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基本完成，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加快了商业活动的频率。两宋以后，大量商业城市的出现也促使各地涌现出了一批早期的地区性商帮，各省内部出于对商业活动的需求，对商业活动的干预也愈发减少。到了元代，由于统一的政府存在，商业活动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南方沿海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海运贸易城市。此外，由于漕运的重新畅通，自北宋以来被阻隔的南北间商业贸易再一次焕发生机。由此，四川、山西、两淮、岭南都出现了组织程度不一的大小商人群体，日后的大型商帮已经形成萌芽，其中最先完成早期资产积累的便是日后明清两代名声显赫的晋商。

晋商的起源很早：“一味和九州，商从盐中来。”山西人经商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夏商周三代，依托山西河东地区的盐池，山西商人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做起关乎国计民生的盐业生意。在宋代，由于晋北属辽国管辖，又紧邻西夏，故此北宋政府在河东多设置榷场或博易场，以马匹互通商市。元代，虽然山西在蒙古南征的过程中损失颇大，但伴随着全国市场的统一，山西商业凭借占据农耕与游牧地区的过渡区的地理优势，从而得以在隋唐宋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大同、宣府等地商贸活动频繁，各地商人来往运送大量货物。随着南北交流的频繁，在山西内部形成了地区性商人聚集区，这也是日后晋南与泽潞商帮的雏形。

元末明初，全国战火不断，山西由于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一片不可多得的安宁之地。然而山西地区并非粮食主产区，临近各省难民涌入使得人口激增，给山西带来巨大压力。洪武二年，明军主力自河北尽数西来，与扩廓帖木儿（也即王保保）的元军交战，元军战败远遁，山西全省收复。但随后北元的残余势力多次南下袭扰边疆，明朝北部边境压力依旧未能减少，对于北部的粮食运输任务也不断消耗着明朝的国力。据相关史料记载，明朝向北运输军粮的损耗在一半以上。若从南方运粮，则损耗还要更高。且山西内部缺乏水运航道，这导致军粮运输方式大多为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损耗与风险高。为了弥补粮食运输中的自然损耗，朝廷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对军粮的运输量，但军粮的运输量增大，又会引发军队内部以及边境官员的贪腐。种种问题致使山西境内的官方运粮成本居高不下，给明朝初期的经济恢复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为了解决边境所需的粮草难题中，明朝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均给出了许多解决方案，由于临近各省的经济与农业状况甚至不如山西，为此，山西当地官员只得提出将运粮路途改为分站式，即晋南运粮先放至平阳府，再由平阳府转移至太原府，以此类推，将长途运输变为短途运输。但此举仍未能彻底改变边境运粮难的的问题。为进一步减轻官民负担，明洪武三年（1370年），山西行省参政杨宪改进北宋固有的招商代销制度“入中制”，提出“开中制”，即以“报中、守支、市易”三步骤为主体，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称为开中。在同年，一部分晋南商人开始承包向大同、宣化运粮，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的要求，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之后盐商凭借官府所发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最终再把得到的盐运到政府指定的地区销售。凭借此法，明朝官府的运输成本大减，故将此举向上禀报，而南京的中央政府也同意了对于“开中法”的实施与推广。洪武四年，明朝制定中盐则例。计道路远近，运粮多寡，考虑中纳商人能否获利等因素，以确定粮引兑换额。此后，明廷根据需要，陆续在各地实行纳钞中盐法、纳马中盐法、纳铁中盐法及纳米中茶法、中茶易马法等一系列相关衍生条例，其中，山西依旧是新法的重要推行点之一。

与开中法的推行一同出现的是晋商的崛起，在盐、铁、马等边境贸易巨大的利润的驱动下，晋南与晋东南大量盐商选择前往大同府运粮，平阳、泽潞商帮初步形成，两地商人都是籍地利之便，捷足先登，依靠开中行盐的暴利，很快就积资巨富。久而久之，他们成为整个明代边饷制度中“纳粮中盐”和“屯田供粮”的主导力量。正统年间，朝廷启动“京运银”，由国库直接拨银边镇，听任军士自行购买，如食盐、茶叶、布匹等日用品和边地军民垦殖所需的各种农具等军需物品，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需供给市场和频繁的货币交换体系。这一举措不仅给开中制增添了新内容，而且加快了山西粮盐商人的深度融合，扩大了他们赴边地贸易的产品经销范围，晋商资本由此迅速扩大。

