能受到古吉拉特邦警方的审讯。OCCRP出版人德鲁·沙利文评论道：“警方以含糊的理由逮捕记者，似乎成了国家对记者骚扰的默认手段，这直接攻击了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