明代晋商的崛起和挫折

“开中法”的推行为晋商带来了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伴随着晋南与泽潞商帮的快速发展，晋商迎来了明代发展的黄金时期。与其他地区商帮的积累不同，晋商群体很早就意识到了政商关系对于商业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其积极回应明代政商合作的关系变化，并适时抓住明廷商业政策调整的一系列机遇。通过官盐私营的手段，晋商逐步扩展其商业影响力，至明中叶，晋商已然占据了大部分明朝北部边境贸易的份额。除此以外，晋商还进一步控制了铁器、茶叶、丝绸等大宗货物的贸易路线，进而迅速致富，称雄商界。

然而，随着明朝统治阶级与官僚群体的日益腐败﹐皇室﹑宦官﹑贵族﹑各地官员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成化以后，山西境内占窝现象愈演愈烈，由于多方利益集团垄断开中制，造成盐引派发量大大增加，超出盐池的产量范围，这样的情况导致大量盐商空有盐票，无盐可领，盐业经营难以为继，原有的开中制度被破坏，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挽救愈发减少的财政收入，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变商人边塞“纳粮中盐”为“纳银中盐”。这一改革在政策上给予了晋商沉重一击，它使得原有的粮-盐运输体系遭遇破坏，晋商迎来了

为了在逆变中求进步、在困局中求生存，晋商做出了移师江淮、贸迁四方、多业经营三个方面的经营战略。为了方便就地贩盐，山西商人组队南下，甚至直接迁居江淮地区的盐池附近。通过贩盐取得初步的资本积累后，晋商扩大了贸易领域，以开中制中的纳铁、纳布等旧例，转向多方位商业贸易。盐政改革后，晋商从边商逐渐转变为内商，边商与内商壁垒的打破让众多山西商人在贸易中有了更多选择。晋商的经营项目也从粮布盐业等内容变成了多行业经营，而且随着经营业务的不断增多，晋商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扩展到浙江、扬州等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成就了“贸易半天下”的格局。

万历四十五年( 1617) ，继“纳粮中盐”“纳银中盐”政策之后，国家盐政管理又一次迎来了“纲运法”改革。袁世振将“积引”内商分别编入十大商纲。如此一来，山西盐商便从明王朝的“代销商”一跃成为“官商一体”的“包销商”。“纲运法”的实施还标志着实力雄厚的晋商“纲商”最终从游散的中小盐商一跃成为官府授权的特许商人。这种“官商一体”的新型合作模式不仅意味着晋商可以源源不断地收获潜在的巨额财富，也意味着晋商作为一个正式的商业集团，其内部成员已出现可“佐国家之急”的“助公”能力。不过，这一系列改革也使得晋商内部的地区性色彩更加鲜明，换言之，万历之后，山西商人内部逐渐分裂为官商与民商，两者在即将到来的明末动乱中走向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明清易代之际晋商的抉择

万历之后，明朝的内部局势更加糜烂，边境地区的军屯大部分都处于荒废阶段，无论是开中制或是纲运法均已经破产，故此晋商群体开展第二次转型，原有的与明朝政府深度绑定的“官商”依旧把持着两淮等地的盐业，但逐渐有民商选择再次回归边境生意，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开始将贸易对象转变为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以盐、粮等货物交换马匹或者金银。凭借对边境商贸的把持，部分晋商基本建立起了明朝对蒙古的庞大商业网络。而在同蒙古做生意同时，一部分张家口晋商觉察到了辽东贸易的潜在价值，为此一小部分私商开始与女真人接触。

恰逢此时的后金国内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多次南下掠夺明朝所得的财货让后金并不缺乏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然而东北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及物资粮食的匮乏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物价飞速膨胀。为解决建国之初的危机，皇太极要求八旗内部派出专人和蒙东及漠南地区的蒙古部落以及朝鲜进行商业贸易。天聪六年正月，八旗官员前往朝鲜采购青布。随后，八旗各部开始将贸易权力下放至更有经验的各旗旗商，根据崇德三年（1638年）二月八旗各大小章京派人采买物资的情况来看，掌握后金对外贸易的群体多为汉人包衣以及部分内务府官商。自然而然地，后金商人与部分晋商在漠南地区进行了接触。

有趣的是，晋商与女真人此前并不是毫无接触，前文中提到过，明中叶后，晋商基本控制了明朝的北方边境贸易，长城沿线本身就是晋商最活跃的地区，而辽东地区也以晋商最为活跃，明末官员倪元璐曾称：“尔时辽东千里，多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数千万，人皆兵，商马数千万匹，堪战，不惟富，而且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晋商早就投靠了女真人，双方只是一般的贸易关系，而在努尔哈赤建国以后，双方的贸易也就被切断，大部分晋商从辽东地区撤出，从此大部分晋商脱离了东北边境贸易。而且晋商还在随后的明金战争中起到了传递情报的作用，如在明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二月初八日，明朝位于鸭绿江口的东江镇传报：“听山西客商赵姓人来到本岛（皮岛）言说传闻，上年十月份，西鞑诱引奴贼前向喜峰口，与天兵战，奴贼大败等情，得此前项说话出自于走回之言，或闻于客商之传虚。”

但空白的市场份额总会有人补齐，天聪六年以后，后金的商贸范围逐步扩大，随着后金军队对蒙古林丹汗的攻势，后金基本控制了全部的漠南蒙古，从而接管了原先蒙古的控制权，为了打开边关市场，大量后金商人以蒙古互市的名义前往明朝贸易。而明朝边军对此也是来者不拒，双方虽然都清楚对方的实际身份，但都保持着基本的贸易往来，而部分晋商在这一时期充当起了政府白手套的作用。明朝期望从后金的贸易差价中收回此前数次流失的财货，后金则指望从边境地区的贸易中收获更多的物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在宣化长期经营的八家商人，据乾隆《宣化府志》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子孙自言，本朝隆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其中主要以介休商人范永斗为首，这一小部分晋商充当起了明朝对塞北的贸易主体，而他们本身从中获取暴利，以比晋南商帮无法想象的速度完成了财富的积累。

但是要清晰的认识到，明末与清朝贸易的是原先明代晋商中并不起眼的晋中商帮，并不是整个晋商群体，且整个贸易流程是在明边军的监督之下完成的。崇祯年间，宣大总督卢象升以及杨嗣昌等人的上疏都说明了明代中央政府明确清楚关外后金是以蒙古的名义进行边境贸易的。如此说来，部分晋商与后金进行接触，也就谈不上“卖国”二字了。而明末部分晋商与后金之间的贸易行为，深刻影响了清代晋商的发展历程，确切的说，从清朝建国之后，晋商的发展就形成了以皇商为先机，民间商人后来居上的发展格局。

清代晋商的黄金时期

1644年清军入关，随即开始了对于明朝残余势力的征伐。而原先与后金进行贸易的八大商人被晋升为内务府商人。以其中势力最大的范永斗为例，原先不过是宣化地区较大的粮商之一，但自从开展了与后金的边境贸易后，其家产迅速扩张。买办供应皇室所需物资材料，顺治时期，介休范氏一族被赏“赐产张家口为世业”，随后其一族的生意基本以政府的名义介入，大多为垄断暴利行业。初期，范氏一族掌握了关外辽参的销售渠道，同时还将盐业生意从晋南泽潞商帮手中夺走，垄断了北方河东，长芦两座大型盐场。到第三代范毓瑸时期，介休范氏更是承包了清军在蒙古的大部分军粮运输，从而获得了从二品太仆寺卿的官位，进而与政府高度绑定，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商。而其他获封内务府商人称号的晋商同样迎来了高速发展时期，王氏、田氏等一众皇商将子弟送入官府，加深和清政府的关系，建立起一张遍及边境、紫禁城、地方政府的情报网络。清初，由于政府铸钱导致铜料紧张，各大皇商纷纷承包各地铜矿经营权，范家更是远赴日本开启海外铜矿市场，垄断经营权长达80余年。很快，在乾隆朝时，山西皇商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刻。各大皇商各有所长，其商业据点包含海内外，更是完全垄断了内外蒙古同中原的商路，建立起了一个集矿产、物流运输、特产、战略物资为一体的商业帝国，皇商们就此迎来了自己的顶点。

可是繁华过后就是一地鸡毛，在商业效益达到高峰后，各地皇商的垄断行业普遍出现了问题，我们仍以介休范氏为例：范家在为清廷节约大量费用的同时，因运价太低，运输损耗严重，一直负债经营。乾隆三年（1738），范毓馪再次奉命采办日本铜矿，然而当地铜价大涨，范家立刻遭受巨大损失。乾隆八年后，范家改为向清政府借帑办铜。到乾隆十三年（1948），范家为清军采办军粮事宜结束，前后长达20余年，累计欠户部银172万两之巨。这时，对日铜贸易已陷亏本境地，且越积越重。据范清注向朝廷呈述：“共欠帑银337.1万余两。历年完过289.1万余两，尚有未完银47.5万余两。……其所缺银两，俱以高利贷借，愈累愈深。虽采办洋铜现无贻误，而东挪西凑，实出万难。”在皇商们再不能向过去一样为政府敛财，补充内务府资金后，清政府的屠刀毫不犹豫地挥向这些“肥猪”。乾隆三十年以后，因为原有盐业也因资金短绌等原因仍不景气，清廷逐渐开展查抄各家欠银，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各大晋商均“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范氏一族“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被清政府革除在内务府、户部等官职，满门查抄。显赫一时的“八大皇商”至此终结。不过，晋商真正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因为皇商的覆灭而结束，恰恰相反，晋商在清朝中期迎来了辉煌时刻。

尽管皇商占据了各地的商贸路线，但民间商人依旧顽强的生长着。大量山西商人选择向周边各省辐射，成为居无定所的行商。在两浙、云南、长芦、河东、四川、福建等其他盐场，晋商亦有贩运，执全国大半盐场之牛耳。为了从内务府中抢夺市场，晋商多向政府大量捐输白银，以补充政府军需、赈济、河工等不足。就在皇商们疯狂扩展其影响力的同时，民商们真正将晋商的种子播撒到大江南北：在归化城，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获得了很高的利润，建立起了如“大盛魁”此类的商业组织；在宁夏，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恰克图进入历史舞台。俄方在恰克图修建恰克图城，中方紧挨着恰克图城修建“买卖城”，成立互市，同俄国人进行远东贸易。恰克图买卖城开市之后，贸易十分兴盛。恰克图贸易的中方主体就是以晋商为主，第一次参加恰克图贸易的有四家商号，全是山西人。清朝在恰克图沿用边关互市的“照票制”，规定内地商民至库伦时，经商的人员、车辆、货物等都需要登记查验后给执照。在此制度下，大批山西商人涌向恰克图，在雍正年初恰克图仅有几家商号，到嘉庆年间恰克图已经有六十余家商号，道光年间又增加到一百余家。中国输入俄国的毛皮，俄国输入中国的茶叶、丝绸、布匹等。在中俄贸易中，晋商中的民商迅速发展，诞生了许多著名商号，以自身实力和特色经营，经久不衰，辉耀百年。长达三百年的中俄贸易，不仅为国家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商道，而且同时还催生了近代中国金融的先声——票号。

在晋商商业活动愈发复杂和多样的条件下，山西商人催生出了新型的经营方式和运营思路，票号应运而生。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是作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求成立的一种金融机构，目的是通过汇兑业务来辅助商贸金融体系的完善。当时晋商开辟的蒙古沙俄商路运程达到万里以上，随着双方资金投入巨大，出现了资金周转时间长久的问题，当时以账局为主的融资方式无法满足晋商贸易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加之镖局运送现银费时误事，安全性较差，以镖局运送的现银结算方式已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于是专门面对汇兑的山西票号产业也因此出现。道光初年，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在晋中平遥县成立，很快其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见新创票号的巨大利润，其余晋商也纷纷跟进，原任日升昌票号副经理的毛鸿翙跳槽至蔚泰厚绸布庄经理，协助财东介休侯氏将其所开办的蔚泰厚绸布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布庄、新泰厚绸布庄、蔚丰厚绸缎庄均改组为票号，并形成以蔚泰厚为首的“蔚”字五联号，在随后数年间大获其利。不久“凡长江各埠茶庄、典当、绸缎、丝布业，及京津一带皮毛杂货业之晋人，群起仿办，往往于本号附设票庄。”在各地晋商的推动下，中国逐步产生了近代金融业的萌芽，一个“白银帝国”诞生了。

晋商的衰落

晋商作为与政权联系十分紧密的商业社会团体，其发展脉络与朝代变化息息相关。换言之，一旦其依附的政权出现动荡或是衰落，晋商群体也将会面对巨大的危机。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后，晋商的商业霸主地位遭受了冲击，在英、俄等国的商业倾销下，晋商逐步丢失了不少海外市场加之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从根本上动摇了晋商发展的经济基础，晋商呈现衰落之态。

侵略者带来的经济侵略更是给晋商团体的商业版图带来灭顶之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享受税收减免和水路交通便利，贩运成本降低，甚至能深入中国腹地生产倾销货物，在中国获取了远较晋商优越的经商特权。与俄商相比，晋商仍需交付高于俄商十倍的税金，同时只能使用遥远艰苦的陆路运输。1868年，在俄商的强烈打压下，在恰克图经营的晋商商号由原来的一百多家下降到只剩四家。晋商请求清廷赋予其深入俄国领土的权利，并再次要求放宽边贸政策以降低成本，方便与俄国商贾开展长期竞争。然而，清政府拒绝了晋商的请求，恰克图贸易至此陷入危机。同一时期，俄国单方面增加贸易税收，在内忧外患之下，晋商最终损失惨重。

此外，清政府由于深陷财政危机，因此不得不大量从山西票号中掠夺财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反而成为了山西票号的主营业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通过各种捐输手段，加大对晋商的压榨与剥削力度，最终逼迫晋商掏出二百余万白银代为赔偿。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武力镇压起义，清政府又向全国各省筹集近四百万两，其中山西一省的捐款就占捐款总量的70%。随后，由于各地间起义不断，战乱频发，混乱的局势使得晋商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在战乱中日升昌等众多票号、会馆被打砸抢烧，损失不断，被迫倒闭，百年积蓄毁于一旦。而紧随其来的辛亥革命彻底敲响了数百年晋商的丧钟，革命爆发后，向各省借贷款项的票号钱款无法收回，同时各省在动荡的局势下滥发纸币，导致存款者纷纷挤兑现银，加剧了票号的损失，山西票号最终失去大势无力回天。

除了上文中所提出的外部原因，晋商的衰落也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山西票号利用其与封建官吏的交结，对扩大业务和谋取利润带来了好处。如各省解部款项，原来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户部解款。但是手续繁杂，户部财库人员常常挑剔、刁难。山西票号却不同，他们上结尚书、郎中，下交门房、库兵，手续娴熟，关系甚广，交款毫无阻挡。所以各省皆把通过山西票号解款，视为捷径。由此，晋商成为清末商人中最保守落后的一群代表，他们的大量商业行为依靠着官商勾结、搞垄断和特权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于投资或再生产，而是运回老家修宅买地。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其资本投向产业却是个别现象，而且多在民国初期，并未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领域。

晋商的遗产与影响

总而言之，晋商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商业史中具有特殊历史地位。晋商通过经营发展，加强了我国多个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而且因为山西地区的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所以很多山西人在外出经商获利之后，还会携资归乡对当地进行反哺。晋商通过打通商路以及长途贩卖等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大地区对于贸易的看法，由此来看，晋商的历史地位以及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可小觑。